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聽鄧正來教授去世的噩耗，總想說點什么。從學問到人生，鄧正來是棵參天奇樹。
最初關注鄧正來，已是本世紀初，在一本法學期刊上讀了他寫的關于哈耶克研究的文章，知道他是吉林大學的法學教授，學外語出身，但法學功底深厚，很有思想。由此開始留意他，又讀了他的幾篇大作。
后來我到司法機關從事法律實務工作，大塊頭讀學術書籍和文章的時間明顯少了。對鄧正來的關注也就少了。再次關注他，竟然是在不久前得知他患了胃癌。聞聽此訊，頓生惋惜之情。后來一次法學界朋友相聚，提到此事，大家還嘆息一番。不料昨天噩耗傳來，鄧教授已惜別學林。
在這個浮躁的年代，能夠做出大學問、成為大家公認的大家的，已屬不易。鄧正來贏得了大家的聲譽。在媒體負責法治新聞的近20年間，我有幸采訪過許多法學大家，也邀請過一些法學大家參與研討有關領域法制建設的高層論壇，與他們進行過不少交流與對話。我曾概括，所謂大家，通常具有這樣幾個特征：其一，有獨到、深刻、精辟的見解，甚至自成思想體系；其二，學富五車，學貫中西，但能把各學渾然一體，融入己身；其三，觸類旁通，運用自如，有很強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即便面對自己并不熟悉的專業領域，也能很快進入并抓住問題的關鍵和要害；其四，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再深奧的內容也能講得一如家常，一聽便知。鄧正來就是具有這種特質的學問大家。
說實話，這幾年參加學術會議，我最頭疼、最反感的，就是聽一些青年法學教授（其實他們的年齡也在40上下了）尤其是某些名校個別教授的發言。我的涵養并不那么好，有一次，我忍無可忍，只好提前離席了。這些所謂的名校新秀，言必稱西方，張嘴即歐美，離開西方的論據，離開華麗辭藻（所謂“文學化”）的包裝，他們似乎不會說話，不會寫文章。更為要命的是，他們引用西方神圣、歐美經典，不是為了研究中國，而是專為批判中國，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是為了炫耀自己對西方的崇拜。每當聽著這種“學術”，我只能為他們悲哀，為他們所在的名校悲哀。
相比之下，鄧正來是高山，是大河。他在外交學院研究生畢業后就沒有“就業”，而是選擇獨立治學，做了“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成為社會科學自主性研究的領航者，并為建立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做出了持久的貢獻。他是中國唯一一個橫跨六個學科、并在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核心社會科學學科同時位居前五名的學者。他西學深厚，西為中用，倡導走自己的路，不為“偽西方化”所支配。鄧正來是完全有資格批評“偽西方化”的。他被譽為“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研究的領航者”，高全喜把鄧正來對哈耶克主義的研究路徑列為哈耶克“顯學”研究的第一種，稱之為“知識社會學”路徑。除了哈耶克，鄧正來還譯有羅斯科·龐德的《法律史解釋》，埃斯特林、格蘭德的《市場社會主義》，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路易斯·亨金：《民主、憲政、對外事務》，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等西學經典名著，對西學有著精深的研究。正是在這種深刻理解、掌握了話語權之后，他對“偽西方化”的批評才極具說服力。在他看來，改革開放30多年來，“偽西方化”支配著中國法學。“從來沒有一個西方的學者大師說過他們的制度安排是最好的。但很奇怪，一到了中國，在某些人那里就成了唯一標準，只要不贊同，你就是出問題，讓人不再有任何思想的想象力了，你根本不再可能有自己所謂的民族的特性，所有東西都是別人給你安排的。”鄧正來的學問也重視批評，但他的批評的可貴之處在于，第一，他的批評并不以“西方化”為惟一標準；第二，他在批評的同時，提出了自己對問題的解決之道。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很欣賞一句話：遙遠的田埂上毛毛細雨當中有一頭牛，你用一個具像手法畫出來，那頭牛就是模模糊糊的，它就是復雜的，看不清的，那才是真的。這頭牛就像今天的中國，問題要遠比西方人所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只有深入研究中國轉型期整體性和共時性兩大特點，我們才能把自己的問題看得更為真切，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然后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作出中國人自己的貢獻。”
斯人已去，蓋棺論定。鄧正來的經歷或許正好能為他的思想變遷、學術變化作注。從驚世駭俗地自砸“鐵飯碗”，到最后被稱之為回歸“體制內”；從用大部分學術生涯翻譯研究西學，到最后反對“偽西方化”，他的人生經歷和學術生涯是否可以用“理性回歸”來概括。或許，時間才是永恒，年齡終究鐵律，人生必須有這樣從激揚到理性的歷程。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