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1900~1990)筆名德謨，江蘇松江府(今屬上海市)人。政治學家，法學家，著有《比較憲法》、《中國的政府與政治》。
相隔整整40年的兩個細節，為錢端升的一生，留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注腳。
——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前，人頭攢動，燈火通明。錢端升正大聲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聽眾掌聲雷動之時，國民黨當局出動軍隊，在圍墻外鳴槍相威脅。子彈“啾啾”地飛過師生們頭頂，錢氏卻仍然高聲健談，與槍聲相應和……
這是1945年11月25日夜，錢端升在西南聯大做時事演講。有在場學生事后嘆道：“這一幕，理應是聯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讓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嚴，什么是知識分子的尊嚴。”
——在中國政法大學人聲喧鬧的食堂里，一位退休司機當眾對一位研究錢端升的青年教師說：“錢端升?哼，他媽的，“文革”時我們想罵就罵!想打就打!”
這是1985年的11月。解放后一度擔任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院長的錢端升，成了退休司機炫耀“武功”的談資。
如果光看1949年前的履歷，稱錢端升為現代中國政治學、法學的一代宗師并不為過。在擔任天津《益世報》主筆期間，在短短8個月內，他寫出了170篇筆鋒犀利的社論，其中許多是針對時弊、主張抗日及反對投降的文章。1947年，時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的錢端升接受校方邀請，用英文寫出《中國的政府與政治》，該書隨后便成為哈佛、斯坦福等大學政治學系的教科書。而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他與王世杰合寫的《比較憲法》，至今還是當當、卓越等網上書店的熱銷書。
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后，錢端升幾乎再無文字留世。他最后的編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錢端升，組織幾個教師編譯一本教材《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該書已譯120萬字。隨后紅衛兵抄家，這一小小事業也成了“革命”對象，譯稿至今不知去向。
33年，一個學者的后半生，就這樣“幾近空白”。
一度，身為民國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國民參政會會議上，錢端升曾與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當時的報紙稱，“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縱然蔣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斂�！�
1949年后，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錢端升于1951年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內中寫道：“為了求自己的進步，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為了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毛主席，讓我們高等學校的教師們以最熱烈的情緒卷入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的高潮吧!”
如此種種，讓錢端升的舊友——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感覺“詫異”。1972年，費正清訪華，提出想與老友錢端升“敘舊”。但在賓館客房里，錢端升閉口不談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即使單獨聊天時，錢端升依舊用一種“加強式”的語氣強調：“中國將在今后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
不只是費正清，沒有人能真正清楚，在這“幾近空白的30多年中”，錢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紅衛兵的名義擠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擠在“舊宅的一部分里”，也從未有人聽到錢端升一句抱怨。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錢端升，卻破例參加了一個追悼會。死者是錢端升在哈佛大學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后，原在聯合國辦事處工作的田保生，聽從錢端升的勸告回國，擔任外交學會國際法的編譯工作�！拔母铩敝�，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殺，后來才獲“平反”。
時人回憶，錢端升默默站在弟子靈位前，注視良久，然后一言不發，轉身蹣跚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