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動蕩之秋 降生殷實人家
上個世紀20年代，正值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中華大地醞釀變革的動蕩時刻。軍閥混戰，列強虎伺；社會黑暗，民眾疾苦；新潮揚波，人心思變。只有那遠離動亂與喧囂的村莊里的裊裊炊煙，還能著保持千年不改的祥和與寧靜。
1928年12月26日，北國已進入隆冬時節。河北唐山渤海之濱的一戶普通人家，此時正洋溢著喜慶的氣氛，一位男嬰呱呱墜地。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新中國第一代法學家王作富先生。
與同時代那些出生后就注定要與貧病搏斗以爭取存活權與成長權的孩子們相比，王作富先生是幸運的。祖上雖然世代務農，他的父母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但憑著多年的積累和農民的勤儉與精明，到了先生出生之時，家里已經擁有幾十畝田地，還經營著一間生意不錯的店鋪。這一在當時就算小康的家境，使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不僅能夠免于饑饉之虞，還能安心苦讀圣賢之書，接受難得的正規教育。
先生回憶說，那時候的小地主和小財主可不像現在的大款，花錢大手大腳，甚至揮霍無度。由于掙錢很不容易，家庭人口眾多，年景變化無常，社會極不安定，土匪黑道猖獗等原因，許多有錢有地人家既舍不得花錢，也不敢花錢，日子過的極其節儉，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非常摳門。先生的父母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平時對孩子的教育就是要珍惜一粒米一文錢，任何浪費都是罪過，善于節省才是美德，積德必須行善救人。先生至今還記得，作為一個富家孩子，也只有到過新年的時候才能穿上一件土布或洋布做的新衣裳，只有在逢年過節時，家人才能不受限制地吃一頓肉。他的父親作為一家之主，每天的特殊享受，就是母親在晚餐時專為他炒一個雞蛋，斟上一杯燒酒，而孩子們只能遠遠地聞聞香氣。在如此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先生，從小知道了生活的艱辛，習慣了節儉的日子，養成了節約的習慣，懂得了自立的重要和善良的可貴。也正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先生成為一個很早就懂事的孩子，讀書用功，為人謙遜，心地善良，同情窮人。先生舉例說，那時候天災人禍頻發，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冬春之時，上門乞討的孩子、老人、殘疾人、病人等往往駱繹不絕，逢年過節討飯的人更多，對這些饑寒交迫隨時都可能餓死在路邊的可憐人，先生的內心非常同情，總要想方設法從家里抓一把糧或盛一勺飯打發他們，從中獲得些許安慰。
先生的幸運不僅是生在一個殷實之家，而且還有一雙望子成龍、全力支持孩子讀書的父母。先生的父母目不識丁，飽受沒有文化之苦，所以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們身上，寧肯自己生活節省，也要花大錢供孩子上學。先生的讀書生涯開始于家旁的私塾和小學，從初中開始，則寄讀在離家30里的學校。父母給的學費和食宿費是始終保證的，但零花錢是少得不能再少，可以說，整個中學時代先生都是名副其實的只有書讀而沒有錢花的窮學生。以致先生每當看到現在的學生動不動就扎堆到館子里嘬一頓，時不時相攜到影劇院里看演出時，總能想起自己中學時代的兩件憾事：一件是學校旁邊有一個飯館，當時是富家子弟熬不住學校伙食的清談而經常光顧的地方，可是先生雖然忝居富家子弟之列，也無數次在飯館門前徘徊或路過，卻一次也舍不得光顧，至今也不知道里面做的是什么山珍海味，味道聞起來那么香。二是在上中學時，先生喜歡上了戲劇。每逢鎮上有演出，先生總是早早進場，先睹為快。這源于那時的演出，起初為了吸引人都是免費讓人觀看，待演出進入節骨眼時，才開始向看戲的人收錢賣票，先生能看戲就是鉆了這個空子。每當收錢賣票的人過來了，先生即收攝心神，忍痛割愛，溜之乎也。而先生每每作此狼狽之舉的原因，往往并非口袋中沒帶買票的銀角子，而是舍不得花錢買票子。問先生何以能夠割愛而逃票呢，先生說，也許是長期形成的節儉習性戰勝了感情吧。結果是中學時代看了無數場戲，但沒有完整地看完一場戲！至于戲文中人物的命運和結局，如壞人受到懲罰，好人撞上大運，才子娶了佳人之類，都是按照先生自己的想像演繹的。聽到這里，我們都開心地笑了。
給我一次機會 為你奉獻一生
1949年仲夏，先生高中畢業了，當時還叫北平的北京已經解放。剛過弱冠之年的他主意已定，赴京報考北大工學院。之所以奔著該校而來，是因為那時他的理想要做一名工程師。談起這個理想，先生說主要不是出于科技報國的大道理，而是來自于童年的觀察和體驗。先生的家園離英國人開的百年老礦——開灤煤礦不遠，年幼的他常常看到中國的礦工勞苦臟亂不堪，而礦上那些多為洋人的工程師和高級管理人員，卻住著有漂亮的游泳池、網球場、花園等配套設施的大洋房，出入西裝革履，生活富足悠閑，令他心弛神往。于是小小的他決心也要做個工程師，將來過上好日子。
俗話說，人生難以如愿，美夢不可當真。先生當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命運。上了考場后，第一場考數學，沒有想到自己的數學知識，根本不足以通過考試，連題目都沒做完。數學考試的失敗，大大影響了先生的情緒，對后面的幾科考試已無心戀戰。這樣，他心中蓄謀良久的工程師美夢，便瞬間破滅了。此時此刻，何去何從，先生陷入了無奈與迷茫之中。
但俗話也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先生也遇到了這樣的命運。一天，他與一起赴京趕考的同學到街上閑逛，在一個櫥窗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啟事，內容是新中國剛剛成立的中國政法大學招法科學生。先生說，那時雖已高中畢業，但還不了解什么是法律，也從未想過學習法律。但看到自己符合報名條件，也沒有別的學校和專業可考，于是他們當即就報了名，并參加了感覺不算太難的考試。
由于考試是抱著填補理想空虛的率性所為，所以先生考后就回到唐山的家里，并不關心自己能否考上。此時他已打定主意，準備復習明年再戰。突然有一天，先生的叔叔從報上看到中國政法大學的發榜名單，無意中瞥見了侄子的名字，當即告訴他被錄取的消息。此時先生覺得，既然有大學要我，那就去上吧。從此便進入法律之門。
先生剛入學時，先接受了以思想改造為內容的教育。入學不到半年時間，中國政法大學被宣布撤銷，法科的班底與華北大學合并而成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也轉入中國人民大學。1950年3月開學后，先生成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第一批學生。1951年冬天，先生又幸運地被選拔到人大法律系第一屆研究生班刑法組學習，同班學員都是一些革命干部或來自老朝陽大學及其他大學的學生，其中就包括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先生等。
由于新中國剛成立，還沒有自己的法學教育師資，學校就邀請蘇聯專家前來指導，幫助中國培養社會主義法律人才，所以，當時人大法律系本科生學的課程全是蘇聯法律體系和法學理論，如蘇維埃刑法、蘇維埃民法、蘇維埃勞動法等，培養方案也基本與莫斯科大學一樣。由于先生本科階段接觸法律只有半年，未及接受系統的法律教育，而之前又沒有一點法學基礎，所以先生感覺與來自其他院校的法律系同學相比，確實頗有差距。用先生的話說，自己在起跑之初，就先天不足。這種自我認識，促使先生在研究生班跟隨蘇聯專家學習刑法時，倍加努力。
面對自己與其他同學的距離，先生沒有氣餒和沮喪，而是奮起直追，直至后來居上。那時，新中國還沒有自己的法律教科書，舊中國的刑法著作也沒幾本，最早能買到的只有一本《蘇聯刑法總論》的中譯本，可讀的書非常少。當時法律系有個資料室，專對法律系的師生開放的，但書少得可憐，去看書也不用什么手續，因而成為先生的長造之所。正值那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紀的先生，只要一有時間，就往資料室跑，在書架上翻來找去，幾乎把能找到的與專業相關的書，都讀了個遍。
由于當時主要學習蘇聯法學理論，先生認識到學習俄語對自己十分重要，于是立志學好俄文。當時在研究生班，雖然有位俄籍女老師專門教俄文，但由于她不懂中文，又沒有翻譯，學習效果并不顯著。先生便買來《俄華大詞典》，利用一切時間苦學俄文，邊學邊用，借助詞典閱讀《蘇維埃國家和法》雜志上的刑法論文，試著將其譯成中文。很快地，先生不僅熟悉了許多刑法專業術語，也逐步提高了閱讀和翻譯能力。
就這樣，先生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不僅成功地調整了自己的人生志向，而且進步顯著，成了一名成績優良的學生。一年后，先生便結束了自己的學習生涯，成為教書育人的年輕先生。
特殊的時代造就特殊的英雄，特殊的需要造就特殊的人才。在今天十年寒窗苦讀工作難找的學子看來，先生那一代的法律人真是幸運，像坐飛機提拔的干部一樣。先生的學法之路誠可謂迅捷而精彩：大學未及一年，就當了研究生，研究生只讀了一年，又提前畢業留校任教。1952年新春開學，先生便被調入刑法教研室任教。
那時由蘇聯專家為本科生講蘇聯刑法，先生起初只是擔任學生的課堂討論老師。到了1954年，他便開始給本科生講授蘇聯刑法總則。那時刑法教研室的許多老師不懂俄語，他們給學生講授蘇聯刑法，一般只能按照蘇聯專家或中譯本的刑法教科書內容來講。而先生由于懂俄語，就可以把從俄文雜志上看到的新觀點隨時介紹給學生，而這些新觀點，是當時蘇聯的教科書和蘇聯專家的講稿里都還沒有的。在教研室主任魯風老師的鼓勵下，先生常常拿著剛剛得到的俄文雜志，把自己從中獲得的新信息、新見解，及時、無私地介紹給其他同事。除此而外，先生一有時間就搞些筆譯。1958年刑法教研室編輯出版的三輯《蘇維埃刑法論文選輯》中，有幾篇就是先生練習翻譯的成果。此外，先生還參與翻譯了蘇聯著名法學專家特拉伊寧的專著《犯罪構成一般學說》，該書出版后對當時和后來我國刑法學的教學與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1956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刑法教學不再講蘇聯刑法，轉而講中國刑法，但一直苦于沒有自己的刑法教科書。這一年，先生參與編寫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講義》，該教材先是內部油印，作為人大自己刑法課堂的教學用書。因當時全國法院系統培訓干部也缺乏教材，所以，這個寶貴的資料一現身，就被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領導發現，并立即進行了大量復印，下發給全國各級法院參考。雖然教材自始至終未公開出版，但對年新中國培養司法干部，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從一個門外漢到初通刑法學原理，從一個單詞都不認識到翻譯俄文經典刑法著作，從1952年忐忑不安上講臺到1956年編寫刑法講義，幾度寒暑過去，先生的刑法學習有了顯著提高。回首往事，先生也對那段勤奮充實、于一生都很重要的日子感到欣慰，他這樣表達當時的自己，“學了蘇聯那一套，居然也能寫出講義來了”。并且，其間的1954年，先生還在當時的中國法學會主辦的權威雜志《政法研究》上，發表了一篇《蘇維埃刑法在實施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作用》。次年，又執筆與其他同志合寫了一篇《批判資產階級的犯罪原因理論》，也發表在該雜志上。從對法律的一無所知起步，僅僅經過兩三年的學習，就能寫出刑法論文，就連一貫謙遜的先生自己，也覺得自己“挺不容易的”。
而這一切，僅僅是先生刑法人生的開始。遺憾的是，由于綿延不斷的政治運動和后來的十年文革，這樣的開始沒過多久就被不幸中斷。先是1959年刑法課被取消，接著是1964年被派去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從1964年到1973年人大停辦，先生完全脫離了講臺。直到1978年人大復校，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5年之后，先生終于重回人大法律系任教。
1979年，先生在人大招了自己的第一位碩士生，也是當年刑法教研室招收的唯一碩士生，這便是后任中山大學法律系主任的王仲興教授；1981招了第二批碩士生，他們是現已成為我國著名中青年刑法學家的陳興良教授和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理論研究所所長的張智輝教授；1982年，招了第三批碩士生，他們是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大法官和人大法學院的沈致和教授。
1987年，先生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首屆博士生是現任國務院法制辦執法監督司司長青鋒。
1980年，先生被評為副教授，1985年被評為教授。2000年，先生雖然辦理了退休手續，但教書育人事業并未退休，還被返聘并繼續帶研究生，經常給學生講課。可謂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教書育人，桃李遍布天下。
鑒于先生在教學方面的杰出貢獻，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為先生頒發了吳玉章教學獎，全校同時獲此獎項的只有兩位教師。2005年，先生又被中國人民大學評為33位榮譽教授之一，榮獲金質獎章。
精心編著教材 惠及九州四海
在講臺上，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地傳道授業解惑，一批又一批的聽講者從他的講授中獲得了新的知識與信息；在講臺下，先生除了潛心著述，佳作迭出以外，還格外重視教材的編寫工作。幾十年來，先生獨著、主編、參編和審閱的刑法教材難以備數，獲得國家和有關部門獎勵的就有多部。這些教材培養了幾代法律人，為傳播法律知識，弘揚法治思想作出了看不見的貢獻。這里擇其要者加以介述：先生個人主編或撰寫的有三本。一是1982年先生主持編寫了刑法公布后的第一本教材《刑法各論》，該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共計30萬字，是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1979年刑法分則的教材，也是建國以來最早用我國自己的刑法理論論述刑法各罪的重要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由先生從頭到尾逐字逐句統改，從文字到內容都改動很大，但在出版社編輯的再三勸說下，他仍然不愿突出個人，拒把自己列為主編，只是在書前的編寫說明中，載明自己承擔了全書的統稿工作。該書1985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科學著作獎，同年出版了修訂本，修訂后的《刑法各論》又于1988年獲得國家教委的優秀教材獎。二是先生主編并參加撰寫的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刑法》，1999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2年獲得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第二版時已發行到10萬余冊。2007年又出了第三版，字數增加到88萬多字，內容包括對1997年刑法典全部章節條文的論述。三是先生親自撰寫的《刑法分則要義》，1989年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中央電大學員使用的刑法分則教材，發行量約10萬冊。
屬先生參與編寫或者與人共同主編教材的有四本：其中之一，是由司法部組織編寫的全國高等學校統編教材《刑法學》，先生具體執筆其中分則部分的“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章節。該書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是當時全國唯一最權威的刑法教科書，發行量達100多萬冊。其中之二，是與高銘暄教授共同主編的《刑法總論》，1990年人大出版社出版，而1995年獲得人大優秀教材獎。其中之三，是由高銘暄教授主編的《刑法學原理》（三卷本），先生執筆其中的第十三章《犯罪客觀方面》。該書由人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作為研究生教材使用，并于1995年獲得“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6年又獲得“第二屆國家圖書獎”。其中之四，是由高銘暄教授主編的作為研究生教材的《刑法專論》，其中有關刑法各罪的研究，從第18章至第26章全由先生一人撰寫，該書于200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獲教育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2006年經過修訂后，又出版了第二版。
除了上述刑法專業教材，先生還參加了其他法學教材中有關刑法部分的撰寫：如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法學概論講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法學概論思考題解答》；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4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律師資格考試教程》（三卷本）等。
此外，多年來，先生在其他院校或教育機構中，還參加過一些內部教材的編寫，或者將其講稿內部印刷，以供學生參考。如，1983年中央政法干校內部印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分則講稿》；1984年中央政法第二干校內部印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概論》；1986年文科月刊雜志社內部印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各論教學手稿》等。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教材編寫，不論是主編、全書撰寫還是參與編寫，先生都做到認真對待，精心撰寫，從來不一稿多用或請學生代筆，草草應付讀者和出版社。可以說，不論是正式出版、獲得多次多項國家大獎的教科書，還是內部印刷的講稿或手稿，每一本書，都是先生夜以繼日埋頭耕耘的結果，每本書都凝聚著先生點點滴滴的汗水與心血。而正是這些厚薄不均、出版形式不一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電大生教材，為無數求知若渴的莘莘學子和在職人員，提供了學習的藍本、工作中的參考和指南，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
古人云，人生苦短，學海無涯。80年崢嶸歲月，80年滄桑巨變。然而，不論世事如何滄海桑田，不論人心如何變遷，先生的信念、追求和謙和卻一如既往，老而彌堅。一批批的學生從他這里學到的，除了博大精深的專業知識，嚴謹獨立的治學態度，更有正直、謙遜、誠實、忠厚的做人品格。
走在人大冬日美麗的校園中，暖暖的陽光明媚地照耀著熟悉的圖書館和孔子的塑像，路過一排排參天大樹，路過在嚴寒的冬季依然柔軟的草地，路過曾無數次進進出出的賢進樓和明德樓，我仿佛聽見莊子的天籟之音從遙遠的云端隱隱傳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