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北大荒”；197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一分校，學習法律；198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93年在美國西北大學獲法學博士(SJD)學位；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訴訟法學博士研究生導師(證據學、偵查學方向)；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證據學研究所所長。他撰寫和主編了法學著作數十部，發表各類文章數百篇，主持了國家重點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和國家社科項目以及教育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美國福特基金會和中國-歐盟法律與司法合作項目等科研項目。
何家弘是法學家中惟一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和國際犯罪文學作家協會會員，《法學家茶座》特邀執行主編。
講臺是我最適合的人生位置
采訪中何教授多次談到，人要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才能做出成績享受快樂。他說，我這人不擅經商和做官，做教師挺適合我。
何教授的教學主業是：證據調查學和證據法學，還有一門延伸出的課：法律英語。
何教授介紹了我國證據法發展的過程。眾所周知，以往我國的訴訟模式是以偵查為中心，都說執法部門是刀把子，以往刀把子大致這樣分工，公安局是“殺豬刀”，檢察院是“刮毛刀”，法院是“賣肉刀”。辦案主要靠偵查人員的直覺和嫌疑人的口供，嫌疑人認罪后補證。在那種審判模式下，證據法沒有太大意義。我國當代司法制度轉變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人們常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事實是什么？法官看到的事實不是案件原樣回放，他看到的事實是被證據證明的事實。從查明事實到證明事實，首先和根本的是觀念轉變。
1997年，何教授把以往的《偵查學》改造成《證據調查學》，主編了第一部《證據調查》教材并教授此課。后來又開設配套的《證據法學》。2000年，受司法部委托，何教授主編了《新編證據法學》一書，該書成為統編教材，先后給本科、碩士、博士教授此課，受到學生的歡迎。2000年開始，何教授主編《證據學論壇》，每年兩卷，每卷四五十萬字，已出版十卷，為理論界和實務界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何教授說，現在“證據調查”和“證據法學”很受公安人員、檢察官、法官、律師的歡迎，兩門學科漸成顯學。
記者問及近年較多關注的“電子證據”，如何采集采信？
何教授說，電子證據成為司法實踐中的新東西，證據學中的新問題。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許多交易在網上進行，發生糾紛，確實有個取證認證問題。國外出臺了相關的“電子簽名法”。目前我國司法界對電子證據持謹慎態度，因為它的易修改性，很難保留原始信息，法院一般不采信，審判時需要別的證據佐證。何教授談到主持教育部的項目《電子證據研究》，他說，此研究是法學和高科技的結合，寄希望于年輕學者。
2005年底，人民大學評出十大教學標兵，何教授位列其中。
用研究成果服務社會
記者采訪的那個星期，除了教學，何教授還要去北京海淀區檢察院講課，講反貪和瀆職罪的調查取證；本周一，他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給晉監班學員講課。公安部的晉監班每月一期，他每期都去講，已經好幾年了。四月，東城區檢察院的培訓班還在候期排班。何教授說，近些年給公檢法等實務界講課，他已經走遍全國，大部分在省會，有時也去市、縣。他形容自己做的是世界上最困難的兩件事之一：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腦袋。他覺得做這件事的重要性甚于校園內教學。另一件難事是把別人的錢財裝進自己口袋，他做不來。
講什么？不是講具體技術，怎么取指紋、取腳印；而是傳播觀念，讓一線辦案人員接受現代司法理念，提高運用證據的水平。由于長年往下跑，何教授對于一線辦案人員的處境充分理解。他說，一些地方領導出于穩定的壓力，往往過多干預案件偵辦———“領導很生氣，后果很嚴重(電影《天下無賊》變異臺詞)”。辦案并不是非黑即白，往往有一些灰色地帶，證據不那么充分，看著又像是他。有些司法人員做不到“疑罪從無”，往往“疑罪從輕”，關起來，判個輕刑，好過放他出去危害社會。傳統口號“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這是理想化境界，具體到辦案人員很難做到。應該分析“枉”和“縱”的社會危害哪個更大？何教授以為“枉”的危害更大，你冤枉一個當事人，他的親屬、熟人，證人的親屬、熟人，律師……后邊都有一群人，加起來就是一大群人，讓一大群人喪失對司法和政府的信任，這罪過輕么？
我的數學不好，高考數學才8分，可這個賬我算得過來，枉和縱相比，縱是一個錯，放走一個壞人；枉是兩錯，比如佘祥林案，冤枉佘祥林是一個錯，那具女尸到底是誰？若有命案真兇是誰？依然無果。真兇沒準在一邊偷笑呢。這是兩個錯。
依法治國重在治官。何教授肯定地說，為官者不得違法，養成依法做事的習慣。英國法學家很自豪，因為英國沒有通過革命方式完成歷史進化，中國要想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法治是好的出路。
業余的事好玩好干
原本一上來采訪，何教授就想說記者提的第三個問題：業余，他說業余的事情由興趣推動，好玩，好干。
何家弘自幼喜歡文學，后來投身法學，對文學的熱愛依然蟄伏心底，1995年，他開始推理小說的創作，三年時間寫出四部以洪律師為主人公的推理小說《雙血型人》、《股市幕后的罪惡》、《龍眼石之謎》和《神秘的古畫》，之后還創作了“法學解讀小說”《黑蝙蝠·白蝙蝠》，讓業內外人士感到驚喜并獲得好評。何教授講了一件好玩事———某天一位學術前輩很鄭重地對他說，有一個寫推理小說的人和你同名同姓！何教授的這幾部小說已被翻譯成法文出版，年底將由英國企鵝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1998年，何教授還寫作出版了《犯罪鑒識大師李昌鈺》一書，把他與李教授13年交往的見識與理解放進書中。
對以上作品的評價，何教授很清醒，別人說好，是覺得教授、法學家還寫小說，不多見，也不會拿專業作家水平要求你，所以說業余的事情好干。
何家弘戲說，他是“出境率(出國)”和“出鏡率(上電視)”較高的學者。觸電開始于美國辛普森案的審判，由于此案影響巨大，何家弘第一次以法學家嘉賓身份上電視。先是好奇，也有興趣，試著做下去，便一發不可收拾。他說自己一試就認真，認真就干好，干好就有收獲，生活因擴大視野和知識面變得豐富和快樂。何教授現在“社會與法”頻道“法律講堂”的“周末論法”做主持人，他說學者主持法律講堂可以與嘉賓對話，把觀點激活。近期推出的訪談有“奧運福娃的知產保護”、“拍賣月球的法律依據”、“離婚公司”、“撲克牌通緝令”等熱點話題。何家弘教授英語甚佳，有時還在中央臺九頻道(英語頻道)做嘉賓。
近年，何教授又有一新頭銜：《法學家茶座》特邀執行主編。他的辦刊宗旨是：法學應該走出“象牙塔”，步入尋常百姓家。用老百姓的話，說老百姓的事，談老百姓沒太注意的問題，講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何主編不光廣為約稿，還撰寫卷首。記者一一讀了，那卷首很有味道。何主編說，當代“法普”比“科普”還重要，法律的核心是公平公正，要讓公民養成按規矩做游戲的習慣。據說，《法學家茶座》在山東人民出版社四茶座(另三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中反響不錯。
何家弘是一個體育愛好者，他得意地給記者展示1992年他在人大法學院“公正杯”足球賽五場踢進八個球，榮獲“最佳運動員”的獎狀；那年他39歲。他說最后一次上場踢球是2003年在香港，那年何教授50歲。其他愛好還很多，不一一列舉。
青年學子要腳踏實地
談到大學教育，何教授說，大學教什么？這幾乎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有人批評美國法學教育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有人批評德國法學教育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大學教育是否一定跟著實踐走？光學具體技能，辦技校就成了。大學還應該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精神魅力。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實踐，教學滯后幾乎是必然的，極端的例子是計算機，學校學的那些，畢業了一定滯后。當然也有專業因因相襲，脫離社會，缺少對實踐的了解和關切。
青年學子要分析自己的優勢和劣勢，踏實做事。當今社會浮躁功利，早點選準位置成功會早一點。失敗者總是抱怨人生不公，其實人生是公平的，上蒼給每個人每天都是24小時就是證明。你怎么做？機遇來時準備好沒有？是抓住，還是擦肩而過？人與人先天的差異很小，細微的差異決定后天的命運大相徑庭。何教授舉例說，他25歲才開始學外語，研究生時就可以給外教當翻譯。后來出版英語專著，編寫《法律英語》教材并開課。開始的方法就是“說”，沒人說跟自己說，跟同學說。上公園散步，見到老外還會主動聊天。無論學習還是人生，取積極態度會不無裨益和享受快樂。
讓記者試著形容一下何教授：高山，流水，何取流水———萬斛泄地，隨器賦形，拍岸之力道，穿石之堅持，把人生的證據一點點做實，一往前行，遂成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