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蔚云一生致力于憲法學研究，先后參與了憲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修改和起草工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和“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yè)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同時，他還在北京大學、澳門科技大學任教，為中國法制建設培養(yǎng)了大量人才，有的學生甚至還成為了某些專業(yè)法領域的領軍人物。
肖蔚云教授生前留影 攝影/李俊東
2011年3月10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莊嚴宣布，黨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工作目標如期完成。1982年通過的現(xiàn)行憲法作為根本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法律體系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內容。
在這一歷史時刻，撫今追昔，當時參加憲法起草的我國著名法學家肖蔚云已是斯人已逝，令人不禁扼腕嘆息。但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做出的貢獻，值得后來者敬仰。
參加現(xiàn)行憲法的起草
肖蔚云，生于1924年，從事憲法學研究近六十年，歷經(jīng)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風云變幻，可以說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見證人。“先生年少時志在文史，但上中學時，受朱自清、聞一多和陳獨秀等進步學者的影響，萌生了對民主的追求。1947年北大在抗戰(zhàn)結束后恢復招生，先生懷著讀書救國理想，放棄了文史專業(yè)，走上了法學之路。”故人駕鶴西去，記者雖無緣見識肖老的風采，但從肖老培養(yǎng)的我國首屆憲法行政法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袁曙宏的回憶中，我們感受到：肖老一生潛心探究民主法治的精神，需要我們這一代人銘記、傳承下去。
1979年，在經(jīng)歷十年浩劫之后，中國痛定思痛，重啟了民主與法制建設之路。1980年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隨后成立了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肖蔚云于1980年至1982年參加了秘書處工作，負責草擬憲法總綱、第三條“民主集中制”和第五條“法制原則”的初稿。對于憲法的修改，肖老參閱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憲法資料，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例如，建議將公民基本權利義務一章放在國家機構的前面；全國人大下設各專門委員會等。
1982年憲法通過后，中英、中葡談判，港澳回歸，國家統(tǒng)一成為了迫在眉睫的大事。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lián)合聲明》。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于澳門問題的聯(lián)合聲明》，這標志著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開始轉化為現(xiàn)實。作為德高望重的憲法學專家，肖蔚云先后被任命為制定香港、澳門基本法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但由于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前無古人，能夠參考的資料少之又少，而涉及的內容則相當廣泛，制定難度可想而知。
“肖老師曾跟我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能有三百天都在忙著法律的調研、起草、座談。”回憶起當時肖老的忙忙碌碌，肖老的學生、北大法學院教授王磊告訴記者，這兩部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立法，飽含著肖老的大量心血。
1990年2月17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時，就曾說過：“你們經(jīng)過近5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著作。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是過去、現(xiàn)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是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杰作。”
“先生以求真務實的精神研究中國憲法體制中的種種法律問題，既著有《憲法學概論》、《論新憲法的新發(fā)展》、《我國現(xiàn)行憲法的誕生》、《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和《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等專著，又撰寫出一百余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在袁曙宏的心目中，用“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評價，實不為過。
但肖老在評價自己走過的80年歷程時卻很謙虛：“做人要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對得起自己，回頭看看能說一句此生無愧。”
1996年2月15日，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籌委會推選委員會小組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小組會由召集人譚耀宗（后右）、肖蔚云（中）和鐘士元主持 攝影/劉建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不知情的人看來，肖老參與國家法制建設的工作繁重，已經(jīng)是鞠躬盡瘁了，但實際上他一天也沒有脫離教學工作，在北大教書五十余載，從本科生到碩士生、博士生，培養(yǎng)學生無數(shù)，可謂桃李滿天下。然而不無遺憾的是，肖老的學生雖大都從事著與法律相關的工作，但現(xiàn)今仍站在教書育人一線的學生卻寥寥無幾了。1987年開始聽肖老講課，之后留校成為肖老的同事，而后又成了肖老博士生的王磊教授告訴記者，如何接過肖老的棒，將肖老的治學精神傳承下去，常常縈繞于他的腦海中。
“肖老治學極嚴，尤其反對學生轉述他人的思想，他強調我們要在前人的觀點上，提煉出自己的。但他又不是一個一味在乎你的觀點有多驚人，或者是有多顛覆的老師，他是那種只要你能自己發(fā)現(xiàn)，哪怕學術上很小的細節(jié)，只要有獨到之處，就能給你鼓勵的老師。若是學生的研究沒新意沒想法，是很難在他手下過關的。”王磊覺得，過去總是聽到肖老說，“你的觀點是什么？”現(xiàn)在回味起來，這里面潛移默化的是一種創(chuàng)新精神。我們的國家要發(fā)展，創(chuàng)新非常重要，而創(chuàng)新人才又源于教育的不斷創(chuàng)新。我現(xiàn)在帶碩士、博士生時，也在借鑒肖老師的這種教學方法，因為沒有創(chuàng)新，學術就沒有發(fā)展。
同時，肖老在教學中還把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注重對法律原義的理解。“對法律原義的重視，卻是我們現(xiàn)在一些專家學者所缺少的。”王磊說，肖老師認為一部法律要想實施好，就需要我們充分理解它的原義。比如法律條文當時為什么這樣寫，在起草時有幾種意見等情況。但現(xiàn)在有的學者根本不去查一查立法時的資料，而是在出現(xiàn)一個問題時想當然的作出結論。比如，學者們在土地立法中對征收和征用兩詞的差異有爭議，但早在2004年，王兆國副委員長在作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就有了解釋，現(xiàn)在有很多不必要的爭論，是對以前法律原義的漠視。
肖老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在參與立法的過程中，把法律原義一字不差地記錄下來，供后人進行研究。“肖老不會用電腦，都是自己親手寫，卻寫得非常清楚、工整，每個字都能認得清。讀肖老師的文章和書籍，更能體會到他的用詞造句非常簡單、嚴謹、準確，不像現(xiàn)在有些人用一些新造的詞語嚇唬別人。而與現(xiàn)在一些教授寫書時與人合寫、掛名等相比，肖老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自己寫的。他希望把每個真實的立法細節(jié)都記錄下來，多為后人留下點參考資料。”王磊告訴記者，當年他在北大法律系讀碩士時，關于憲法的書籍很少，主要就是看王漢斌、肖蔚云等這些參與了憲法起草的專家們寫的文章。比如肖老所著的《我國現(xiàn)行憲法的誕生》，對理解憲法的原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先生對年輕一代憲法學者寄予濃濃深情和殷殷期盼，他曾對我說，十年浩劫使我們喪失了許多寶貴的時間，中國法學要屹立于世界法壇，希望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年輕學者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著眼中國，放眼世界，為中國的法治建設和世界的法學發(fā)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現(xiàn)在已是我國法學界知名人物的袁曙宏每次回憶起肖老的諄諄教導，感受肖老的人品和學問，心緒難以平靜，《史記》中太史公的名言不自覺地回蕩耳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記者 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