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對比較法學的執(zhí)著與熱誠,對我感染頗深,至今難忘。二十多年來,先生的鼓勵和教誨,后學默記在心,在比較法的荒野中和燈火闌珊處,執(zhí)著地“等待戈多”和尋覓“那人”——高鴻鈞
欣聞潘漢典先生的法學文集列入“東吳法學先賢文叢”,我由衷高興。得知先生讓我寫幾句話時,不勝惶恐。躊躇之中,忽略得先生之意。先生此托,可能將我作為學術志業(yè)的晚輩知音,并激勵后學沿著他所拓展的中國比較法學之路不懈努力。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潘先生曾就讀于東吳大學法律系。該系的研究和教學以比較法為特色,故英文譯為“中國比較法學院”。在那里,先生奠定了堅實的比較法學基礎,畢業(yè)后雖從上海輾轉到北京,并幾易工作單位,個人命運隨著時代顛簸沉浮,但數(shù)十年矢志于比較法之業(yè),勤奮耕耘,成果卓著。先生是當代中國權威的比較法學者,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比較法學的奠基人。
先生精通數(shù)種外語,繼承了清末民初以來先賢的志業(yè),勇作中外法律交流的使者,把外國法律的精品精心譯成了中文,其中多部外國憲法的中譯本就出自先生之手。即便在把外國法視為洪水猛獸的年月,先生仍然把一些關于西方法律變化的信息,以巧妙的方式傳達到國內。先生治學嚴謹,認真對待譯事,對于原文錙銖必較,翻譯著作時,往往參照不同的外文文本。例如在翻譯《比較法總論》時,先生就以德文本為主,還參照了英文本和日文本。而先生翻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至今仍位列經典譯著。在二十世紀后期的法學譯作中,先生的譯作是信、達、雅的典范。在外國法的翻譯中,先生乃二十世紀后期中國譯界第一人。
先生視野開闊,學術鑒賞力很高,因而所選作品多為名著。這部文集反映了先生在比較法領域耕耘數(shù)十年的足跡和收獲,也記錄了中國法治發(fā)展曲折和艱辛的歷程。本文集中的某些作品,顯然并非出于先生的手眼,而是迫于當時的政治時勢,此點誠可體諒。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文集本身也是一部中國當代比較法學術史。實際上,在數(shù)十年來中國法治和法學發(fā)展的成就中,先生默默地刻下了自己的印記。
先生以其廣闊視野和突出的研究能力,本來可以撰寫更多屬于自己的著作。但先生以為,在外國法和比較法領域,與其撰寫所謂的著作或論文,不如忠實地翻譯原著,編寫具有持久意義的工具書更有價值。先生這種淡泊名利的心胸和甘作嫁衣的奉獻,給我們晚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歷史是公正的。先生主持編寫的《元照英美法詞典》,為中國的英美法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工具。而兩年前,我嘗試匯集中外比較法學菁華出版《比較法學讀本》時,但不無驚恐地發(fā)現(xiàn),國內大多比較法學的研究成果都已成速朽之作,無法入選,先生的著作和譯作卻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今天讀來仍然富有新意。
1988年,先生到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擔任所長,當時我在所里工作,并有幸協(xié)助他主持《比較法研究》。后來我到社科院法學所的《法學譯叢》編輯部工作,先生曾主持該刊多年,這又增加了我與先生的一重緣分。先生對比較法學的執(zhí)著與熱誠,對我感染頗深,至今難忘。二十多年來,先生的鼓勵和教誨,后學默記在心,在比較法的荒野中和燈火闌珊處,執(zhí)著地“等待戈多”和尋覓“那人”。
(本文為《潘漢典法學文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