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過去，曾經的我和大家一樣，從毛頭小子已近知天命之年，天南海北的我們每一次聚在先生身邊，如同樹枝樹葉依附于樹干樹根，那一次次的各種各樣的聚會，從心里默默感受著一份情誼的過往，這是一個區間，也是一份歷史，或許歷史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盡頭的區間。
羽翼逐漸豐滿的我們，不再用難題為難先生，而一種叫做癌的病卻開始為難折磨先生，這是一道真正的難題。
在先生患病住院的近一年時間里，我曾經三次前往武漢看望，對他的去世是有心理準備的。2011年6月12日我和彭衛東同學一起去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看他。我將上次見面時他指導我成功辦理的一件中政委評查的案件結果告訴他，他滿意地點點頭。一再囑咐我們不要再專程去看他，以免影響工作。當時他到重癥監護室已經九天了，七天都在發燒，雖然兩種消炎藥輪流用，但也不見什么效果，在這種時候他心里想著的還是學生，對自己的病講得很輕描淡寫，但我知道，他還沒有忘記用行動為我們示范，擔心我們會為他揪心。
沒想到這竟是最后一次當面聆聽先生的教誨。這次見面后僅僅過了十天，就收到莫洪憲老師關于先生去世的短信，我雖然有心理準備，但也感覺自己被悲傷咬痛了心。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眼前，先生的諄諄教誨猶在耳邊，從此卻是天人永隔了！“難以言表”是我們這些熱愛先生的學生心里面共同的想法，這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敬仰、愛戴、尊崇，無法用語言表達，無論是口頭上的還是書面上的，唯有借用季羨林先生在懷念恩師胡適的那段話來表達我的心懷：“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
二十年來，先生對我的培養、教誨，我將永遠銘記。一片拳拳赤子之心無以表達，今天，我以此文獻于先生的靈前，先生應知。
有緣千里投師門
說實在話，我能成為先生的學生，確實出乎自己的意料。除了先生的聲名顯赫，令人敬仰外，還有來自于我內心的自卑，起始學歷卑微，又是一個完全從單純師范理科改學法律的地地道道的門外漢等等，都可以成為先生拒收的很好的理由，或者隨便應付了之。
1991年下半年，我經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周應德教授的推薦，前往武漢大學拜見先生，表達自己想碩士畢業時直接考先生博士生的想法，先生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紹了幾本必讀的復習資料，如高銘喧教授主編的《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日本木村龜二教授編著的《刑法學詞典》等。他特別強調，我學的外語是日語，這對于研究刑法學很重要，要我好好復習日語，尤其是專業日語，希望我把與刑法有關的日語專業詞匯盡量多背、多記、多練習。我談到專業日語當時無復習資料時，先生詳細地介紹了有關學習專業日語的方法以及專業日語在武漢大學博士生招生考試中的主要考查方式，等等。
先生第一次接待我，那種平易近人、耐心嚴謹的大家風范，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回川大后發奮苦讀，終于在1992年6月，收到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在外語方面，僅超過武漢大學錄取分數線3分，這多虧了先生的耐心指導。）與西北政法大學賈宇同學（他當時已經是副教授了！）一道，榮幸地成為馬家軍的第五批弟子。
俗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但是師父是如何“領進門”的，事實上卻千差萬別。先生之指導研究生，很注重對學生進行思路的訓練。他經常對我們說：要進行中國法學的研究，有兩個方面的準備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論的訓練，二是案例的準備。理論是工具，沒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位的產品；而案例有如原材料，沒有充足的原材料，“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不管是理論的訓練還是案例的準備，都得下“苦工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巧指捷徑做學問
在武漢大學讀博士的三年，先生對我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考慮到我本科學物理學、碩士研究生學偵查學的背景，先生專門為我開列了一個補課清單，從實體法到程序法，從國內法到國際法，先生想的是何等周到！并強調指導別的學生是兩周見一次即可，而對我則要求一周一次。這些補課為我后來撰寫、發表刑法學方面的論文及順利通過司法考試，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補課半年后，我正為如何選論文題目犯愁時，先生及時指明了一個選題：當時國內刑法學界對國際刑法學界的“社會防衛原理”不太了解，希望我找一些日文資料，對此作一番研究性介紹，肯定能夠一炮打響。我從師兄們的研究成果中先對此問題做了些了解，又從先生書房找來最新的日文資料，埋頭幾天幾夜寫作，終于寫出我在讀博士時的第一篇刑法學論文-----《格拉瑪蒂卡及其社會防衛原理》，先生看后，很快幫我修改完畢。
博士論文的寫作，我的感受真的從“一般”上升到了“具體”。先生的眼睛本來就不太好，當我把文稿交給先生時，內心真有點忐忑不安，擔心這太折磨先生了。可是，當先生把審讀后的論文還給我時，我被“震撼”了！頁頁的稿紙上，幾乎每頁都留下了先生的筆跡，大至文句的修潤，小至標點符號的改正……他對學生的極端負責任的精神，確是令我敬佩。
先生的一兒兩女都不是學法律的，所以他把我們這些學生當作孩子一樣看待，先生為了學生他可以竭盡其所能，不遺余力。
先生不僅幫我修改了論文，還特意提筆給《中國法學》主編郭道輝老師寫推薦信，讓我很快的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刑法學論文。我在寄出稿件時，想把先生名字加上，先生執意不準加，并語重心長的告誡我：那樣會影響你們今后的成長的。先生對學生的考慮是多么的長久啊！
“補課”出來的論文很快發表在最權威的雜志《中國法學》上。為我后來不斷在刑法學領域發表成果樹立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也使我后來寫博士論文時找到了一條捷徑------發揮日語優勢，結合國內外刑法學研究狀況，尋找突破口。我1995年選的博士畢業論文題目是《危險犯研究》，果然很順利地通過答辯，并于1998年2月，由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了專著《新刑法中的危險犯》。
2010年6月22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晨在接受《武漢晨報》記者采訪時稱贊道：“先生對立法的貢獻，新中國整個刑法的發展歷程，每一步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中國刑法從不成熟到日趨成熟，每一點進步先生都親力親為，包括對很多司法解釋的制定，都非常嚴謹。6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前往看望先生時，病榻上的先生提出了不少關于刑法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兩人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就在上周四，我去病房看望先生，先生還在關注《刑法修正案（八）》，并對個別條款進行了探討。先生從武漢大學讀書到后來任教，竭盡全力培養學生，司法界很多卓越的人才都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一個學生，能遇到這樣的老師，夫復何求！
細微處關懷備至教做人
先生雖然身為武漢大學的教授，但也經常來北京參加各種公務活動，他曾經是中國刑法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連續兩屆擔任最高法院特邀咨詢員（一屆五年）等職。所以，只要有重要的學術會議或者有影響的案件討論或者全國人大修改法律等等，北京這邊一請，他很少推辭的。
記得北京奧運會年，先生來京比較多，一共有六、七次，他既高興見到同學們，又怕見面次數太多耽誤了大家的時間，所以他有時前一天早上的火車，來京辦一天公務，當天夜晚搭乘火車返回武漢。這年夏天，先生因為多停留了一天，還專門打電話，帶我去拜訪我單位的領導曹建明檢察長。
這一天陽光明媚，風和日麗。上午十點鐘，先生乘車直接被接到曹檢辦公樓下，乘電梯上樓出電梯門時，曹檢快步迎上前來，熱情地與先生握手問好。在曹檢辦公室，先生與他談得很愉快，從工作到生活，從檢察日報的有關報道，到人大代表對檢察工作的滿意評價，以及當時檢察機關處理的個別有影響的大案，足足談了50多分鐘，曹檢表示，到武漢出差時一定去看望先生（2011年4月，曹檢出差武漢時，利用晚上休息時間去醫院看望了先生）。臨別時，曹檢還請秘書小董給我們三人照了合影，以作留念。
先生對我的栽培，從學校到了工作單位，想得是多么周到啊！先生對我如此，對其他的師兄弟（妹）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一個人，他的最高層次的需要，不是吃山珍海味、披金戴銀，不是住豪華別墅、乘香車寶馬，而是自我價值的充分實現。對一個人最大的尊重，就是對他人格的看重和自我價值的肯定。一個人，能得到別人的尊重，無疑是人生的一種最高獎賞。先生如此真誠的為每一個學生考慮，我們該用何種方式表達尊重啊？
我們對先生的最大尊重，就是激發出內心潛在的一種強烈的尊嚴感和責任感，一種強烈的進取心，義無反顧、盡心盡力地擔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努力克服種種困難，按照先生指明的人生航向，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多為社會做貢獻。
甘做師生間的馬前卒
先生在北京的學生有很多（他2005年八十大壽時，我曾經組織北京的十八位博士一起為他送過壽桃），先生每次來北京時，同學們都希望與先生見一面，這其中，多數情況下，先生都是在從武漢出發前打電話告訴我他在北京的行程，然后由我通知其他師兄弟們。次數多了，同學們給我一個同學會“秘書長”的綽號，對此，我也非常自豪和驕傲，更是樂意在先生和各位師兄弟間充當馬前卒。
先生愛酒，除了嚴肅一面，平日里更像是朋友一樣，好友小聚時，先生還會唱上幾段民歌，如《小白菜》，所有的一切歷歷在目，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每次見面，與先生喝酒是少不了的，以致于外面都開先生玩笑說，馬先生招學生先要考酒量，酒量不及格就不能錄取。其實，先生酒量并不大，一般就六杯，最多八杯。聚會時，同學們也常常向先生請教些問題，有政治方面的，有法律方面的，也有工作方面的事情，先生都一一耐心解答，有時還帶幾分幽默。如前幾年，全國開展三講教育活動，先生說，“三講”如果結合工作實際通俗地說，講政治就是聽領導的話，講學習，就是學領導講話，講正氣，就是不要背后說領導的壞話。有同學問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為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主犯吳法憲辯護的情況時，先生總是能夠很清楚地講出他在辯護中有三點意見被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采納了：“第一，第二，第三。。。。。。。”
最后一次在北京與先生印象較深的聚會是2009年12月12日（周六）。這一天，北京雖然進入初冬，但并不冷，尤其是先生來電話說，他到了北京，打算與同學們小聚一下時，我從內心感到熱乎乎的。先生這次下榻的飯店是北京師范大學的京師大廈，所以聚會也就在此大廈。先生說，他和武大的吳振興教授一起來京，打算與中國刑法學會會長趙秉志教授一同去泰國參加德國馬普研究所舉辦的一個國際研討會，下午就要上飛機，所以，只能中午就近短時間聚一下，不能見多的同學，所以，我就方便的原則通知幾位同學即可。記得那天，由于臨時決定小聚，所以，只來了鮑遂獻、熊選國、單民和我。另外加上先生、吳振興老師、趙秉志老師，共七人聚會。
宴席開始，趙秉志老師問喝什么酒，我說帶的是茅臺，先生說，近來他反復犯口腔潰瘍的毛病，醫生讓他戒酒。趙老師開玩笑說，茅臺酒可以殺菌，就算以毒攻毒吧，于是先生說今天以六杯為限，剛好和你們六人一人一杯。
幾杯酒下去，大家談起了當時的熱門話題，如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件[1]和重慶的打黑除惡等。先生說鄧玉嬌案件，有人認為是正當防衛應該無罪釋放，也有人認為是故意殺人，應該重判，他認為定防衛過當，以故意傷害罪免予刑罰是對的。因為鄧玉嬌在本人合法利益遭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時，反擊對方，屬于防衛行為，只是用刀防衛時致人死亡，明顯過當了，考慮她自首和屬于限制行為能力的人，免于刑事處罰是恰當的。還談到他的一個學生在工作中嚴重違紀違法，學生的夫人找他說情，他也愛莫能助，讓我們一定要注意廉潔執法。喝酒中間，先生高興地念了幾段手機上的幽默短信，還說，趙老師編的短信質量高，希望他有空時多轉幾條。熊師兄說他也經常收到好短信，只是轉發不多。吃完飯，我陪先生到住處拿行李后即上車去了機場。現在想起來，這樣與先生的愉快聚會再也不會有了，人生最大的憾事莫過于此！
先生離開我們快一年多了，20多年的往事經常像過電影一樣，在我眼前晃啊晃，我的心怎么會不痛！先生的為人、為師，值得我們一輩子去學習！打開手機，他2011年春節最后一次給我發的新年問候短信還保存在我的手機卡中：“新春到，一聲鞭炮問個好，我的祝福早報到；新春到，一副對聯兩邊俏，愿你生活日日妙；新春到，火紅燈籠咧嘴笑，今年生活更美妙。”他的音容相貌、他的諄諄教誨就像他的短信一樣，將永遠存在我的“心片”中。
人們常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說：人生得一恩師，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