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得知了鄧老師去世的消息，心情很沉重。下午出去辦事，恰好路過了鄧老師在北京的家，睹物思人，感慨萬千。
我曾與朋友們數次去過鄧老師家里，每一次去都有一種“勝讀十年書”的感覺。鄧老師會用他清晰的思路指導我們如何都書，評點學者和著作，他對學術的執著精神更是對我最好的激勵。初識鄧老師之時，他還是一個體制外的學術個體戶，了解中國學術體制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一條如何艱辛的道路。但是鄧老師始終堅持不懈，甚至于面對這個煩躁的社會選擇閉關多年。我也曾有過一段體制外的學術之路，所以更加欽佩鄧老師對學術的堅持。
鄧老師對學生總是很慷慨，每次去他家里，除了義務指導讀書之外，還會送書、請吃飯。我還有幸忝列鄧老師主編的《西方法律哲學家研究年刊》的學術助理。
鄧老師曾經向我們描述過他的學術計劃，他提出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問題，卻未及回答就離開了。人生總是會有不了了之的事。
鄧老師是一個個性張揚的人，這在以低調、謙遜為美德的國家里算不上優點，也為一些人所不喜，對于他的學術著作也存在著各種評價，但他對學術的執著精神、對中國學術規范建立的貢獻、對學生后輩的提攜卻是無可指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