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王漢斌同志就調到彭真同志身邊擔任秘書，1954年調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擔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1979年彭真同志復出后，他被調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1980年任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82年任中共中央委員。198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兼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1988年被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1992年被選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93年繼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組副書記。他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前后長達25年，親歷了彭真同志領導和參與的許多重要工作。在《彭真傳》、《彭真年譜》出版暨彭真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訪問了王漢斌同志。
初到彭真同志身邊工作
記者：聽說1948年底，彭真同志看到您起草的華北學聯告全市人民書《歡迎解放軍》后，認為文章寫得好，在北平解放后您就被調到彭真同志身邊工作，是這樣的嗎?
王漢斌：1948年底，我任北平地下黨學委委員，大學委員會書記。解放軍圍城時，我起草了華北學聯告全市人民書《歡迎解放軍》的傳單。1949年1月下旬，已經擔任北平市委書記的彭真同志在海淀青龍橋看到這個傳單后，說這篇文章寫得好，問是誰寫的?當時有人告訴他是王漢斌寫的。
北平解放后，有次彭真同志對時任北京市長的聶榮臻同志說：解放軍包圍北平時，王漢斌寫的《歡迎解放軍》傳單寫得好。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25日，在西苑機場舉行歡迎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到北平的閱兵式后，劉仁同志把我帶到位于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的市委彭真同志辦公室，對彭真同志說“人我給你帶來了”，說要讓我擔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當時市委任命了四個政治秘書：張文松、崔月犁、王文和我。
1954年以前，彭真同志主要管北京市的工作。他對工作抓得很緊，市委的文件都是彭真同志親自主持起草和反復修改的。我到彭真同志身邊工作后，主要工作是給彭真同志做記錄和整理報告。1954年以前市委的文件、報告，一般由鄭天翔同志和我起草，再由鄧拓同志修改后送彭真同志審閱。鄧拓同志是彭真同志在晉察冀時期領導下工作的黨內著名的筆桿子，很得彭真同志看重。鄧拓到《人民日報》工作后還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的文件在上報中央前都要送他修改后再送彭真審定。鄭天翔那時總跟我說：我們寫出來還不行，得鄧拓改了才行。
鄧拓實在是黨內少有的才子，精通詩詞，書法、繪畫，現在的干部很少有像他那么多才的。
記者：據說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很緊張，需要克服哪些工作和生活的難題?
王漢斌：彭真同志對工作抓得很緊，不分日夜地苦干，而且要求很嚴，我常常受到嚴厲地批評。
由于工作很累，1956年我得了肺病吐血。1957年我病好后，彭真同志還要我擔任他的秘書，我說我身體實在吃不消，擔任不了，劉仁同志提出讓張彭同志接替我擔任彭真同志的秘書。
彭真同志為建設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嘔心瀝血
記者：解放初期，彭真同志對人民政權的建設和鞏固很下功夫，作為親歷者，您能談談當時的見聞和體會嗎?
王漢斌：解放初期，彭真同志很重視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研究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北京市在全國是最早召開市、區兩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毛主席很重視，將市委報送中央的總結報告批轉全國，北京對全國地方人民政權的建設創造了很好的經驗。
1952年毛主席發動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我們協助市委看市公安局報送市委審核的罪犯案卷，當時我們審定罪犯槍斃不槍斃的標準就是看有沒有血債，有血債才能槍斃。解放初期北京有個反動會道門“一貫道”，群眾叫它“一貫害人道”，當時在北京很猖獗。取締“一貫道”的工作很成功，事先調查研究，掌握了組織，做好了準備，一夜之間就把所有壇主和中層骨干都抓起來或者予以管制。這項工作是彭真同志親自主持、親自組織的，效果很好，把“一貫道”徹底消滅了，以后北京再也沒有“一貫道”的活動。彭真同志這種大事親自負責的工作作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952年北京市清理“中層”（清理黨政機關、企業、學校內部敵特及反革命殘余分子）的工作搞得很好。1951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后，北京市根據中央的精神，將清理“中層”的重點放在機關、企業和學校。彭真同志在輔仁大學做了動員報告，強調要吸取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驗，不搞“面對面”的揭發斗爭，而采取“背靠背”的揭發和調查研究。
彭真同志在關鍵時刻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
同時也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記者：1955年夏天以后，北京市改變了早期穩步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做法，在全國帶頭實現農業社的高級合作化。您認為彭真同志改變部署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漢斌：北京的農業合作化開頭搞得很穩，發展一批，整頓一批，鞏固一批；一邊發展一邊整頓鞏固。彭真同志非常強調自愿原則，他到南苑跟農民講，你愿意參加就參加，不愿意參加就退出來。可以跟合作社競賽看誰打的糧食更多嘛。他在市委開會時強調，入社農戶發展到農戶總數的40%多已經不算慢了。當時少奇同志也強調要發展一批、整頓一批、鞏固一批。正在這時，1955年夏，毛主席發表文章強調，要加快合作社的發展。彭真同志也跟著調整步驟，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京郊農村辦起的初級社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全面實現合作化。
記者：那么，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在若干重大歷史關頭，彭真同志都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調?
王漢斌：1957年反右時，我正在養病，沒有參加市委召開的會議。在我看來，彭真同志對右派的判斷從“思想性的問題”，上升到“思想性的政治問題”，也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伐的。但是實事求是是彭真同志的一貫作風，在“反右擴大化”的階段，彭真同志根據毛主席指示，把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劃為“中右”的標兵，說傅鷹是解放后因愛國從國外回來的教授，不能劃為右派，作為不能劃為右派的“中右”的標桿，就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
彭真同志說：《前線》發刊詞鋒芒是針對“左”的
記者：1958年1月南寧會議時，毛主席讓各省市創辦理論刊物。彭真同志回來后就開始醞釀刊物的刊名，經過反復考慮，定名為《前線》。起草發刊詞的過程是怎樣的?彭真同志當時反“左”和反“右”哪一個成分更多一些?
王漢斌：《前線》醞釀創刊時，由張文松同志負責，不久鄧拓同志從《人民日報》回到北京市委工作，擔任《前線》主編。張彭、張文松、李琪、項淳一和我負責《前線》發刊詞的起草和修改。我們是按照彭真同志口授的內容起草，包括文章的語氣都是按他的口氣寫的。先后修改了三次，彭真同志都不滿意。最后的稿子是他從頭到尾親自寫的。
發刊詞發表于1958年11月25日，正值武昌會議期間。當月初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就開始著手糾“左”。1962年彭真同志親口跟我說，《前線》發刊詞鋒芒是針對“左”的。
1958年“大躍進”時，全國各地都放糧食高產“衛星”，北京沒有放“衛星”。
1958年宣傳“大躍進”，對北京也是有影響的。當時在天壇開農業高產誓師大會時，區縣委書記現場報計劃小麥產量多少多少，彭真同志提出“不要一二三，只要四五六”（即畝產四千斤、五千斤、六千斤）。劉仁同志當時在北戴河，就跟彭真打電話說這個指標完不成。彭真同志當晚就讓市委辦公廳打電話通知各區、縣委說誓師大會上提的指標不算數，要重新提。彭真同志與劉仁同志工作配合得很好，他給毛主席說過，劉仁同志反映的情況是比較真實的。
彭真同志的個人風格
記者：彭真同志在個人風格上有哪些特點?
王漢斌：建國后，彭真同志一直隨著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工作習慣，每天經常工作到清晨兩三點鐘甚至通宵。有閑暇也只是同家人打打麻將。彭真同志和毛主席也都喜歡看京戲。
彭真同志酷愛讀書。抗戰前，他關在國民黨北平、天津的監獄時就研讀馬列著作，還有國民政府頒布的法律等書籍，“文革”期間關在秦城也堅持讀馬列，在獄中沒有紙筆，他把米飯粒當漿糊，把牙粉袋撕開粘在書上在重要處劃線的事跡早已傳為佳話。建國后，每逢離京外出時，他總要帶上愛讀的書籍。彭真同志還喜歡看些雜七雜八的書。他常對我們說，你們有功夫多上街買些雜七雜八的書看。
與彭真同志“劫后重逢”時的喜悅
記者：1966年5月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對您和彭珮云同志及您的家庭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影響?您當時有哪些不詳的預感?彭真同志被打倒后，您受到怎樣的心理沖擊?
王漢斌：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到來之前，我完全沒有料到會有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北京大學食堂墻上貼出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宋碩為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陸平為北大黨委書記、彭珮云為北大黨委副書記）還在運動中搞陰謀。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這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誣陷北京市委還在搞陰謀。
電臺廣播以后，彭珮云在北大遭到批斗，當晚哭著跑回家來。那時我們的大兒子也起來“造反”，把寫著“抗拒從嚴、坦白從寬，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的大字報貼到床頭。彭珮云哭著跟我說：我現在真是無地自容。我對彭珮云說：你逃避斗爭不行，還得回北大接受群眾批判斗爭。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北大了。從那以后直到1972年6年期間我們再沒見面。這期間，她一直被關在北大，跟陸平等人在一起接受批判斗爭。我在市委黨校受批判斗爭。1969年國內搞戰備，要把我疏散到山西時，我向看管我們的軍宣隊提出：讓我和彭珮云見一面后再走，他們說：你們罪行嚴重，不能見面。
1966年4月下旬彭真同志被打倒，市委召開市委全會，學習毛主席批送北京市委的揭發批判彭真同志的材料。我們都不知道要怎么辦。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萬里同志說了一句：整人嘛!
那時我的小女兒從幼兒園出來，家里沒人管了。我只好流著淚把她送到彭珮云妹妹那里，托她撫養。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后，我和彭珮云先后恢復工作。我任北京冶金機械廠革委會副主任，她在北京大學恢復工作了一段時間。
記者：1978年年底，彭真同志從陜西回來時，您去機場迎接他了嗎?能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景嗎?
王漢斌：當時劉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彭真同志明天從陜西回來，你要不要去機場迎接?我說我沒有車，機場我進不去。甘英說我來接你。這樣第二天她就來接我，坐著她的車到了機場。彭真同志到來時，我們都擠到舷梯旁，我握著彭真同志的手，只說出一句話：沒想到我們還能見面!
那天去了很多同志，程子華同志（時任民政部部長）是最大的干部，在機場大廳，他講話說：今天我們都是自己來的，不代表任何組織。
協助彭真同志調干部、制定法律
記者：1979年彭真同志復出后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當時他就調你擔任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您認為彭真同志重用您是出于何種考慮?
王漢斌：1979年3月彭真同志復出不久就擔任新設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他認為：我國為什么發生“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發生“文革”那樣的悲劇，就要健全法制。他要我到法制委員會工作。我說：我跟你工作十幾年，我的水平跟你差得太遠，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他說：你是客氣還是真的這么想？我說：我實在不行，而且我對法律一點興趣都沒有，法律都是干巴巴的條文，我看都看不下去。他說：我認為你還是可以干。后來他打電話通知我去開會，我說人民大會堂我進不去，他就派車把我接到大會堂南院。開完會后，就讓我留下來辦公。武新宇同志（時任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說：你就跟彭真同志秘書在一起辦公吧!
我是第一個調到法制委員會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調干部，組建工作班子。當時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劉復之任研究室主任，我當辦公室主任。法制委員會的干部包括司機，都是我調來的，由我親自談話，由武新宇同志簽字同意調。不久，武新宇找彭真同志，說他身體不行，要在全國人大開會前抓七部法律搞不出來。彭真同志對我說：你還得管法律！就這樣，從1979年3月初到7月，我們夜以繼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訂了刑法、刑事訴訟法、選舉法、地方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7部法律，在不久后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記者：作為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25年的老部下，您認為彭真同志在培養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哪些特點?
王漢斌：彭真同志在干部問題上歷來注意培養年輕干部。七部法律在幾個月的時間內通過，是因為上世紀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的法律室培養了幾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項淳一、顧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們在那時就跟隨彭真同志研究法律。市委宣傳部原部長李琪同志那時在人大常委會擔任法律室主任，也跟著彭真同志研究法律。
當時，在市委的領導干部中，宋碩（市委大學部部長）、宋汝芬（市委工業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書長）三人算是比較年輕的。鄧拓、張文松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
作風民主、襟懷坦白的彭真同志
記者：很多老領導、老同志都回憶說，彭真同志常說：我的話又算數，又不算數，我的話供你們參考。請您舉一些親身經歷的事例。
王漢斌：彭真同志常說，我的話又算數又不算數，說對了就算數，不對的就不算數。他講：開會就要聽取意見，主要是聽不同的意見。贊成的意見說不說都可以。他聽取意見很耐心，你提意見時，他不插話，不打斷。
他常說，干部要像毛主席說的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罷官、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我就對彭真同志說：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不存在“五不怕”的環境。
記者：作為彭真同志最得力的部下，您如何看待他的人性光輝和卓越的政治品質?
王漢斌：彭真同志襟懷坦白，講話辦事不留尾巴。彭真同志早在延安時期就把毛主席推崇為黨的領袖，盡管經歷“文革”十年劫難，他在復出后的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上，仍然發言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直到臨終前仍念念不忘：中國革命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堅持共產主義的大方向……這就是為理想和信念奮斗終生的彭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