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暄先生，祖籍浙江玉環縣，見證并親歷了新中國刑法事業從無到有、由粗至精的歷程，是推動中國刑法學理論發展的學界泰斗。
1947年，在同時被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錄取的情況下，高銘暄選擇就讀浙江大學法律系。他說，選擇法律專業，在高中時期就基本確定了，這當然得益于當時曾歷任杭州地方法院(相當于現在的杭州市中院)推事和浙江高等法院(相當于現在浙江省高院)審判員的父親的言傳身教……
想采訪高銘暄教授，那真是很久的愿望了。每次參加研討會，看到鬢發如霜的高老總是認真地做筆記，傾聽與會者的發言，并且總是從會議的第一天坐到閉會的最后一刻，我就暗自欽佩，暗嘆高老“坐功”如何了得;每次有幸參加刑法學界的大活動，欣賞高老那字正腔圓的京戲唱段，就有一種想專訪高老的念頭。
想也只是想，由于惰性，便一直沒有成行。這次與以往不同，上期發表了刑法學界的“南馬”(馬克昌)，文中多次提到“北高”(高銘暄)，如再偷懶兒，實在有些說不過去，便想無論如何也要采訪高老，算是了卻自己的一個心結吧。
父恩與師恩
“這一生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位是我的父親，另一位是李浩培先生”。
當記者問到高老因何與法學結緣時，高老用這樣的回答開了頭。
祖籍浙江玉環縣的高老，出生在一個家境殷實的書香門第。他的父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歷任杭州地方法院推事和浙江高等法院審判員。
“他當時是薦任官”，高老笑著說：“大概相當于現在的縣處級吧”。
擔任法官的父親對兒子的學業看得很重，年輕的高銘暄在這樣的家學淵源背景之下也就對法學更添了幾分親近。
1944年春天，初中畢業的高銘暄如愿以償地考入當時全國聞名的溫州中學。但是由于日寇攻陷浙江，“溫中”遂遷往別處，再回到母校的時候，已經是他在雁蕩山借讀半年之后的事了。不過初回溫中時發生的一件趣事，至今高老記憶尤新：當時溫中剛剛復校原址，校長金嶸軒先生(我國著名的教育家)舉辦全校征文大賽，文題就定為“如何建設新溫中？”。剛剛借讀回校的高銘暄在這次大賽中一舉奪魁，揚名全校。說到這一段，高老自己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你們問陳光中嘛，這事兒他記得比我清楚”(陳光中老先生是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的終身教授。他與高老是初中同學，這次征文大賽名列第二)。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法律女神開始真正地向他招手了。
“我讀法律專業，在高中時期就基本上確定了”，高老告訴記者，父親當時找他談話，為的就是給即將面臨人生選擇的他一顆“定心丸”：“他首先明白地告訴我，在經濟上愿意支持我讀大學。然后告訴我大學畢業可以考慮三方面的去向：一是留校任教，以后做大學教授；二是出國留學，繼續深造；三是子承父業，進入法院”。
勤學善思的高銘暄沒有讓父親失望，1947年的升學考試中他“一榜三花”，同時被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和武漢大學三所名校錄取，但他最終選擇了當時風氣開明、由氣象地理學大師竺可楨擔任校長的浙江大學，并由此結識父親之外的另一個影響他一生的人——時任浙江大學教授的李浩培先生。
高老說，李浩培先生本來是專攻國際私法的專家，由于當時浙大沒有人教刑法，多才博學的李先生便在浙江大學暫時擔任刑法學教授。
“他講課帶著一口的蘇南口音，但聽起來卻饒有趣味。我中意他，自然也就喜歡上了刑法”。正是因為李浩培先生深入淺出，妙趣橫生的授課，高老漸漸地對在當時的中國還甚不發達的現代刑法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造化弄人，就在高老沉浸于李浩培先生為他營造的學術世界的幸福中時，浙江大學的法學院被撤消了。所幸，1949年高老被轉入了北京大學法學院繼續進行法律學習。
為人與為學
先賢嘗言：百年立業，莫非為人。用高銘暄教授自己的話說：“如果說一部好的教材是法學教育的必要手段，那么，培養合格的法學人才則是法學教育的核心和目的。”
高老得意的女弟子現任北師大法學院的王秀梅教授對記者說，高銘暄教授始終把培養人才視為自己的神圣職責，從不懈怠。經過多年的探索，他總結出了“三嚴”、“四能”、“五結合”的培養人才的模式。
所謂“三嚴”，是指對學生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訓練；所謂“四能”，是指培養學生的讀書能力、翻譯能力、研究能力、寫作能力；所謂“五結合”，是指要求學生做到學習與科研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面掌握與重點深入相結合、研究中國與借鑒外國相結合、個人鉆研與集體討論相結合。
高銘暄教授運用這種獨創的教學方法，培養了新中國第一位中國刑法學博士、第一位中國刑法博士后和第一位國際刑法學博士，受到全國法律教育界的贊賞。
如今赫赫有名的趙秉志、陳興良、邱興隆等名家都是高老的門生。
說起為師之道，高老說他常教育自己的弟子，“不要給老師送禮，第一是敗壞了學術風氣；第二是這樣做影響自己的水平。否則，本來你是刻苦學習得到的成績，別人就會說：不過是給老師送了禮而已”。
高老為人清正的信念與少年時期深受做法官的父親影響有關。
“我父親曾有一段時間在江蘇省上海市特區地方法院做書記員，當時那兒的院長為人清正廉潔，剛直睿智。我父親常常拿他的例子教育我、督促我”，高老深情地回憶說。
說起高老的為學，他說自己有個一輩子的遺憾，回想起這件事高老至今仍然無法釋懷。
1954年至1963年，正值我國制定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準備階段。高老因為參與其中，就把這期間總共33稿的草案和所有意見匯編都裝訂成冊，并完好地保存下來。那時候全國批判資產階級知識私有的觀念，高老深受影響，就把這些寶貴的資料都上交到當時人民大學法律系資料室的保密單位，可是不久之后，高老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勞動，而這些珍貴的資料竟被當時進校的軍宣隊當作廢紙付之一炬了。
“沒有啦，現在全國哪里也沒有當時那么完整的資料了”，高老痛心地說：“如果這些資料還在，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與誕生》一書的編寫也許會更充分。”
高老對1982年自己僅憑兩大本筆記而出版的這本當時在法學界流傳的學術著作還不滿意，不能不說是高老治學嚴謹的寫照吧。
教課與京劇
高老說他最大的樂趣就是講課，“教課”已經融進了高老的生命。他說自己今年3月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講了一下午的課，回家后，老伴兒還戲謔他說“過癮了吧？”他自己的回答是“當然過癮了”。
他的弟子們知道他愿意上講臺，經常會給他安排一次或兩次給本科生上課的機會，老先生每次都是認真備課。因為在他看來，本科階段是大學最重要的階段，是塑造人生的階段，一個好教授能影響學生的一生。
而幾十年來上課時如洪鐘般的嗓音則被高老歸功于自幼對京劇的喜好。高老告訴記者，對京劇的愛好同法律一樣源自父親的熏陶。父親曾得高人指點，對京劇頗有些心得。因此也曾指點當時年幼的高銘暄不少名家名段，像《洪陽洞》、《四郎探母》、《玉堂春》等等。高老現在閑暇之時還“念唱坐打”一番。北師大2007年的新年聯歡會上，高老連唱四段，硬是博了個滿堂彩。
當記者問起高老最中意的唱詞時，他說是《洪陽洞》中楊六郎的一句：“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待筆者追問起下句的時候，高老卻笑而不答了。
這下一句唱詞便是“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東”。
好一句“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東”，對于高銘暄而言，這絕不僅僅是一句戲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