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某天，我徐行在南昌郊縣（新建縣）的一條狹小的土路上。那土路斜插在一塊荒草地里，約1公里長。路的一端通著拖拉機廠的后門，另一端則是鄧小平同志受迫害，于1969—1972年下放江西時的舊居。這里據說原來并沒有小路，那是因為小平同志每天都要步行到拖拉機廠去勞動，他為了便捷一些，不到大街上繞著來回，于是就在野草叢中穿行。天長日久，踩出了一條捷徑。當地群眾后來把它叫做“鄧小平小道”。想象他老人家當年如何每天行走在這土路上，思考著天下大事。他復出后的一系列改變祖國面貌的重大舉措，不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醞釀、構想出來的嗎？
那天，我徐行在這條由小平同志用雙腳踩出來的土路上，又走進他勞動過的車間徘徊良久，不禁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小平同志生前的形象，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腦海中重新呈現出來。
我第一次見到小平同志是在1966年。那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人民大學分裂成兩派。起初雖沒有發展成像后來這樣的武斗，但已有激烈爭執的各種辯論會。記得某一個夏日，在大操場召開了一次全校師生參加的辯論會。忽然，鄧小平來了。他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衫，舉起一只手臂站在臺中央向大家打招呼。他提高嗓門說：“同志們好！毛主席叫我到群眾中走走。”說罷，就和陶鑄一起在臺的一角坐下，傾聽“小將”們一個個上臺發言。臺底下的群眾坐在小馬扎上，暮日里黑壓壓地擠滿操場。我坐在最靠臺前，所以對鄧小平的容貌舉止看得非常真切。那天的辯論會由于雙方情緒高昂，所以從傍晚開起，持續到了第二天早晨。而鄧小平卻毫無倦容，一直安詳地坐著，不斷地吸著雪茄，堅持到最后。其實當時的鄧小平已處在風浪前沿，他肯定已經預見那降落到自己頭上的將是什么。可是他坦然來到群眾之中，始終神態自若，表現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英雄氣概。
我第二次見到小平同志已是在這以后約13年的事了。那時他早已經復出，且肩負著撥亂反正、振興中華的艱巨任務。1979年3月30日，我聆聽了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后來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題，編印在《鄧小平文選》第2卷里。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磨難后的小平同志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他步履輕快，說話清晰干脆，給人以一種充滿魄力和果斷作風的感覺。的確，如果沒有巨大的信心和無畏的勇氣，他又怎樣能夠支撐得住這座險遭傾覆的祖國大廈呢？
此后又過了6年，我第三次見到小平同志。那時我已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5年7月5日，當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結束時，小平同志來到我們中間。他同大家見面，當時還有也是起草委員的張友漁同志。
鄧小平問他：“你多大歲數了？”友漁同志回答：“八十一歲半。”嗓音洪亮，底氣十足。
小平同志沒有再說別的什么，就同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坐下來和全體基本法起草委員合了個影。
第四次見到小平同志是1987年4月16日。當時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正值關鍵性階段。五十多名委員在廳里圍成一圈坐著，熱切地等待著小平同志和我們會見。很快，小平同志從屏風一側出來。但他先不忙于入座，卻踏著既快又穩的步子繞廳走了一周，和每個委員逐一握手。他邊走邊興奮地大聲說：“我要證明，我還是行的！”小平同志以他靈敏的動作，顯示自己的健康和力量。
當小平同志走到我的面前時，我親切地對這位尊敬的老人說：“小平同志您好。祝您身體健康！”
出乎我意料的，他握著我的手沒有任何反應。唷，我霎時想起來了：鄧小平耳聾！他沒有聽到我的輕言細語，當然也就不會有什么表示了。這可算是美中不足罷。
小平同志與安子介并排坐下，兩人開始聊了起來。小平同志說：“我今年八十三歲啦，俗話說，七三、八四是個檻。我不知道這檻能不能跨得過去。”
安子介立即說：“能的，能的。請放心！您一定長壽。”
誠然，小平同志本人是多么希望自己的體質能夠保持健壯，得以日理萬機，承擔繁重的工作任務，替人民做更多的事啊！
接著，鄧小平轉向大家，說：“快兩年時間沒有見面了，應該對你們道道辛苦嘛！”
在這次會見中，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
鄧小平指出了基本法是新事物，很重要。“我們的‘一國兩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里面。”他在講話中還精辟地解釋了“五十年政策不變”的問題。
針對那個時候，在基本法起草中爭論最大的問題即香港特區未來的政治體制怎樣設定的問題，小平同志鮮明地提出了原則性和指導性甚強的意見。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不搞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針對香港有些人提出全面普選的主張，鄧小平指出：普選不一定有利，不一定能選出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來管理。他主張，選舉制度的發展要循序漸進。“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他又強調：中央授權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但并不意味著一切事情全由香港人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小平同志說：1997年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還是允許他罵的，“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么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小平同志把政策底線交待得一清二楚，保證了起草工作的順利進行。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第五次見到小平同志是在1990年2月17日。那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完畢、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九次會議的最后一天。小平同志愉快地接見了我們。起草工作歷經風雨，這時，內地的和香港的委員全部加起來，總共只剩下四十多人了。此次會見，小平同志親切地作了簡短而又意味深長的講話：“你們經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杰作。我對你們的勞動表示感謝！對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賀！”
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和好評，我的內心激動不已。鄧小平是世紀偉人，也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正是在他的領導和關懷下，一部史無前例的基本法才得以誕生。小平同志生前曾經說過：他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是坐著輪椅也要去。然而，天不如人愿。在距離香港回歸只有四個多月的春天里，敬愛的小平同志即與世長辭了。他留給我的是深深的愛和激勵我前進的無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