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與何炳棣這兩位近當代的杰出學人，不僅是燕京大學的校友，在西南聯合大學、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亦有相同的教研履歷，通過梳理這一不為人所察覺的交集脈絡，可折射出他們時代與學術、人生與人心問題。
引子
生命之樹漫長卻又短暫，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際，有些人之間會宛若前赴后繼撲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時交集，便又消逝于無痕。這種微妙的關聯，或許是如小概率事件般無意之邂逅，但結合其時代背景與人生際遇，卻又可以做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歷史解讀。有念于此，筆者不揣淺陋，試圖以學術散文之筆法，挖掘法學圈外的兩位廣義的“法學家”——瞿同祖(1910-2008)和何炳棣(1917-2012)——梳理其生命中不為人所察覺的交集脈絡，反思他們時代與學術、人生與人心問題。
說其是法律人，關于瞿同祖，法學圈的朋友自然不會陌生，先生雖是社會學出身，卻以《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等鴻著享譽于法學圈，其研究對漢語法學之典范意義，經諸多學者的用心推介，已成為學界常識，毋庸筆者贅語。[1]關于何炳棣，其以人口史、社會階層流動、土地數量、文化起源等研究聞名于世，定位無疑是歷史學家。需要指出，香港中文大學曾授予其“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但筆者并非就此妄加附會，之所以稱他為“法學家”，是因為其在求學過程中、尤其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期體現出來對法學知識的熟稔。例如對邊沁生平與理論的了解、對英國憲法及英法政治制度的掌握等等[2]。一個非常有意思、卻容易被忽視的典故是，何炳棣對清代的“畝”并非耕地實際面積而是納稅單位的發現，正是受到英國法學家梅特蘭(Maitland)之名著《末日審判簿及其前史》(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的啟發[3]——法學可以、也應該不“幼稚”嘛![4]
從普通史和專門史關系的角度講，中國自近代以降，歷史學受到現代學術分工的影響，呈現出“以收縮為擴充”[5]之趨勢，即通過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等專門化的研究，從整體上推動歷史學之深度廣度。惟需要審慎的是，專業的劃分僅僅是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卻不應以此為由而畫地為牢、固步自封，所謂“法學的法律史”與“歷史學的法律史”之分作為學科的事實存在即可，非要強加區別、優劣比較，則大可不必，因為王道乃是學者的素養與作品的質量，而非其身上所貼的專業標簽。
從法學與歷史學關系的角度講，法律固然是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重要工具，但“知其然”之余，若要“知其所以然”，無疑需要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對于糾結古今中西問題的中國法學而言，歷史不僅僅是一座博物館，更是一座圖書館。[6]未來中國偉大的法學家，必然也是偉大的歷史學家。
一、身世
瞿同祖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瞿鴻禨，是晚清政局中位極人臣的軍機大臣，時有清流之譽，清季新政，正是他與權傾朝野的奕劻、袁世凱一掰手腕、一決高下，演出一段丁未政潮;其父瞿宣治是駐瑞士及荷蘭的外交官。觀其家世，用現在流行的話語來說，瞿同祖可謂典型的“官二代、官三代”。管見以為，這種背景出身的人也可能是做學問的好苗子，君不見，大富大貴，可造就寵辱不驚的心態，高朋滿座，利增加求學問道的機會，把握這種機緣，只能說命好人好，端的是可遇不可求。君不見，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位列“維新四公子”的陳寅恪，亦是此中之例。平允而論，官宦世家，容易造就“我爸是某某”的衙內之徒，但若循循善誘，嚴加管束，也能培養品學兼優之人，可見此乃因人而異、因門風而異的事。對于當代轉型中國，如何消弭官、富階層與普通人群的對立情緒，從培養學者這個角度講，倒不無啟發意義呢!優裕環境中，瞿同祖由其祖父開蒙《論語》，更有著名學者的叔父瞿宣穎指點漢賦，加上自身勤奮，奠定扎實國學基礎，在中學畢業后，被保送入燕京大學攻讀社會學。[7]
相對于瞿氏，何炳棣無如此顯赫的家世，但也是比較殷實的金華旺族，父親何壽權，舊式文人出身，科舉廢除后學習法政，曾擔任過民國的檢察官、法官，亦是一名儒醫。[8]其父是老來得子，父子間的年齡差距有47歲之大，按何炳棣的說法，此造成其青少年時期心理和學業上長期的緊張和終身脾氣急躁。[9]筆者曾于2010年在清華聆聽了何先生的講座并有幸在丙所拜會過他，深感其霹靂血性，并不因年齡之故而有所減弱，甚至老而彌堅，在西方漢學界中，何氏亦以直言不諱、批評尖銳而有“大炮”之名。父親的影響是巨大的，懷才不遇的何父告之何炳棣，能夠供得起其念好的國內教育，卻無能力供他出洋留學，更坦言，“這種年頭，如無法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因此，何炳棣從9歲起便以考取清華、進而留學作為兩大志愿。[10]在1934年，他如愿以償完成第一大志愿，考入了夢寐已久的清華大學，先讀化學，后轉為歷史學并終生為業。
盡管有學人批評何炳棣的自傳多談留學、出國，未免過于功利，但若深入地看，便會發現其發愿實際上是時代的深刻縮影，和瞿同祖同庚、與之同樣出自吳文藻門下的費孝通就道出大實話：
“30年代，我在大學里念書時，周圍所接觸的青年可以說都把留學作為最理想的出路。這種思想正反映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青年們的苦悶。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單靠一張大學文憑，到社會上去，生活職業都沒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較優裕和穩定的那個階層里去，出了大學的門還得更上一層樓，那就是到外國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國出過多少洋相，跑一趟回來，別人也就刮目相視，身價十倍了。”[11]
費孝通當年之所以從燕京轉入清華，也是因為清華出國機會更多，這些聰穎的有志青年，怎敵他，形勢比人強，不得不然也!那是時代冷酷卻又真實的寫照!
二、邂逅
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淪陷，已經在燕京完成研究生學業的瞿同祖于1938年南下重慶，同一年，清華畢業的何炳棣在上海考取了燕京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返回北平就讀，從而與瞿同祖有了校友之誼，何炳棣稱瞿同祖為學長，即淵源于此。一年以后，瞿同祖到云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兼任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講師，也是這一年，何炳棣來到西南聯大擔任歷史系助教。
西南聯合大學時期是兩人生命的第一次交集。
在這里，瞿同祖默默地耕耘學術，他談道：“在昆明時生活和工作條件艱苦，敵機不時來襲，在呈貢鄉間住了一年，夜間以菜子油燈為照明工具，光線昏暗，不能寫讀，八時即就寢，于是就在床上反復思考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奮筆疾書了。”[12]正是在極端不便，甚至在缺乏如《宋刑統》這樣重要圖書資料的條件下，《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這部中國法律社會史的典范作品，直至今天仍然一版再版的不朽名著誕生了。筆者曾聽到一個典故，數十年后，有學者訪問瞿同祖時，略顯突兀地問道：“抗戰時期怎么能安心研究寫作呢?”老先生輕聲作答：“當時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真學人至純至樸的本色，得見一斑!君不見，與《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命運相似甚至更為坎坷的，還有同一時期金岳霖的名著《知識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