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正則無氣象，無氣象則無大學問。”
“做學問并不是書本上的一個概念，他們很重要，恰恰是與生命相關的。”
“大學不是旅店，那么多人聚在一個地方，就是用青春思考遍及人類的問題。”
“我們要有讀書人的獨立人格，且不談別的事情，至少要有做人的獨立人格。”
如果1月24日上午6時50分的時刻能被歷史跳過，那么一個月后的此刻，鄧正來先生應該在妻女的陪伴下，度過自己的57歲生日。
帶著體制外獨有的學者氣，轉身回到“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廣闊圖景中，在無垠的天地中不斷探尋。
然而，歷史卻在這一刻，為胃癌晚期而離世的鄧正來，蓋棺定論。
學術自救、學在民間、體制內的體制外、引進哈耶克、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
這都是他身上獨有的標簽。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教授評論的：“但凡這個時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鄧正來教授都有經歷、有嘗試。鄧正來教授是這個時代、這個年齡段最有故事的學者。”
鄧正來先生過早的辭世，不只是“少了一道風景，多了一份寂寞”，更是使學界缺失一種難以替代的眼光與活力。
體制外的治學者
在2003年前那漫長的18年中，鄧正來先生一度是體制外的民間治學者。
1985年，因信奉“學在民間”理念，研究生畢業的鄧正來在包分配的大潮中逆流而上，決然離開體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的學者。
那時的他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因為在當時，鄧正來屬于“三無人員”：沒戶口、沒住房、也沒收入。
住在地下室里，鄧正來依靠稿費和兼職做外語教師謀生。直到后來，鄧正來都一再強調這段經歷對他的特殊意義。“如何面對無論是學術界、我個人還是國家的錢，這是個根本的問題。”
也正是這段時期，他與好友翻譯出版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部法理學譯著，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
隨即，他發現，任何的法律哲學離不開政治哲學，而政治哲學與人類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同樣密不可分。于是，他暫且擱筆，堅持讀書。
正是這種不斷擴散的積淀，他是中國唯一一個橫跨六個學科、并在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核心社會科學學科同時位居前五名的學者。
5年后，鄧正來開始著手翻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220萬字的著作，并對其理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他是首位將哈耶克著作引進中國的學者，也是中國研究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的領航者。
2003年，是鄧正來身份“內外”的轉折年。
這一年，鄧正來剛剛完成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論的著作。他的好友、時任吉林大學黨委書記的張文顯教授，邀請他到吉林大學做客小憩。在吉大期間，張文顯提出請他到吉林大學去工作。
在“體制內的人調動都講條件”的背景下，不忍心駁了好友面子的鄧正來卻苦思冥想，提出了兩個“刁鉆”的條件：在吉林大學任教期間終身不擔任任何行政帶“長”的職務；在吉林大學任教期間終身不擔任任何實質性學術帶“長”的職務，只帶博士生和碩士生，承擔教書的工作。
從此鄧正來結束了18年自由學者的身份，過上了“體制內的體制外生活”。
在他的帶領下，吉林大學法學院“異軍崛起”，迅速躍升中國法學理論、法律哲學研究重鎮。
2008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鄧正來頻繁地出現在滬上各學術討論會。
正是這一年，鄧正來落葉歸根，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加盟復旦大學，創立復旦大學高等研究院并擔任院長。此外，他還身兼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此，“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創院院長”，這是鄧正來又一枚新標簽。
悄然之間，這位吉林大學最知名的學者完成了角色轉換。
手工式的傳道人
“帶學生就像帶學徒，須在手工作坊的方式下，一代代傳授下去，才能稱為真正的傳道授業。”
鄧正來先生眼中的“師者”正是如此。
這一生，他將這句話踐行如一。
對于治學，他常說：“學術講什么？4個字：追比先賢。”
作為師從鄧正來的第一個博士，劉小平記憶中鄧正來的課堂從來都是討論式的。而鄧正來先生是最好的駕馭者，引導、追問、再追問，將學生對問題的思考不斷引向深入。從早上8時到下午5時，他和學生們一直泡在一起，進行原典精讀。
在復旦大學任教期間，鄧正來只開過一門叫做《名著選讀》的課，要求學生逐字逐句地對英文原篇做翻譯，每一句話他會選出3個學生來講出自己的譯文，然后進行比較。幾乎上課的每一位學生都挨過“罵”。而他對學生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認真”。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劉擎也一再感嘆：“在中國學界的著名學者當中，很難得見到正來那樣認真地對待學生的教師。”
至今，吉林大學的網頁在對這位博導的介紹中，至今還有這么一段話：“鄧教授不是任何一所大學的教授，卻一年四季有眾多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青年學人跟著他讀書。他以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思想為每個人制定了學習方案；他在自己的家里舉辦學術沙龍，用蘇格拉底式的辯論方法教書育人，使一批又一批才思敏捷的研究生在學術上根深葉茂。”
同時，他“重義氣、廣交游、朋友極多”。在學術界，他更是一個豪爽的同行人。“他的身上有普通知識分子沒有的豪爽、包容。說義氣也好匪氣也好，是知識分子所心向往之的那種氣質。老鄧做學問、做人，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回味的地方。”在復旦大學舉行的追思會上，學術界同仁這樣評價鄧正來教授。
劉擎在《惜別正來》中回憶道，“他重義氣講交情，但絕不是沒有原則上的是非標準。學術上的平庸和虛假是他最大的敵人。”
正是如此，鄧正來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大力倡導中國學術規范化，“不抄襲、不剽竊，不拿鼠標去寫文章”，更加注重寫文章要有出處和注釋。
“知識生產有自己的邏輯，要按照規律來進行知識生產。”2007年的一次演講中，鄧正來說。
鄧正來離世后，著名史學專家許紀霖寫下了《上海學術界的“猛牛”》一文，回憶一個月前由鄧正來主持復旦大學高研院的論壇上，鄧正來“精神狀態就像一個戰士一樣，活躍在學術戰場上”。
鄧正來說：“生命不在活多長，在它的精神維度。”
如今，他走了。但是在法律人的心中，他不僅活著，而且依舊笑聲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