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潘念之先生是我國法學界廣為人知的學者, 將其介紹給廣大讀者是我們的初衷, 倪正茂同志特為此撰文。此文體例固屬傳記, 然源于專訪, 且不悖介紹著名法學家之本意, 故照發于下,以饗讀者。
步入莊嚴宏偉的中國革命博物館, 在“三中全會以來偉大成就” 展覽館內的一張大幅照片上, 可以看到一位精神瞿礫的老教授, 正在向一群中青年法學研究人員揮汗宣講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七個法律。照片下的一行秀麗小字告訴人們, 他就是我國著名的法學家、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潘念之同志。
潘老誕生于風雨如晦的1902年。農村小知識分子家庭的清苦生涯,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潮的新風, 養育他青少年時期就對腐朽的封建社會制度和倫理思想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 新生馬駒不怕虎”。念小學時, 他在日記上批判了封建禮教中宣揚的天地君親師“ 五尊” , 認為天、地乃客觀自然, 皇帝吃老百姓的飯還壓迫人民,這些都用不著頂禮膜拜；至于師, 要看他的“ 師道” 如何, 未必皆可足法。校長見了日記大發雷霆, 給他記了二次大過, 二次小過, 差一點就要開除出校。進了中學, 他又團結同學搞教育改革, 要求學生自治, 主張解聘那些念八股經、頑固宣揚舊禮教的教師, 結果犯了“ 校規”, 被“ 勸” 退學。顯然, 個人的反抗是很容易被撲滅的, 只有集結起千軍萬馬, 才能踏平舊世界。
1919年震驚中外的“ 五四” 運動爆發時,潘念之同志正就讀于寧波的浙江第四師范學校。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揭開, 拂去了一代先進青年眼前的云翁。他的面前展現出新的宏大前景, 義無返顧地投入了革命斗爭的漩渦。就在被“ 勸” 退學的1921年暑假, 他組織了宣傳新文化思潮的青年進步團體“ 雪花社” 。1923年, 他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 年,潘念之同志加入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在黨旗下莊嚴宣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 這是人生歷程中光榮搏斗的新起點。從此, 潘念之同志沐浴著黨的陽光雨露, 在黨的領導下,從滔滔東海之濱到滾滾長江之源, 從荒漠落落的塞北到遙接天涯的嶺南, 走南闖北, 長年奔波, 為中國革命事業奮斗了六十個春秋。
“ 馬行千里坎坷路, 出死入生勇向前。” 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 潘念之同志曾多次險遭逮捕、喪身毒手, 但都由于群眾的掩護與自己的警惕、機智而死里逃生。1927年4 月11日, 蔣介石在杭州開始反共大逮捕。這天早晨, 潘念之同志前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辦公。離機關僅一百米時, 只見行人屏息, 街景蕭然, 機關門口崗哨密布, 陽臺上面一片混亂。情況說明潛伏的國民黨反動派政變危機已經爆發。他立即警覺地返身楚進附近的一條小弄堂, 通知另一位黨的負責同志避開。不一會, 我黨杭州地委書記、宣傳部長都來了, 三個人就在前客堂商討緊急對策。正在這時, 國民黨軍警闖來搜捕,他們就躲進復壁的暗弄堂里。里黑外亮, 軍警張望了一下沒有察覺。走開后, 三位領導同志迅即走出, 從后門離開, 避過了一次劫難。1933年, 潘念之同志到河南南陽民眾師范學校教書。按學校指定, 他教經濟學。他以少共國際編的《政治經濟學大綱》（日文本）為教材, 學生都聽得興味饒然。不料此事被國民黨南陽縣黨部知道了。他們大為惱火, 說：“ 南方蠻子竟敢公然來宣傳共產主義, 欺侮我們土包子, 豈有此理, 把他給抓起來！”幸虧校長聞訊派人通知他, 并補發薪給銀洋七十元, 他才離開虎口,跑回上海來。1949 年, 上海解放前的一個晚上,一輛吉普車開到他的門前突然停下, 引起他的警覺。他急忙把身邊的一份文件塞到后屋瓦片下藏起來。但那車上的人跑到隔壁一家去了，查問很久才離去。他們走后, 潘念之同志立即轉移了住處。解放后, 據從反動派拘留所出來的同志說, 當時特務是去抓播念之同志的, 因為搞錯一個門牌號碼才沒有抓到。
“驥驥嘩駿, 日馳千里。” 潘念之同志在三十年代初的白色恐怖下, 參加了中國自由大同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和全國救國會, 從事反對法西斯統治和抗日救國工作。抗日戰爭開始后參加了郭沫若同志領導的第三廳工作, 皖南事變后退出, 改行經辦工廠、公司, 也在大學里講過課。作為一個共產黨員, 潘念之同志主要從事革命活動, 只在緊張戰斗的間隙抽暇學一點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理論。二十年代末,他曾經到日本考入明治大學法學部, 但因牽涉到日本共產黨案件, 不久被迫輟學回國。他總是認為自己在學術上不是“ 科班” 出身, 是一個“ 游擊戰士” , 零零碎碎獲得一點知識。實際上, 他學得十分認真、刻苦, 而且以書本理論與實踐斗爭相結合, 特別是從自己的斗爭經驗中來研究政治法律問題, 寫了不少學術論文,編過刊物, 出版過多種書稿, 也翻譯了幾本日文書, 如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同時涉足文、史、法、經幾個同當時的革命工作密切相關的學科領域。可是, 他總是十分謙虛地認為自己是一個平凡的人, 一生不過為黨做了一些應該做的零星小事, 既無轟轟烈烈的驚人壯舉, 也無值得一書的“ 傳世巨著” , 不給人詳述他的成就。
“ 驥驥一躍, 不能十步；鴛馬十駕, 功在不舍。” 潘老雖然堅持不懈地長年治學, 日積月累地學習、實踐、研究、探索, 經過分析綜合,自成一家, 獨立體系, 但他總以“ 鴛馬” 自況,不爭名, 不貪利, 別人不愿干的麻煩小事, 他不聲不響地去做, 數十年如一日, 走過了漫長的革命道路；同時, 又總以“ 鴛馬” 自勵, 不自滿, 不急躁, 別人不愿深究的風險學問, 他孜孜不倦地去鉆研, 集多種學問于一身, 成就為學界巨孽。樸實無華, 學以致用, 這是他治學的特色。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1953年他受了錯誤處分, 失去了二十多年更多地為革命做貢獻的機會, 而他卻不灰心、不氣餒, 仍然兢兢業業地完成交給的工作任務。“ 試玉要燒三日滿, 辨材須待七年期。”考驗一個人往往要耗費更多的光陰。在這二十多年中, 潘念之同志不墮良驥之初志, 衣污烈士之晚節, 一如既往地為革命工作, 大事不能插手, 小事拼命地干。他一絲不茍地寫出了許多衛護馬列主義的政治學、法學論文, 還全力以赴地編輯了五十年代全國僅有的兩種法學刊物之一的《法學》和重要的工具書《辭海》政法分冊。
1976年的金色秋風, 掃蕩了滿天陰霆。潘老興奮地期待開始新的征程。1978年12月, 黨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浩蕩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1979年3月, 潘念之同志所受的錯誤處分全部被撤銷了。“ 晴空一鶴排云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1979年以來, 潘老在髦壟之年, 更加精神煥發地忘我工作, 兼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政治學會會長、上海法學會副會長等的領導職務。同時, 他還親自主持編譯了在全國很有影響的《國外法學知識譯叢》十二巨冊, 共約二百五十萬字;主編《政治與法律》;參加編纂《法學詞典》與《中國大百科全書· 法學卷》等工具書。他在工作中總是身體力行, 嚴肅踏實,一絲不茍, 持之以恒, 科研計劃一條一條親自訂, 學術論文一篇一篇親手寫, 同志們請他審閱的作品一字一句親筆改。大家都稱贊他是一下真功夫的“ 實干家” 。但他從來沒有這樣標榜過自己。他生活儉樸, 不慕名利, 所追求的就是工作、工作、不斷地工作。由于他嚴以律己,領導有方, 工作出色, 表現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1983年他被授予“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 的光榮稱號。這是對他六十年來獻身革命的一次總結和祝賀!
現在潘老已經退居二線, 擔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人大法制委員會、中國政治學會等的顧問。從1981年以來, 他已三次申請離休,要求不擔任任何領導職務。他認為這是貫徹黨中央的干部政策, 可以讓二梯隊的同志放手工作, 更好地得到鍛煉。老驥千里志猶在, 烈士暮年心更紅。潘老打的雖然是離休報告, 其實,說得準確一點, 應該是離職而不離事業的新請戰書。因為他現在仍負責《上海近代法制史》、《中國近代法律思想史》兩個研究項目, 指導三名碩士研究生, 決心一定要把這些工作做成、做好, 同時再寫一些結合實際的政治學與法學論文, 開展其他新的研究工作。
曹孟德橫架賦詩, 雖然也抒發了英雄氣概,但他的抱負只是個人功名。因此, 他的“心”和“志” 未必可以為訓。作為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老共產黨員, 潘念之同志深深懂得, 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需要的是浩浩蕩蕩的宏大軍團。所以, 他歷來十分重視知識、愛惜人才, 極力獎掖后學, 扶助新人。對與他共同工作的同志,他總是在嚴格要求的同時, 給予熱情而具體的幫助。潘老現在把千里之志和不已壯心寄托在培養大批學術接班人方面。他曾一再語重心長地諄諄告誡法學所全體同志, 要努力學習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 堅持堅定正確的研究方向；要努力擴大知識面, 不斷更新知識, 更新研究方法, 以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要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同命運、共呼吸, 深入四化建設的實踐去研究法學怎樣更好地為之服務。
凡是見過播老的同志, 無不為他雖然年已八十有四, 卻仍身強步健、眼明語利、思路清
晰、長談不倦而驚訝、欽佩。潘老至今還經常夜以繼日地正襟端坐讀書寫稿, 樂此不疲。這種精神一定會使法學界同仁聞而起敬, 并激勵自己躍馬揚鞭, 加倍努力, 為我國法制建設和四化事業戰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