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有給王名揚更多的時間去寫完《比較行政法》和《中國行政法》，實現他“行政法五部曲”的夢想，但換個角度看，僅僅就已經出版的著作來看，一個中國行政法學界的“王名揚時代”已經毫無爭議地形成了。
充斥他的世界的，是一片難以想象的寧靜。
早在幾年前，他就因為失聰，聽力嚴重受損，連基本的交流都不得不借助紙筆。三年前，非典肆虐京城前幾天，筆者第一次采訪他時，他就是這種狀況，我只能把問題都工整地寫在紙上給他看。好在那個時候，他還能上網，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和外界聯系。如今不是這樣了，他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據大夫說是腦萎縮，一天睡覺的時間幾乎超過了二十個小時。枕頭旁邊，整整齊齊地放著他愛人準備的交流用的小紙片，只是這些紙片也很久不用了，如同他一樣安安靜靜地躺著。
大器晚成亦英雄
還有半年，就是他九十大壽。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馬放南山享清福的年齡。他不像有的“學者”，早在跋涉到這歲數的十多年前，就能夠把知識換成了地位，在政、商、學各界豎立起高不可攀、堅不可摧的山頭，從此一呼百應、感受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尊嚴。
然而對于王名揚來說，他恐怕沒有這種機會———費盡一生心血所構思的“行政法五部曲”中，《中國行政法》已經不可能寫出，《比較行政法》亦僅僅留下前四章內容而不可能寫完。或許正因為這種“進行時”的狀態，使得他永遠把別人用來建立“山頭”的野心，拿來作為與時間賽跑的雄心。
王名揚之所以沒有這個機會，絕對不是因為他沒有實力。我們可以看看奠定他上個世紀末在學界地位的是這么幾本書：《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其中，最早的《英國行政法》，1987年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時，他已經71歲高齡；《法國行政法》，1988年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時，他已經72歲；及至《美國行政法》1995年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時，他已經79歲。人啊，不服老是不行，他再也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包括已經寫了四章的《比較行政法》。畢竟英雄氣短，上蒼居然真的就沒有給他實現夢想的機會，令人扼腕嘆息。
好在上蒼還算公平。雖然沒有給王名揚更多的時間，去寫完《比較行政法》和《中國行政法》，實現他“行政法五部曲”的夢想，但換個角度看，僅僅就已經出版的著作來看，一個中國行政法學界的“王名揚時代”已經毫無爭議地形成了。
王名揚拿作品證明了自己。據北京大學朱蘇力教授在《從法學著述引證看中國法學》中統計，僅僅在1998年至2002年間，王名揚的著作五年合計引證高達494次，這其中著作引證就達491次，在整個中國法學界排名第八位。如果這一點還不能說明王名揚學術著作的價值的話，那么朱蘇力統計的另一項數據，則使王名揚的學術價值異常凸現：“他引最多的教科書型著作”中，王名揚的《美國行政法》當之無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達到194篇。不僅如此，在“他引最多的教科書型著作”前20名的清單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王名揚的《英國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率達到104篇。個中三昧，值得深思。
就現在中國法學著作的生產速度來說，如果單單從數量上看，王名揚的這三本著作很快就會被那些表面看起來“更新”、“更全面”、“更權威”的學術成果湮沒。奇怪的是，王名揚的這些著作卻顯示出了強勁的生命力。這是為什么？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在五六十年代，被人揭發出來的王名揚的“反動言論”：在1959年10月29日北京政法學院的座談會上，王名揚說，“在總路線的鼓舞下，造成了許多人虛偽的現象，只要數量，不要質量，這樣虛假現象出現很多。”這之后不久的11月28日座談會上，王名揚又指出，“多快好省，要求又多又好，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兩個東西不能結合。比如寫科學論文，東抄抄，西抄抄，寫十篇也沒用；如寫一篇有創造性的論文，這時就要取好的。”———就這一點，我們不難探知王名揚為什么能夠寫出這些作品；也憑借這一點，我們也該對王名揚表現出一點敬意：在那個年代，敢說出常識的人不多。
青黃不接時代的苦悶
王名揚之所以大器晚成，是有原因的，這里面既有時代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王名揚所走過的道路以及他所面臨的問題，恐怕在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中間，是有著代表性的。簡單地歸責于任何一方面，恐怕都會失之偏頗。
1948年，王名揚考取了國民政府最后一屆公費留學資助，前往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去留學之前，他更多的興趣在國際法方面，就這點令很多人納悶，大家都以為王名揚在法國學的還是國際法，殊不知在那里他卻成為行政法門下學子。
1949年之后，海外對剛剛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充滿了猜疑。剛剛到法國不久的王名揚，就和同在巴黎的二十多個中國留學生中，組織了一個“星五學會”，在每周的星期五聚會，自發地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剛開始時王名揚對此不甚積極，一直到后來被推舉為“星五學會”的主席，才積極組織了幾次活動。盡管“星五學會”很快就解散了，但是王名揚對于馬列主義的學習卻并未停止。他不光在學習之余擔任《僑報》的編輯，甚至在1954年5月9日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時，以一個留學生的身份主動給周恩來寫信，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美關系提出建議，在周恩來回國時，他再次致信就內政問題提出建議。
王名揚正式下定決心回國是在1956年。王名揚自述：“國外讀書時，看到祖國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飛速發展，看到祖國前途無限，非常興奮，決心回國參加建設。”
1958年王名揚才回國。回國前，王名揚“稍做準備，以便更好地適應”形勢。在回國的途中，王名揚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時間，希望對蘇聯有個初步的接觸，“回國以后，希望取得一個機會去蘇聯工作，一方面增進俄文，一方面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制度了解更深刻一點”。只是回國后，王名揚并沒有機會再去蘇聯，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工作。
后來的事實顯示，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學院解散前，這個學校對于王名揚并沒有給予多少可以研究學術的空間。王名揚到來后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現在感覺非常空虛，從前所學的那些東西，現在很多不能應用了。對于新東西的學習呢？我才開始，程度實在太淺了，在情緒上不免伴有青黃不接時代的苦悶。”也正是因為如此，王名揚才給人留下了那些“反動”言論。
王名揚的這些言論，今天我們看起來可能覺得沒什么，但是在當時卻給他帶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壓力。在六十年代，王名揚依然翻譯了凱爾森的《共產主義的法律理論》，這本書直到2004年，才被列入許章潤、舒國瀅主編的“西方法哲學文庫”，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只是這些終究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果我們能明白這一點，就會明白為什么組織會讓他去北京外貿學院教法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王名揚會被下放到河南固始、息縣去勞動，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王名揚終究大器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