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兩語說老鄧
陳夏紅
夏紅按：七八年前應《法制日報》馬霄雷兄之約寫得有關鄧正來先生的人物通訊。鄧先生慷慨接受采訪，使得我有機會能在其北七家府上閑聊一個下午。這篇文章即為采訪結果。當時經鄧先生審閱，除改掉幾個輸入法導致的錯別字外基本原封不動。重發舊文，再致哀悼！
三言兩語說老鄧
陳夏紅
倘若是跟他比較熟識的朋友，寧愿稱鄧正來先生為老鄧。
鄧正來不是一個很高調的人，但他的名字依然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關鍵詞。鄧正來的學術著作已然等身，坊間關于他的文字，事實上也已為數不少。浩如煙海的材料并沒有給我們了解鄧正來提供方便，反而讓人覺得有“不識正來真面目”之感。那么，鄧正來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不才愿就視聽所及略展筆墨，倘若畫虎不成還請方家賜教。
天天抄《金剛經》
對于學問人或者藝術家，人們的評價總是比較寬容，學問人較真，藝術家乖張，不管和常人有多么大的不同，公眾寧愿將之看作個性的表現。作為學問人，鄧正來身上就有不少這種讓人覺得驚奇而又一笑置之的愛好。
對鄧正來不同的訪談文字中，總會提及這么一個細節：在他的書房未名齋北邊的大陽臺上，擺放著一個極大的書桌。書桌上總是會鋪開宣紙，鄧正來只要在北京，幾乎每天都會用公正的楷書抄寫佛經，而《金剛經》又是其抄寫遍數最多的佛教經典。《新京報》記者張弘造訪未名齋之后，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從這里往北望去，是一片開闊的田野，那里有樸實無華的泥土，也有郁郁青蔥的綠色。遠山隱微，白云淡泊，一切靜謐而安詳，廣闊而純凈。一時間，我不禁胸中雜念俱滅，頗有出世的沖動。遠離了城市的喧囂，遠離了俗世的權力與紛爭，在北郊這一方讀書人的凈土上，在無窮無盡的知識世界中，鄧先生享受著他的‘寂寞的歡愉’。個中的美妙與從容，外人豈能盡知？”鄧正來之與眾不同，可見一斑。
紅旗蜜水中的童工
今年二月，鄧正來剛過五十大壽，正是古人所謂知天命之年。他恐怕還沒有忘記四十多年前的童工歲月與偷書經歷罷？
鄧正來在上海讀小學，小學二年級即考入上海外語學校。這所學校是一個很貴族化的學校，在全上海小學生中遴選尖子生，考入后即開始寄讀，每周回家一次。在上海外語學校，吃的是西餐，講得是外語，教書的都是外國人，所以文革一開始這所學校就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再也沒有當年宋慶齡、朱德、陳毅當年造訪時的風光。1969年，14歲的鄧正來隨父母內遷四川支援三線建設。
在四川鄧正來開始了童工生涯。據他自己講，其實當時還是蠻想讀書的，但家人告誡他不能讀書，要讀書的話就得上山下鄉當知識青年。所以就走后門進了工廠當“童工”。鄧正來告訴筆者，“我那個時候特別困惑，因為當時在上海條件不錯，父親是老干部、黨員，自己又被認為是優秀學生，長在紅旗下、泡在蜜水中；而只有在萬惡的舊社會，那些小孩兒才會瘦的皮包骨，為資本家打工，天黑了也回不了家。我們這種人是泡在蜜水中的人，我怎么14歲也居然當上了童工？”在我追問他獨立意識的發軔時，鄧正來提到了那時候的困惑，“那個時候不懂理論，甚至不知道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但是我對童工的困惑卻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誰有資格和誰有權利把我規定在這樣一種性質的社會秩序當中？當時只是一種樸素的想法，憑什么我生活在紅旗下我也當童工，這太荒謬了！”。
但即便有這樣的困惑，鄧正來還是本能地順應了這種現狀，甚至個兒還沒有車床高的他，連續五年被評為全廠三個先進工作者之一。鄧正來指出，“工廠的8年是我性格形成的時期。就是在那段時間，養成了我真誠、認真、平實和不卑不亢的性格。”
內江竊書記
做工之余，鄧正來依然保持了讀書的習慣。受他的爺爺的影響。從小就一直喜歡讀書，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同齡人一般都在看《烈火金剛》、《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小說，而鄧正來卻已經讀了《西廂記》、《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繁體字版豎排本的中國文學經典著作。鄧正來說，“后來，當我知道雷鋒在夜里拿手電筒閱讀《毛澤東選集》的時候，心里還在想，我早就用手電筒閱讀中國文學經典了。”
在好幾篇文字中，鄧正來都提及了內江偷書記：“那時有一個習慣，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從工廠徒步到內江的人民公園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園里那個被封起來的藏書的屋子里去偷書，我每次都是從后窗爬進去偷書的，一般一次偷5本書，看完了以后如數還回去。當時偷回來看的有外國經典的文學名著像《羅曼·羅蘭文鈔》等等，還有就是商務印書館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類學術著作及西方人物傳記。在那個時候，我偷書的事情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連爸爸媽媽都不敢告訴，而是把書藏起來偷偷地看。因為按照當時的說法，這些絕對是‘反革命’的書，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竊”的過程中，鄧正來被看管那些書的一個老右派現場活捉。鄧正來告訴筆者，被他逮住的時候，當時非常恐懼，只能認真地告訴那個老右派，每次看完的書都還回來了。但是他不相信。于是鄧正來又告訴他，什么書在第幾排書架上，什么書里面折了頁碼，折頁碼的方式是怎樣的，哪些地方又是拿鉛筆畫的。結果那個老右派過去一看，發現鄧正來說的都是真的。這個老右派也是一個讀書人，他見鄧正來這么愛讀書，就說，“從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被人抓住你就是現行反革命，你把書看完后從正門還回來，我幫你悄悄放進去，但是這件事誰都不能告訴。”
讀史者閱讀至此不禁感慨，倘若當時這位不知名的老右派義正詞嚴地向專政機關舉報鄧正來的現行反革命罪行，鄧正來能否活到今天肯定是個未知數，而中國學術界喪失一個優秀的學者，則是毫無疑問的。
西政78級11班班長
在受聘為西南政法大學名譽教授的典禮上，鄧正來頗為幽默地道及這么一個事實：前兩年，在一次西南政法大學1978級學生在北京的聚會上，這批西政校友不僅邀請鄧正來參加，還認命鄧正來為西南政法大學1978級11班的班長。鄧正來并非西政學子，西政78級當年只有10個班，又何來11班班長一說呢？
1978年鄧正來考上了四川外語學院。在學校里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差不多把在大學里應該學的東西全部自學完了。大二的時候，他就開始一邊上課一邊“逃”課，常常去與四川外語學院一墻之隔的西南政法學院（現在的西南政法大學）聽課。就這樣，他成了他們那邊的學生。
在西政旁聽的歲月里，鄧正來不光深入了解了盧梭、洛克、康德、休謨等著名哲學家的思想，還碰到了對其影響頗大的羅世英先生。“他是當年西南政法學院最優秀的老師之一。羅世英先生是國際法教授，那時他單身一人。每天晚上，78級的高才生都會去他家里聚會，相當于一個小小的沙龍，這個小沙龍結束以后就是我與羅世英先生的單獨交流，幾乎每天晚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喝茶、談學問。他看到我愛好學術，又讀過很多書，所以非常賞識我。我認為自己就像他的一個私淑弟子，但是他不這么看，與我兄弟相稱。”鄧正來在自述中這樣描述羅世英先生。
通過這種“旁聽”與“偷拳”，鄧正來亦了解了李浩培、王鐵崖、陳體強等國際法學者。這些學者當時都是外交學院的教授和兼職教授，所以鄧正來1982年大學畢業后慕名師而來，考入了外交學院讀研究生
有“定時性胃炎”的研究生
在外交學院的幾年，是鄧正來最愉快也是最不愉快的幾年。
最愉快的是，在外交學院鄧正來師從李浩培、姚壯先生讀研究生，時時受教于李浩培、陳體強等大家。人們常說遇到名師是緣分，鄧正來在幾位大師門下可謂如沐春風，當時作為研究生畢業論文的《美國現代國際私法流派》盡管沒有拿到研究生學位，但是卻在離開外交學院不久就在法律出版社出版。1984年，鄧正來在讀研究生期間，便在上世紀80年代影響最大的《走向未來》叢書中出版了處女作《昨天·今天·明天》。
我著意讓鄧正來給我講講陳體強的行述。在1949年后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中，國際法學方面的學者大都得到了任用，但這里面也有不少被打為“右派”的，如王鐵崖、陳體強。而王鐵崖在晚年則枯木逢春，再寫人生華章，而陳體強則匆匆離開這個世界。鄧正來告訴筆者，陳體強先生是一個老右派，他入校的時候陳體強就是大牌教授，學生們都很尊重他。“他很少說話。他在走廊里走路的樣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走路比較匆忙，但是他不看人，他老是低著頭走路，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和反右運動使他非常憂郁。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人，特別的有才。”鄧正來坦陳，陳體強等老一輩學者留給他的最大的財富就是培養了他“追比圣賢”的品格，他們永遠不會讓學生只看自己的書、某一個人的書，永遠會告訴學生書山有路學海無涯。
但外交學院也給鄧正來留下了一段灰色的記憶，甚至留下了所謂“定時性胃炎”，一到開大會等等集體性活動時，鄧正來說他胃就開始作痛。長期習慣了自學，必然意味著大量的逃課，而這一點以及其他的事情使他與學校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張。1984年深圳蛇口開發區制定選舉法，鄧正來當時“逃課”前往襄助，后來開發區還特地給鄧正來寫感謝信，但這并不足以改善他與學校的關系，他的畢業答辯被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不了了之。
外交學院還讓鄧正來郁悶的是無所不在的“秘密”。“這種情況已經到了我無法理解的程度？在當時，沒有一件事情不是所謂的秘密。所謂‘外交無小事’，搞的很神秘，而現在一看那些事情，什么秘密都不算。”鄧正來說，“正是在與各種體制交往的過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漸漸形成了一種對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識，而這在理論上講，就是個體意志在與形成共意的各種體制之間保有一種反思或批判的基本姿態。”
在地鐵站流浪的“三無”人員
離開外交學院后，鄧正來離開了體制，成了一個完全獨立自由的學者。大約是在1987年，《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了一則報道，稱他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
這種個體戶生活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鄧正來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三無人員”——沒有戶口，沒有住房，沒有收入。接受記者訪問時，鄧正來這樣描述他當時的感受：“記得在最初的那個冬天，我整天背一個書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書）到處跑。我把鋪蓋卷放在一個同學的辦公室里，他幫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辦公室鑰匙給我。我就把鋪蓋卷打開，就在他的辦公室里看書、睡覺。一大早，我又把鋪蓋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與朋友聊學問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鐵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鐵站里跑步，以抵抗嚴寒。跑熱了，我就坐下來看書，冷了再跑。當時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東西，就是盼著頭一班的地鐵趕緊來，因為進到地鐵車廂里就暖和了。”“在那個計劃的時代，與現在很不一樣，做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會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沒有任何證件，無法去圖書館借書，所以一般都是寫下書名，然后請好友幫忙借。有的時候還會在馬路上被警察攔住查證件，我就謊稱自己是某學校的學生，搪塞過去。”
靠著稿費收入和當時在一些外語培訓學校代課的報酬，鄧正來度過了了人生的嚴冬。他的生活在1990年左右好轉，而學術及其志業也迎來了豐收期：如創辦在中國學術界影響極大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中國書評》等等。
關里關外鄧正來
鄧正來總喜歡用“出關”或者“閉關”來描述他的狀態。
2003年春，鄧正來受聘為吉林大學教授，他的身份由獨立的體制外學者變成了國家學術體制中的一員。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關”，這里的“關”恐怕并不僅僅是指山海關，而是他五年前開始的所謂“學術閉關”。在這次為期五年的“學術閉關”期中，鄧正來宣示了大家耳熟能詳的“三不”原則，即不出國進行學術訪問和參加國際學術界的活動；不參加國內學術界的活動和進行公開學術演講；不接受出版機構和媒體發出的“命題作文”式約稿。
而在成為吉林大學教授后，鄧正來不光頻頻出入于山海關內外，亦逐漸地走向了網絡等多樣的平臺：開辦“正來學堂”學術網站、將《中國法學往何處去？》長文用真名發布在BBS“關天茶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這三年多，亦成為鄧正來所謂“體制中的體制外”時期。這段時間，鄧正來較之以前更多地出現在了媒體和學術會議上，頻頻就學術界內外的公共事件發表評論。這些言說最終形成了《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小路上的思與語》兩本書。
“從明年開始，我將開始新的一輪體制內的‘閉關’，”鄧正來先生告訴筆者。
“這個‘閉關’對您而言又將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是兩個大的領域：一方面，我會繼續我以前做的關于西方法律哲學或政治哲學的研究，因為我現在身在法學院，我可能會對西方法律哲學做一個比較大的清理和研究。這個工作一直在做，當然也會繼續做下去。另一個方面，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嘗試提出一個中國自己的法律哲學。我希望我在新一輪的‘學術閉關’中進行的學術研究，能夠與以前‘閉關’時做出的研究成果一樣，使自己感到滿意。”
2006年12月10日于昌平軍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