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湘：從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昭示）》，伴隨著持續(xù)的革命與變革，如今中國憲政已經(jīng)走過了100年。回眸百年憲政之路，基本上是一條挫折，挫折，再挫折之路，以至于有人哀嘆，在中國憲政之道非常道。分析原因，這個西方世界的舶來品，中國是否有適合它生長的土壤，中國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里，能否開出現(xiàn)代的憲政之花，中國知識分子在探索立憲道路過程中的種種探索和努力，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有關(guān)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很榮幸地邀請到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先生。
王人博，中國法學界強有力之人物，山東萊西人，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現(xiàn)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王先生教書之余，不斷著書立說，與程燎原合著的《法治論》，內(nèi)容頗有深度和創(chuàng)新，是上個世紀80年代在國內(nèi)外法學界極有影響的一本學術(shù)專著，個人著作《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和《憲政的中國之道》，也廣受學界好評。
中國和江湖之間有密切的聯(lián)系
王魯湘：王先生，剛才送了我一本小冊子，他自稱是小冊子，我翻了一下，這里頭都基本上是王先生教書和思考的那一些巨著之余，寫的一些短札之類的，札記之類的東西，但是我看其中多數(shù)也還是和憲法和法政有關(guān)系，其中有些題目非常有意思，像《敘拉古的誘惑》、《蘇格拉底的洞穴》，這些東西非常有意思。我特別注意到，王先生的文采非常地豐富，他的自序里頭有這么一段話，我念一下，非常地好，中國是一個奇妙的地方，壯士登高譽之為神州，英雄落難視之為江湖，思中國，也就是想江湖，誰說教師的三尺講臺，法學家的小圈子就不是江湖呢？江湖上行走，身不由己也是自然的。就是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是吧？
王魯湘：那么您怎么覺得中國和江湖之間有這么密切的聯(lián)系呢？
王人博：我認為中國按照吳思的一個解釋，就說咱們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自古以來潛規(guī)則挺起作用的，就說行有行規(guī)，江湖有江湖的規(guī)則，咱們中國這個潛規(guī)則，恰好跟江湖那種講的規(guī)則有點相類似。江湖，本來按照我們的正規(guī)的一個解釋的話，自古以來有兩個社會，一個官府社會，一個江湖社會。
那么這就是金庸先生最擅長的那樣一個。實際這兩個社會是相通的，就說一個江湖社會可能從一個官府社會也吸取了很多的規(guī)則，咱們官府社會向江湖也借取了很多的規(guī)則，這兩個完全是相互的，總的來講，中國的這個國家，這樣一個性格，我認為確實是這樣，江湖性比較強。
王魯湘：另外我們知道這個社會，一般說我們有一個白社會，有一個黑社會，還有一個可能介于黑白之間的一個灰社會，這個恐怕在人類社會每一個國家都差不多，包括像美國這樣的法治社會，我們看它電影里頭也有很多的江湖社會存在。
王人博：對，而且我認為就說，美國那種黑社會，它更像黑社會，從意大利移民過來的那些人，我們看過很多這方面美國黑社會的影片，像最著名的就是《教父》。
我認為他那樣一個人物的刻畫，包括它那種敘事方式，可能更符合西方人的一種審美，或者西方人的這樣一個黑社會的組織結(jié)構(gòu)，跟咱們中國的可能不太一樣，更多的是義氣，是吧？兩肋插刀的那樣一種英雄氣概，或者叫江湖義氣。還是不太一樣。
王魯湘：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物出現(xiàn)或者發(fā)生100年，肯定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我想這個包括我們現(xiàn)在正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的朋友們，可能你們真的不會注意到，今年2008年是中國憲政改革100周年。你們可能會記住很多的100周年，但是這個100周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記住它，也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多么重要的一個日子，或者是一個多么重要的一個值得紀念的年度，或者是對中國的歷史是多么有意義的一個歷史事件，在100年以前曾經(jīng)發(fā)生了。那么作為研究中國憲政文化的一個主力學者，當然王人博先生是不會忘記的，所謂在中國憲政之路走了100年的今年，您有什么感慨？
王人博：感慨頗多，我說要來表達的話，幾個字就夠了，就是長嘆一聲。
實際上我在這個小冊子后面寫了幾句話，我說中國的憲政主義者跟美國的憲政主義者是不一樣的，美國的憲政主義者，他是美國一個成功的產(chǎn)物，而中國的憲政主義者，那是指近代以來，中國遭受一系列挫折的一個結(jié)果，我們只能說這100年，中國還在路上，在憲政的路上，所以說憲政這個概念，表達我們中國人的生活，表達我們中國的社會和國家的話，應(yīng)該是在路上的這樣一個概念，一個進行時，我們中國人確實因為想得太多，對憲政，想得太重，所以說這種挫折感就很大，因為它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你越想它，它離你越遠，這是可能咱們中國人知識分子，特別是從事政法學術(shù)研究的知識分子的一種痛苦之源。
嚴復(fù) 胡適對憲政的思考留給今人怎樣的啟示？
王人博：今天我講的題目是中國憲政百年的思考。那么這樣的一種思考在這么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nèi)，要把100年的中國人所思所想所行，要把它完全表達清楚，我認為這挺困難的。所以我想我們談這樣一個百年的歷程，我想可能我們最好的方式還是選取幾個點。這種思考可能大體上可以分為兩條線索，一條是從制度，規(guī)范，那么另一條線是一條思想史的線，我們可以從一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思考者，他們怎么來思考憲政的，他們思想的范式是什么。他們那樣一種思考對我們各位，以及對喜歡憲政，熱愛憲政的人，一種思考，有沒有幫助？我想這個可能也是一條線索。
那么我今天講的，可能就按照第二條線索來講。之所以選擇一個思想史的這條線，這跟我的認知有關(guān)系，我認為思想總是比制度更重要，先有思想，后有制度，一個東西你沒想到，你不可能做成，以思想為先導(dǎo)，所以說我認為思想比制度重要。那么從一個思想史來看待100年的話，我認為我們可以選取幾個人物，幾個有符號意義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來講，可能更合適。當然在100年當中，對中國的憲政問題有深刻的思考的學者、學人，那是非常多的。從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一直到今天，這100多年來，咱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政治家，思考憲政的人，確實不知其數(shù)的，但是我認為在這么眾多的思考者里面，我選出了兩個人，一個是嚴復(fù)，一個是胡適。我想以這兩個思考者為樣本，來看看我們中國人是如何思考憲政問題的。
我為什么選擇這兩個人呢？我認為選嚴復(fù)，嚴復(fù)他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思考的范式，他還是影響著我們中國今天的對憲政的思考，特別是政治家的行列，我認為我們政治家更多地還生活在嚴復(fù)的時代。那么選取胡適先生，他自身就把自己定義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當然他對憲政問題思考得更深更切。換句話說，胡適本身對中國的憲政思考里面他就是一個符號，他那種樂觀主義的精神，那種至死不悔的精神，對憲政的一種信仰般的熱愛，那么這些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當下的知識分子，我認為更多的是一種鼓勵，對他也是一種緬懷。換句話說，我認為胡適，選這個點，他可能能代表我們今天研習憲法學、憲政學，研習法學的人的一個主流的話語吧。他的符號的意義非常的大。總的來講，我認為選取這兩位，可以代表我們100年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的思考者的這樣一種思考的類型。
中國憲政試驗折射出近代知識分子怎樣的心路歷程？
先講嚴復(fù)。嚴復(fù)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對中國憲政的一個思考，可以用一個斷語式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富強為體，憲政為用，他的一生就在探求、尋求西方富強的奧秘。所以說嚴復(fù)從國家富強的這樣一個目標的追求里面，導(dǎo)引出了他的憲政的思考。所以下面我給大家講嚴復(fù)他這個邏輯，他怎么從富強能夠?qū)б鲆粋�憲政的思想出來，一個憲政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嚴復(fù)有本書，這本書對中國人影響很大的一本書，叫《天演論》。我總認為《天演論》是表達嚴復(fù)的進化主義的一個最好的標本，那么這本書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當然除了這本書之外，嚴復(fù)還寫了很多重要的文章，我認為嚴復(fù)的價值，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中國式的現(xiàn)代國家觀，他從進化主義這樣一個路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觀。我認為它有兩點，是值得今天我們?nèi)リP(guān)注的。大家都知道《天演論》有兩句斷語式的話，這是咱們中國人印象最深的，也對我們中國人影響最大的兩句話，一句話叫物競天擇，那么另一句話叫，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實際上我認為《天演論》它的最大的價值就體現(xiàn)這兩句話。
那么怎么導(dǎo)引出一個憲政思想出來呢？嚴復(fù)的《天演論》，從這兩句話的敘述，使它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說你怎么能夠去解釋天演，解釋進化的這樣一個根據(jù)，后來他用了一個概念，叫運會，運氣的運，開會的會，用運會這樣一個概念來解釋，運會這個詞就相當于進化，進化是一個過程，運會這個概念就包含了所有進化過程的要素，嚴復(fù)自始至終都認為，運會是代表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從上到下的一個過程。換句話說，進化它是分階段的，所以說要符合進化這樣一個概念，它必須加入個時間概念進來，換句話說，它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nèi)來進行，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內(nèi)來進行，所以我們把從低級到高級，從上到下，就是進化的過程，而嚴復(fù)總是去理解，他把從低級到高級這樣一個進化的過程，加入了一個價值的判斷，他認為高級，從低級到高級，高級肯定優(yōu)于低級，當然這個表達，說實話肯定不符合生物學的進化論的這樣一個規(guī)則，因為生物進化說，生物從低級，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它就表達了一個進化的事實，它并不帶有價值的判斷，或哪個更好，而嚴復(fù)，他把它進化的這樣一個生物學的進化的原理，放到人類社會來看的話，他確實加入了一個價值判斷，就是他更看重進化的后面這個階段，進化的后面這個階段，肯定是優(yōu)于前面那個階段。這是一個過程，一個時間概念。
你比如說，他把國家看成了一個進化的結(jié)果，國家的進化就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處于最初進化階段的叫圖騰社會，這是嚴復(fù)的一個判斷，當然是從甄克思過來的，大家都知道他翻譯過甄克思的書，那么第二個階段，進化第二個階段，就是宗法社會，就像中國，他認為中國從秦以后，它就是個宗法社會，而代表著進化最高階段的西方，就進入一個軍國社會，軍就是軍隊的軍，國就是國家的國，軍國社會，這是進化的最高階段，所以嚴復(fù)他的進化論，表達了一種價值判斷。
那么中國既然出來一個宗法的進化階段，那中國怎么成為一個跟西方實力上道德上能夠平坐的、受到西方尊重的一個國家呢？他認為在這一個進化的階段里面，只要我們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在運會面前，我們能充分地發(fā)揮我們中國人的那種創(chuàng)造力，或者說配置一定的制度，配置一定的制度，我們可以趕上去的，換句話說，進化論本來就包含著后來者居上的這樣一個意思，他必須要解釋清楚，你現(xiàn)在雖然落后，但是經(jīng)過自己的努力，肯定會趕上西方，這是嚴復(fù)的一個強烈的信念。
那么后來者怎么居上呢？換句話說，嚴復(fù)從他的《天演論》，從他的《原強》這篇重要的文章，他怎么發(fā)現(xiàn)了西方的富強的奧秘的？剛才我表達了，嚴復(fù)的一生都在尋求西方的這樣一個奧秘，富強的奧秘，為什么西方比我們強，它強的根源在哪，這是嚴復(fù)一生都在探求的一個問題。結(jié)果他從英國發(fā)現(xiàn)了這個奧秘，他認為大英帝國之所以很強大，那是因為英國人有自由，他認為自由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嚴復(fù)說，人都是自私的，自私帶來了自由，因為人很自私，所以說，人都喜歡自己經(jīng)營自己，叫自營，就是經(jīng)營的營，自營，所以從自營到自治，既然要自己經(jīng)營自己，那毫無疑問，人最終還是追求自治的，不喜歡他治，喜歡自治，所以英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每個個人都有充分的自由。
按照嚴復(fù)的理解，自由為什么能造就英國的強大，他認為自由有利于力的釋放，力量的力，力的釋放，用我們經(jīng)驗的話來講是什么呢，嚴復(fù)認為，自由有利于充分調(diào)動我們?nèi)说姆e極性和我們的創(chuàng)造性，一個受壓制的人，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創(chuàng)造性和積極性。這是嚴復(fù)的一個，從英國的發(fā)現(xiàn)，英國有自由，自由有利于我們?nèi)说膭?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積極性的調(diào)動。當然嚴復(fù)后來又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光有自由，這個每個人的自由，未必會成為一種合力，能導(dǎo)致國家富強的合力，也可能是一個分散力，不是一個合力，后來那個什么，嚴復(fù)又在英國的歷史、英國的思想家的書里面，又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奧秘，民主。
嚴復(fù)這樣說的，說民主有利于公心，這個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說西方，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它之所以富強，就是因為它有很好的一個協(xié)調(diào)能力，集體的協(xié)調(diào)能力，那么怎么產(chǎn)生這樣一種集體協(xié)調(diào)能力的呢？嚴復(fù)認為，是民主的結(jié)果，說民主有利于公心嘛，換句話說，民主這種制度，可以把從自由導(dǎo)引出來每一個人的那種力量整合為一個向國家富強邁向的這樣一種合力。所以說嚴復(fù)后來，他表達了一句斷語式的對西方奧秘的發(fā)現(xiàn)，他這樣說的，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這句話，我認為他并不是在西方文化的一個價值判斷，只是對西方奧秘，之所以西方比中國強大的一個奧秘的表達。
嚴復(fù)通過一個國家富強目標的追求，他發(fā)現(xiàn)了自由和民主的一個價值，對富強的價值，正是從這樣一個鏈條上，一個邏輯鏈條上，后來嚴復(fù)又引出了，包括開議院，我們今天叫議會，當時叫議院，開議院，立憲法，那么一系列的，我們用今天用憲政這個概念來表達的一系列思想，那么我們把這種思想，稱之為憲政思想，也就是說嚴復(fù)的憲政思想，有個特征，憲政這個概念，包括民主、自由、憲法、議會，那么這些東西在嚴復(fù)的這樣一個邏輯鏈條里面，它是個下位概念，而富強是一個上位概念，也就是說嚴復(fù)發(fā)現(xiàn)，憲政是中國達至富強的唯一的一條道路，富強與憲政，它是道和器的關(guān)系，所以說富強永遠在嚴復(fù)的思想里面處于一個上位概念，所以說嚴復(fù)的這樣一個路徑，這樣一種憲政思想，影響了我們中國很多人，影響了好幾代人，我認為我們今天的中國的政治家們，還是分享著嚴復(fù)的這樣一種敘述，這樣一種表達，大家不信去看看咱們中共中央的文件，看看我們的領(lǐng)導(dǎo)人的講話，他都是把富強擺在這樣一個最高的位置上面，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這是我們敘述的一個主流，一個官方的政治家的一個主流話題，我們?yōu)槭裁崔k奧運會，我們?yōu)槭裁茨昴甓际顷割^算賬，我們的GDP又增長了多少，那不就是，還是追求這樣一個民族的振興和國家的富強這樣一個概念。
為什么我們的政治家們對憲政這個概念，使用起來非常的謹慎？那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家，到現(xiàn)在也不敢確定說，憲政真正能夠?qū)е轮袊母粡姡瑢@個問題，他是猶豫不定的，也許憲政是通向富強的一條路，是嗎？還是不是？我認為在這個方面，中國的政治家還是有些不敢確定，所以他表達這個概念非常的謹慎，但是富強，這是中國人的一種情懷，特別是中國政治家的一種情懷。大家如果不信，你翻一翻咱們的現(xiàn)行《憲法》，咱們的現(xiàn)行《憲法》，1982年的現(xiàn)行《憲法》，把中國的國家目標第一位的價值就是富強，大家看看我們的1982《憲法》，現(xiàn)行《憲法》，有過這樣一個表述，我們要把中國建設(shè)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把中國的國家目標設(shè)定，第一位的價值就是富強，第二位才是民主，這恰恰暗合了嚴復(fù)的這樣一個表述，富強為體，憲政為用的這樣一種思想方式。所以說我說我們經(jīng)常感受到，我們還是生活在嚴復(fù)的時代，嚴復(fù)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嚴復(fù)給我們提供的這種現(xiàn)代性的國家觀，現(xiàn)代性的社會觀，今天還有強大的一個生命力，特別在官方，在政治家的這樣一個思想的框架里面。
所以嚴復(fù)代表了一種思考方式，這種思考的方式，我認為，還是到現(xiàn)在，還是影響著我們的政壇，這就是嚴復(fù)。
胡適思想對今天的貢獻
那么繼嚴復(fù)之后，開辟了另一種思考，憲政思考方式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我認為應(yīng)該是胡適。當然胡適跟嚴復(fù)兩人之間，確實在知識上有個傳承關(guān)系，但是胡適畢竟是胡適，我認為他代表了后50年，中國知識界一個主流的思考方向。我先說結(jié)論，再做論證，我認為胡適最大的貢獻，在中國憲政思考的最大的貢獻，就在于他不單把憲政看成一種追求國家富強的一種有用的途徑，有用的工具，更重要的在于，胡適不但把這個看成一個工具，一條道路，更重要的，他把憲政這個東西，看成一個現(xiàn)代國家必須具備的德行，憲政在胡適里面，是個德行概念，不是個工具概念，嚴復(fù)給我們講了，不憲政就不富強，不憲政無富強，而胡適說，不憲政無文明，這個文明就是符合現(xiàn)代文明的這樣一個概念。我認為胡適他的思想，對我們今天的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文化，20多歲的胡適就成了這場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領(lǐng)軍人物。當然今天的學術(shù)界對胡適是不是名副其實的領(lǐng)頭人，大家還有爭論，換句話說，他配不配這樣一個稱號，這些不說，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確實跟胡適是連在一起的。當然關(guān)于這場運動，我們對它的判斷也不一樣。怎么來定性這樣一場運動？各個人有各個人不同的表達。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把這場運動看成是，叫做啟蒙運動。而胡適，他更喜歡把這場運動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fù)興。而李長之先生認為，這兩個概念都不對，啟蒙運動和中國的文藝復(fù)興，這倆概念都不行，都不好，都不確切，為什么呢？因為它是個比賦性概念，它比賦了西方的文藝復(fù)興和啟蒙運動。李長之認為，最好的方式，把這場運動表達為中國文化的外借運動，借東西的借，外借運動，實際上不是中國的文藝復(fù)興，你是向西方學，學西方的文化。但是我更喜歡陳獨秀先生對這場運動的表達，陳獨秀把這場運動稱作為道德革命，或叫倫理革命，道德革命和倫理革命，他看重中華民族這樣一個道德層面，來表達這場運動的意義和訴求，用陳獨秀先生的話來表達的話，那么胡適在這場運動里面，首先從道德層面和倫理層面，為他以后的這種對憲政的思考和觀察打下了一個基礎(chǔ)。
我認為胡適的第二個貢獻，對憲政思考的第二個貢獻，或他的特點，是什么呢？他是憲政思想中國復(fù)述的杰出表達，最杰出的表達。我舉幾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比如說在最困難的時期，在中國最困難的時期，比如說抗戰(zhàn)時期，他就在，都在呼吁說，憲政民主比中國的帝王政治更容易實行，所以他有時候把民主政治稱之為幼兒園政治，就說只要你是一個健全的人，你都可以來實施這樣一種制度，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后來他有一句斷語式的表達，對我們今天，是非常有啟發(fā)意義的，憲政是憲政訓(xùn)練的最好方式，他舉個例子，你要教別人游泳，你必須先下水，你不下水，你怎么能會游泳呢，你不搞憲政，你怎么知道我們不能搞憲政呢，所以說憲政是憲政訓(xùn)練的最好的方式。
第二點，我認為胡適的對中國憲政的思考，一個很大的貢獻，是他不單在思考，而且還身體力行，這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我們法學界和憲法學界，流傳最廣的，就是胡適先生通過各種方式進言給蔣先生，不要再連任三屆總統(tǒng)了，《中華民國的憲法》第47條規(guī)定，總統(tǒng)的連任，只能連任兩屆，一屆六年，到了（1958）年的3月份，蔣介石的第二個任期任滿，但是胡先生發(fā)現(xiàn)蔣介石還想繼續(xù)干總統(tǒng)，所以他通過各種方式，包括跟那個張群，包括到蔣介石家里吃飯，蔣先生請他吃飯，他都跟他談，蔣先生不要再連任了，給中國這個國家留點顏面，請蔣先生能夠遵守《憲法》，既不要連任，也不要修改《憲法》，因為蔣介石要連任，他必須修改那一條，而且國民黨人要動這個念頭，要重新修憲，蔣介石可以連任三屆四屆。
而且胡適也知道蔣介石的心思，所以就勸他。后來蔣介石跟胡適說，我本人說了不算，還是聽聽黨內(nèi)的意見吧，當然黨內(nèi)的意見最后就說，哎呀，蔣先生，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們怎么辦呢，你還是連任吧，當然后來，胡適沒有擋住蔣介石的連任，但他身體力行，他畢竟知道什么在憲政的框架之下，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一個憲政的國家領(lǐng)袖應(yīng)不應(yīng)該修憲，遵憲守憲，我認為這是胡適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給我們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樹立一個很好的榜樣，你不光要寫，要說，還應(yīng)該做，做比說比寫可能更重要。
那么第三點，我認為胡適很重要的貢獻，他作為一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個中國的讀書人，一個知識分子，他為什么對憲政有那樣一個信仰，我認為這就來自于他的一個樂觀主義的這樣一種態(tài)度和樂觀主義的生命信條。胡適一生都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就剛才我說了，即便在中國最艱難最困苦的歲月里，他也沒放棄憲政的這樣一種理想。抗日戰(zhàn)爭時期，大家都知道，他的同行，包括蔣廷黻這些人，都認為中國不符合搞民主，現(xiàn)在應(yīng)該是非常時期嘛，在打仗，應(yīng)該搞獨裁，而胡先生還在呼吁，中國最好的政治就是民主和憲政。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樣的挫折，胡先生都是非常樂觀。
我說他樂觀的根源，有兩點，一個，他個人的氣質(zhì)，他是最具美國氣質(zhì)的一個中國人，這個是次要的，我認為更重要的，胡先生他終生都沒變的一點，他認為西方的倫理道德，西方的文化，跟我們中國的文化，我們中國文化傳統(tǒng)里面，最好、最精華的部分，是可以共通的，換句話說，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可以接納西洋文明的，這是他一生都沒改變的，中國的文化與西洋文明的一個結(jié)合的這樣一種努力，這樣一種信念。我認為這是他樂觀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來源。
胡先生給我們憲政一種思考，給我們提供的一個價值，就是今天中國的一個價值，我們作為一個現(xiàn)代文明的大國，你必須具備這樣一個德行，當然嚴復(fù)給我們提供的就是，不憲政你就不富強，無富強，而胡先生告訴我們，即便憲政跟富強關(guān)系不大，我們也應(yīng)該追求憲政，因為那是個現(xiàn)代國家，衡量一個現(xiàn)代文明國家的一個尺度，一個道德的尺度。我們這樣一種思考，恰恰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路線，或者說代表了兩個階段，嚴復(fù)的那種思考可能更是由我們中國的政治家們來表達的，而胡先生這樣一種表達，可能恰好又是中國今天中國主流的知識分子的一個表達，我認為這100年的思考，在這倆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我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人，也就是因為我看了他兩個符號價值。那么更重要的一點，可能跟我對這兩個人的閱讀也有關(guān)系。我對嚴復(fù)先生的那一份睿智和敏感非常地喜歡。魯迅先生說嚴復(fù)是中國最敏感的人。那么對胡先生這樣一種理性、寬容、樂觀的這樣一種氣質(zhì)，我認為這恰恰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應(yīng)該具備的。100年，在中國的歷史長河里面非常短，我認為在100年的中國的憲政的思考，有值得我們?nèi)ズ芎玫乜偨Y(jié)的地方。我今天的這樣一個講演，也就是一個拋磚引玉的這樣一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