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已經忘卻了當初為何會關注起這個帶著點傳奇色彩的學者。仔細想想，那是不久前的事，當我對法學界的學術研究充滿了疑問的時候，偶然看到了《政法論壇》連續四期刊登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基本奠定了鄧正來在我心中大師級的地位。這篇恢宏的論著讓我想起另外一位大師級人物——已故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楊小凱在十七歲的時候，發表過一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的文章（上點歲數的人都知道WengGe(很奇怪居然打不出這兩個字來)期間的楊曦光），因此被困坐牢十年，而該文曾經被翻譯為十九種文字。把鄧正來稱作大師不光我是我的看法，學術界似乎都這么認為。對于許多年輕的法律學子來說，知道鄧正來恐怕更多源于博登海默那本幾經成為中國法科學生的入門必讀《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這本鄧正來1987年翻譯的西方法理學著作二十年來一版再版，被法學界奉為經典。
我其實沒有仔細看完鄧正來的新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但浮皮潦草的瀏覽已足以增加我對他的欽佩。我也沒有像許多法理學的博士一樣針對此文做出許多精到的評論，因為我沒有這樣的功力。而且對別人的作品，我向來喜歡看短小精悍的文字——在我看來，凡大師的小文常能有以小見大、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而且充斥于法學界的一部部類似百科全書的巨大“磚塊”已經使我厭煩。文學影視也是一樣，作者編導常常借助幾個凡人幾件瑣事窺探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甚而傳達一個時代的面貌。從ATaleofTwoCities到GonewiththeWind再到ForrestGump，從《活著》到《情滿珠江》再到《神醫喜來樂》，小人物的悲喜命運似乎總會與曾經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這正彰顯了編者的深厚功力，將小人物的瑣碎生活與影響國家社會進程的歷史事件毫無人工痕跡的結合在一起并不容易。金庸先生無疑是運用這項技巧的大師，他將一個小流氓混混的奇特經歷與整個大清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鹿鼎記》前三部的描寫基本是比較自然的，但到第四部，這項技巧就顯得過猶不及了，小人物與大事件的聯結牽強而別扭，甚至有些倒胃口。
看了鄧正來的一些小文，更加深了我對他人格魅力的向往。《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法律書籍》《如何進行法學研究》等都是經典的段子。所以，當看到鄧正來在京發表演講的消息后，我毫不猶豫地以講座結束后沒有回校的公交車為代價，欣然前往剛剛落成的還伴著油漆味兒的明德樓直面大師風采。講座由韓大元主持，王利明、朱景文、范愉評議。韓大元很能吹噓，既大肆捧了鄧正來，又給人大留足了面子。從他那知道，平常見到鄧正來是比較困難的，他每隔一段時間會“閉關”（鄧正來喜歡用這個詞形容自己做學問的狀態）幾年，潛心研究學問，不與外界交往，這篇《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就是他在幾年前的閉關中產生的，事隔這么久才應邀公開發表，但相同的問題仍然無人討論，鄧正來有這個自信。
鄧正來在滿堂各色人等的掌聲中步入演講席。此前我見過他的照片，那天的他與照片無異，穿著類似于唐裝的衣服，黃色，還有布鞋，完全是傳統中國人的裝束。不同的是沒有照片上那個大大的煙斗。鄧正來聲音洪亮，具備很好的演講功力，但他說他那天的狀態并不好。
我們把鄧正來拉到法學的殿堂似乎并不完全精準，其實他只是一個學者，學者只不過是研究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并不會將自己局限在某一個領域。跟鄧正來交往的那些人也很少是我們理解意義上的法學家，他們也不會有鄧正來是法學家的意識，他們只關注他研究的東西。就像這篇《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表面上在徹頭徹尾地討論法學，但鄧正來說他只不過拿中國的法學作為一個CASE，他要批判的是中國西學東漸以來整個學術界的詬病。他認為中國自1978年到2005年一直沒有學術界（共同體），現在的學界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其實是在幫別人打架，中國人把自己的當下丟失了。比如，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導致農村文化的傳承被都市割裂。現在的學術界基本上恪守西方的現代化范式，法學界的法律圖景也是西方式的，就連兌現方式也是唯一的。
鄧正來一再解釋學者們做的是知識，而非真理。知識與真理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有限度的，由此有了被批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他最新的這篇廣受關注的論文設置了兩個前提假設，即法律和法學具有建構性、法律和法學具有特定時空性。在此基礎上，鄧正來將05年以前的中國法學劃分出四個派別，即以張文顯為代表的權利本位說、梁治平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義、蘇力的本土資源論和法條主義等，并對他們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十分有趣的是，這篇名為“向何處去”的文章，并沒有給出何處去的答案。而且，講座的現場確實有一個年輕的學生站起來勇敢地批判了鄧正來，他說“本來我是很崇拜您的，但是當看過您的這篇文章后，我對您很失望。您的文章里充滿了對當下法學界的批判，卻沒有任何建構性的東西，我們周圍不缺只會言說不滿的憤青。我想問您的是您認為中國法學到底應該向何處去”。鄧正來說，我們很多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我們總是在等著別人給出我們答案；看過我這篇文章的人會注意到文章的結尾是這樣寫的:最后，作為一種重申，我想用一句話來回應那些有可能期望我以更明確的方式闡明“中國法律理想圖景”（而非“我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朋友們：當我把你從狼口里拯救出來以后，請別逼著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
我想鄧正來在這里是打了回太極的。不過，我們可以在他后來的演講中窺見一斑。他說如果自己還能多活一些年的話——前不久確診為喉癌——他接下來的任務是組織一幫學者，將西方的學術著作認真的整理分析，找到每一位大師的最具代表性的論文一至二篇，同時收集最為深刻的對他的批評的文章一至二篇，最后達到對西方學術的重新認識與解構；然后如果時間還允許的話，還要把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進行重新的歸納與認識，這樣他想他會得到自己對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看法。
鄧正來不會用網絡搜索，很難想象他是如何寫出如此之多的規模宏大的著作《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學的研究》、《關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自由主義社會理論》、《規則·秩序·無知：關于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對比如今許多混跡于學界的人士，各種各樣的項目成果大多是搜索引擎處理的結果的重新堆砌與擺放。周國平說鄧正來是真學者，真愛學問，真做學問，真有學問。
2003年，鄧正來在張文顯的盛情邀請下，成為吉林大學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很多有自己導師的人都不知道導師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看看鄧正來是怎么作導師的，恐怕我們才會知道現今絕大多數的所謂導師是徒有虛名，甚至是瀆職的。特別是在這種習慣一年又一年的重復，一個高校一個高校的復制，可怕的結果出現了，連導師們都忘記了當初自己的導師是怎么輔導自己的，他們把導師與學生的“老板”與徒弟的關系看作了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當然，這種導師恐怕又算能說得出口的，很多學生一年都見不到自己的導師一面。
鄧正來的家不在長春，所以他不能總呆在吉大，但他給每個學生規定了讀書任務，固定的時間考察每一個人的讀書近況。他沒有要求每個人什么都懂、別人說什么你就必須懂什么，而且也不許不懂裝懂、吹噓胡侃。你只要潛心研究某一項內容就可以了，比如他的一個學生一直在研究哈耶克，平常不敢怎么講話，但現在只要問他關于哈耶克的東西，他絕對比誰都懂。而且在入學的初期，鄧正來會盡量確定好每個人的興趣與愛好在哪，然后才會針對性地指導讀書。每個人讀得不一樣，然后通過討論達到互補的功效。我想北大人大也都是有這樣的傳統的。導師真正的在做導師該做的事情，學生也在做學生應做的事情。學生不是幫工，導師也不是老板。
我還想說一點我還對鄧正來個人的了解。他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在校期間常去隔壁的西南政法大學聽課。他沒有很高的學歷，他畢業后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就業，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八十年代那會，他一個人在北京，沒有戶口，只能借朋友的借閱證到北圖借書看。生活很困苦，但他也許不覺得。收入來源主要是稿費和教英語課的報酬。他現在有一個上小學的女兒，跟鄭淵潔相似，他讓自己的女兒休學一年，自己在家里教她。他女兒現在已經在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了。他不明白自己的女兒為何會整天拿著手機摁個不停，他說他不能理解她的生活方式；在他看來是不舒服的，而他女兒可能認為很有趣。他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感覺，我們很難用后來的眼光審視從前和評判從前，就像他小時候雖然經歷WenGe(很遺憾,還是打不出這兩個字來)但沒有感覺到一絲的苦痛。我們現在也許覺得生活很滋潤，很合理，但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又會覺得自己當初怎么會這樣過活.
我想用周國平對學問的評述為鄧正來的漫說暫告一個段落：日混跡學界的人多矣，但真學者甚少。我說的真學者，第一是真愛學問，第二是真做學問，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學問。常見的情況與此相反，大致有兩類。有一些人儼然學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掛著各種學術頭銜，不停地舉辦或參加各種學術名目的活動，卻永遠坐不下來認真做一點學問。還有一些人僅僅因為職業的需要而在做著學問，但心里并不喜歡，學問只是謀取職業利益例如職稱、津貼、課題經費的手段。人們常說，做學問要耐得寂寞，這當然不錯，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與學問無緣。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謂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來解釋了。一個真愛學問的人其實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寧說這種寂寞是他的自覺選擇，是他的正常生存狀態，他在其中自得其樂，獲得最大的心靈滿足，你拿世上無論何種熱鬧去換他的寂寞，他還不肯換給你呢。
來源：作者博客
來源日期：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