今天是2013年1月30日。上午10點，到龍華殯儀館向正來兄做最后的告別。好像來了幾百人，主要是正來兄的親人、朋友、同事，還有一些官員。無數的挽聯、花圈、白色或淡黃色的鮮花。正來兄安臥在鮮花叢中，神態比平日憔悴，花白的頭發也比平時稍長一些。哀樂低徊，使憂傷者的心更加憂傷。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獻花，向正來兄的親人們表達慰問——能做的事情似乎只有這些。
固然，“萬事無不盡”，人固有一死，但老鄧走時年僅56歲，實在太早了一些。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也有太多才智沒能貢獻給社會。
人們常說，50歲以后就很難再交新朋友，而老鄧就是我50歲之后才交的極少數新朋友之一，也是我在上海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老鄧的離去，令我深感憂傷、孤單和無助。
我在20年前即已認識老鄧，那是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學術晚餐會上。遙想當年，老鄧雖然比我年輕，自稱學術個體戶，但卻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論道，說話氣吞河岳，將我這樣講師銜的大學普通教師，著實沒看在眼里。此后我們自然不會有任何聯系。但山不轉水轉，想不到在十好幾年后我們會先后來到上海，并且一見如故，彼此視為知己。從此老鄧與我們這些都與復旦有淵源的一撥學人，就經常把酒臨風，縱談學問和天下大事小事。其間說事最積極者，恐怕要數老鄧。
我欽佩老鄧在中國當代這樣的鍍金時代，能從年輕時起就醉心學術。在中國知識分子能從事的行業中，搞學術是最苦的，老鄧研究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都很強。他不屑于在官場摸爬，做官能否有前途不好說，但他若經商或辦實業，我看幾乎肯定能賺大錢。過去我一直傾向于認為，中國人只有那些年輕時無能力掙錢、無門路做官者，才會端人文社會科學這個飯碗。看來這個認識不全面。老鄧從20-30歲起，就醉心于學問，一生心無旁騖，實屬罕見。相對而言，我年輕時選擇做學術，基本上是因為別無其它路走。
老鄧的學術人生以翻譯起家，在這個領域，他對法學和政治學貢獻很大。翻譯法學、政治學著作在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原因在于，中國政治學、法學的進步，端賴向西方政治學、法學學習，而那時中國學者外文閱讀能力普遍較差，外文書籍也缺乏，相關專業的師生主要只能透過翻譯的書籍來學習。中國社會科學的進步同西方社會科學的關系，與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同西方自然科學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一樣的。離開歐美，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只能長期在黑暗中摸索，很難有真正的進步。我知道很多人反感這個看法，但我不敢違反實事求是的精神講假話。
我得承認，原以為老鄧翻譯的作品我都讀過，最近查了一些他的翻譯作品清單，發現他翻譯的作品比我原來知道的數量多。
老鄧的研究活動，涉及的都是宏大理論，對他的那些作品，我閱讀得不多，肯定把握得也不準。不過，在我印象中，他的研究活動是與翻譯活動密切結合的，這點決定了他較早研究的是西方的東西。他最先是致力于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研究，后來集中研究西方現代政治哲學，尤其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強調維護個人的自主性，維護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
到了21世紀，老鄧的研究似乎轉向了全球化與學術自主性問題，其基本主張是立足中國，但把中國放在全球格局中來看待。他抱負很偉大，要推動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超越西方話語霸權，要在世界范圍內為中國社科研究奪取話語權。但是，學術研究畢竟是個人化的活動，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統一行動的中國社科界。因此，老鄧的學術自主性和超越西方霸權，主要只能表現為請一些歐美日頂尖學者來中國開研討會。因為專業隔閡和語言障礙等原因，中外學者在會上還是只能各說各的話。當然，中外學者深層的溝通肯定有，但那只能由不同個人在會下自主進行。
有人說，看老鄧的書不知道他持何種價值觀。我看，這不是問題。在我看來，他在價值觀上可謂一個自由主義者，只不過由于他生活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往往沒有明說、或表達方式帶有中國特點而已。他花那樣大力氣翻譯、研究哈耶克，顯然不是因為要批判和否定哈耶克，而是因為推崇進而要介紹哈耶克的思想。另外，一個學者的價值觀不僅反映在其論著中，而是更多更直觀地反映在自己的生命歷程和日常言行中。以我對老鄧著作、人生和言行的了解，老鄧其實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價值觀甚至可能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屬于新自由主義范疇。希望老鄧的研究者和朋友不把我這個論斷看成對老鄧的貶低。
我還不只一次聽人議論，說老鄧搞的東西太宏大，不貼近中國實際，不知其對中國、對中國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意義。確實，老鄧有時說話好像是要超越中國或任何一個具體國家，要做世界學者，像歷史上的世界公民一樣。其實不是這樣，他對自己的國家有極深切的現實關懷。學問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存在的，老鄧的學問都是為了解決中國政治法律生活和學術研究中的問題而形成和發展的。這一點，孤立地看不明顯，綜合地看脈絡很清晰。當然，他是學者和理論家，解決中國的問題有其特定的思路和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匠人式法律學者或一些國家機關官員。
在學風方面，我十分贊賞老鄧兩句話。其中一句話是“人不正則無氣象，無氣象則無學問”。這里的學問指的是真學問，即能實事求是解釋世界和幫助人們提高生活品質的知識或理論，絕非寫出書來就算學問、發表了論文就算學問。他的另一句話是強調學者“要有獨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賴于一方，又不與他對抗”。從“不依賴一方”解說獨立人格好理解，從“不與他對抗”角度解說獨立人格有些不好理解。我想，通俗一點講，“不與他對抗”，不是指別人扭曲你的人格你也不抵抗，而是說不能“逢x必反”，“逢x必反”看起來是不依賴一方，但實際上依賴著其對立面，屬失去獨立人格的一種非典型表現。當然，談人格不同于談政黨政治，它們兩者不適用同樣的原理。
老鄧是敬業和忠于學術事業的典范。他每年至少組織兩次大型學術會議，參與者都是國內外有影響甚至最有影響的學者，邀請和組織這樣的學術會議的工作量很大。我估計，大多數人都得他親自寫信聯系，因為現在邀人開會非常不容易。
見微知著，我從老鄧處理一些事情的細節中可悟出辦這樣的會議有多費力。以2012年兩次會議為例，我查了電訊往來，它們記錄了老鄧的較典型做法。一次是這年3月24-25日的“滬上、滬外著名學者評議上海學術”年度學術論壇，他們高研院發了通知，我因更早確定的憲法學會議不能出席他的會議，實話實說了。老鄧馬上回電，稱兄道弟之后是批評，說“這樣不妥呀!我老鄧最主要地就是聽你的發言并發表3000字到4000字的評議，你必須來。如果實在不行，你也必須交一份3-4千字的評議文章，上海的法學應該更好地發展。”我說我去武漢開會包括回家看老母，春節去日本欠了賬，必須回。老鄧又來電：“那我就理解了，孝是最緊要的。但是老鄧的文章不能推了，這是我最期盼的。拜托。請在會議前發給我，我算你參加。”沒辦法，我只好找助手幫忙，一起趕寫。這年他主辦的另一次重要會議是12月22-23日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協調發展”年度學術論壇。這次會議，高研院邀請之后，老鄧的“命令”就到了：“這次我邀請你來參加我的會議，在更大的場合講你的觀點，必須來!盡快回復，我好安排重要時間讓你講。”
老鄧召開開的會參加者至少大幾十人，有時上百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在同一時間把那么多人都找來，得有多大面子，他得費多少事、費多少時間!更何況，他一年還得寫那么多文章!人吃不消啊。
現在想起2012年12月22晚餐時老鄧和我的對話，心里就很難過。那天他端著一小杯茅臺走到我跟前說：“之偉兄，感謝你支持這次會議，我們把這杯干了吧!”當時旁邊沒人，我看他臉色不好，就說我身體不是特別好，白酒不行了。老鄧答：“我胃已經出血了，我還在陪朋友們喝。”我說千萬不要再喝了，胃出血與喝白酒關系很大。應該去醫院看看。”老鄧說：“主要是太累。”好在這一杯酒我們最后只是在嘴唇上沾了沾，都沒喝。
然后老鄧又說，當晚想和我聊聊。我們約好時間在他房間見面喝茶，談了約半小時，主要涉及到上海后工作和人際關系上的一些事。我至今不知他老兄談這些內容之用意。后來清華大學張小勁教授來了，老鄧還在為我的工作環境操心，幫我規劃將來的發展。今天，在老鄧追悼儀式上我又見到了小勁教授，我們說到那晚與老鄧此生最后的聚談，感慨無限，相對唏噓不已。
令我特別感動的是，2011年由于我的言論觸及了薄、王痛處，老鄧擔心我人身自由處在危險中，多次提到為我“壓驚”。記得2012年新年過后不久，在薄、王敗局初現之時，我出席復旦大學諸教授舉辦的神仙晚餐會。我那天遲到，剛進門，老鄧就率先站起來，與眾朋友一起舉杯為我“壓驚”，恭賀我“安全了”!此前老鄧與我一樣，一直對重慶當權者的無法無天耿耿于懷，記得某人“踹斷他爹三根肋骨”的故事，就是2009年他最先在神仙晚餐會上講出來的。老鄧一直深信我處在危險中，只因為怕我壓力太大沒有直說。患難之交啊!
老鄧是一個臨死還為別人著想的人。2013年元旦，我們最后一次聚會，目的是為他加油。他特別說到，胃癌太可怕了，不知不覺就可以走到晚期，他說希望有機會呼吁所有人都注意這個事，到了一定年齡一定要去做胃鏡。他還說，要告訴大家無痛胃鏡一點也不疼。那天我們10多人有一最后的合影，我坐在他邊上，緊緊抓著他的手，好像抓住手就能抓住他生命一樣。又還想起1月5日，我說要去醫院看他，他讓助手孫國東博士對我說，最好8日下午4點去，他希望我與周國平教授一起與他見面，他好介紹我們認識。
1月8日下午4點半左右，我和老鄧見了面，一起見的有他夫人和女兒。我是與社會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三位教授一起見的，周教授頭一天來看過他了。那天老鄧已經很虛弱了，講話沒有力氣，按規定我們只能在那里呆幾分鐘。臨別時我再次握住他已然無力的手，說過幾天再來看他。他衰弱極了，但還怕我花錢，有氣無力地要我再不要拿鮮花來。沒想到這是我與他生前最后一次見面。
1月24日清晨7點20分，當老鄧已于30分鐘前離世的噩耗傳來時，我驚慌和發呆了好幾分鐘。
老鄧之所以走得這樣早，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把事業看得太重，為這工作那工作拖延了上醫院的時間。記得某次我上某家為特殊階層服務的醫院時獲知，那里去世的人平均年齡88歲。別的不說，這一點知識階層的人們一定要向那個階層的人們學習。我常想，知識分子沒必要把學問看得那么重，大家累死累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們皓首窮經、蠟燭成灰、春蠶到死，到底于民主、法治、人權、憲政和改革能不能有一點助益?!我對此常有懷疑。
寫完這句話，想想老鄧，忍不住掩面涕泣。
祈愿正來兄在天之靈安息。
(2013年1月30日23時初稿，凌晨零點35分校對修訂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