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年初，準確地說是元旦那一天中午，憑著我的經驗和直覺，似乎就有著一種不祥預感，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竟然就這么快地使我寫下這些文字，來送別摯友、學人鄧正來先生。
正來是去年年末住進腫瘤醫院的。醫生告訴他，2013年新年上班第一天，醫院將通過專家會診拿出治療方案，元旦休假之日，讓他好好休養。
但正來就是正來，以他一如既往的豪情和氣概，首先是開通了微博，把自己的病情廣而告之。接著，他讓我邀請一些在滬的學界朋友新年小聚，“我想邀請哪些人你是知道的”， 他說。
我于是邀請了，在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共進午餐。
本來，好幾位學界朋友已經安排了其他的活動，但聽說病中的他希望見面，一個個地都早早地等候在預定的酒店里。其中好幾位都是好酒之人——和正來以前一樣，但鑒于正來的情況，都表示當日戒酒。
當正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心寒:他的臉色、神態，和我三四天之前所見，完全判若兩人。他聲音略顯嘶啞，作了一個現在看來是非常珍貴的最后一次比較正規的告別講演。首先，他介紹了他的的病情；然后，他告誡大家，四五十歲以后最好每年做一次胃鏡檢查；最后，他表示會坦然面對這個病情，并滿懷信心地期待奇跡降臨在自己身上。言談中，他提及一個情節，當時聽來就毛骨悚然:早上手機鈴響，顯示來電人是“朱維錚”，嚇得女兒都不敢接。他接了，是已故朱先生遺孀問候他的。但家里的電話沒有改過來，還是朱先生的名字。正來稱朱先生為大哥，兩人經常對飲暢敘。
那天，他和大家同桌也就是十分鐘光景，我們在留下了幾張合影之后，送他回到了醫院。童之偉先生把我們的照片放到了他的微博上——真想不到，很快就成為了歷史史料。
這個無論于形于神都堅強挺拔，并富俠客氣質的老鄧，與病魔抗爭了整整一個月后，終于離別而去。這兩天，因為他，我突然覺得似乎非常有必要重新審視現代醫學的價值和意義了。
就是在去年12月20日左右，他到我們社聯開會，會后照例到我辦公室稍坐。那時的精神狀態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個病人。只是記得他說，近日似乎胃有些問題，希望我介紹他到華山醫院做個胃鏡檢查。大概也就是在同時，他和交通大學鄭成良兄也說了這個情況，成良兄很快把他安排到第六人民醫院進行檢查。
那時候，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期間收到過他的一個短信，說初步的檢查結果不妙，我還回短信安慰了他一下。26日回到上海后的第一個晚上，我就去醫院看了他。那時，他還繪聲繪色地跟我們講了在醫院檢查的情況，那股鎮靜坦然之氣，今天回想，著實令人敬佩。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可是這“樂”“悲”之間竟然相隔如此之短，也著實讓人捉摸不透了。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知道有個叫做鄧正來的人，編輯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還有《中國書評》，頗有些影響，幾成青年學者的必讀。還知道他挑起了諸如關于“市民社會”、“學術規范”等等的學術討論，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一直沒有見過其人。雖有一點崇敬之意，但似乎也沒有那種非見此人不可的愿望。
然而，或許我和他有著某種緣分。
2008年的年初，冬春之交，百年未遇的大雪使申城披上了銀裝。一天上午，有位教授給我打來電話，稱鄧正來先生有意加盟復旦，并說有關鄧先生的材料已經發到我的郵箱。我當時作為校長助理，協助校長主管文科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于是隨即向學校主要領導報告。校領導一看材料，當即說，請鄧先生過來面談，一切費用由學校承擔。
邀請鄧正來先生第一次來復旦洽談的故事，后來被他多次在酒桌上談起，以此來笑談當時我對他的崇敬。每每談起那些情節，他總是有些文學加工、眉飛色舞。
他說，那天老桑讓文科科研處處長親自到火車站接他，處長把他接到校內卿云樓賓館就走路了，老桑親自陪著他用早餐。當他拿出自己的名片給老桑時，老桑竟然要他親筆簽名，說要珍藏；早餐之后，老桑安排他參觀復旦校史館，并叫館長阿發弟親自接待親自講解，阿發問老桑，那是何方神圣？老桑跟他說你不要問他姓甚名誰，只管接待講解就行；后來，還是由老桑親自駕車帶他參觀了江灣校區，參觀了光華樓，還在步行街上請他喝了咖啡……如此如此。
就這樣，在以后的差不多兩個月時間里，我作為學校領導與正來的“橋梁”，經過反復的咨詢和論證，也經過與正來反復的磋商，達成了他進入復旦的一整套方案。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互相成了對方的“新相知”，樂在其中。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就是這樣為正來創設的。
說實在，請正來到復旦，由他單槍匹馬組建一個高研院，給了他光華樓東附樓第28層整個的樓面以及一筆可觀的運行經費，學校主要領導的“風險”和“壓力”是不言而喻的。他到底能夠做到一個什么程度？對復旦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究竟會帶來什么？校內外那么多眼睛注視著，校領導的心里也許并不太有底。我想，或許正來本人，當時心里的譜也是不太明晰的。
根據學校主要領導的要求，在關于正來以及高研院問題的整個決策過程中，我走訪了好多位相關學科的教授，有學界前輩，也有學術新人。他們的看法雖有不一，但結論幾乎是一致的，即認為復旦這樣的高等學府，應該給具有各種不同風格的學者以機會和平臺，所以都非常贊同正來的加盟。
后來的事實表明，在正來主持高研院的這些年里，他確實為復旦的學術、為上海的學術因而也為中國的學術，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他那高高的28樓上，可以說真正的“談笑有鴻儒”。他請來了諸多當今世界的著名學者到此講演，而每次講演時，總是里里外外都站滿了年輕學子。讀書期間，學生能夠與世界頂級學者面對面、言對言，其教育的意義實在是太大了。在如今這個時代，說有人要托人“走后門”去聽個什么講座的，似乎也難以使人相信。然而，我還真的為這樣的事情到正來那里走過多次的“后門”：我的學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說要去聽高研院的講座，參加他們的暑期讀書班，不需要任何證書，怕進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輕人要學習總是好事，因而，這樣的事情，我滿口答應，正來也爽快接納。
我非常佩服鄧先生的學術組織能力。他憑借其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在學術界可謂“呼風喚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很多學人都是他的“哥們”。事實上，他自己就是很“哥們”的性格。
據我所知,還有很多手頭的事情沒有做完。譯稿，專著，其中聽他說起有一部80萬字左右的關于中國問題思考的專著應該完成差不多了，現在也不知如何。還有，他為我們上海社聯主編的《上海學術年度報告》，兩期下來，社會印象不錯。就是10多天以前，他還委托他的學術助理國東給我們寫來信函，一是希望把《上海學術報告（2011）》的發布會推遲到他第二個療程之后，二是希望在春節之后繼續啟動《上海學術報告（2012）》的工作。但是,現在……
在復旦，我們有被他稱之為“俱樂部”的活動，隔一段時間，找一些學界朋友暢飲暢敘，抒發情懷。他好茅臺，所以在我們這個“俱樂部”里，有所謂“喝酒喝茅臺，此人鄧正來”的說法。當然，此話也就是講講而已，沒有茅臺的時候，也就再說一句“喝酒偶爾換品牌，此人還是鄧正來”，把他逗樂了，就照樣喝下去。
我尚不清楚他后來的病是不是與他好酒好煙有關。然而我相信，即使是生命科學，也不能證明這其中的必然聯系。
斯人既去，萬事無趣。自正來患病之后，我們這個所謂的“俱樂部”就沒有再開展過“活動”。我不無傷感地想，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少了一位創始會員，少了一位能夠發動酒桌話題以及學術話題的俠客般的學友，“俱樂部”或許永遠也不可能再有原來的色彩和氛圍了。
哀痛之際，思緒萬千，物有常理而人生無常。愿正來先生安息。
（作者系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