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聞于世垂于史的，至于是在國內外享有盛名學者、著名哲學家、教育家身份當為次。他畢生的愛國言行世人皆知，毋須詳細介紹。但為理解其形象的完整性，就他人生之旅中為“國事”所發驚世駭俗的言行或精彩絕倫的名句若干片段節錄于此：“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里等著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愛國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樸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全國震驚！時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聞訊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了這番話。他堅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現在卻無法退出了。梁漱溟踐履篤實，冒著吃“第三顆子彈”的危險，代表民盟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終將反動政府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46年六七月間，蔣介石悍然在全國發動大規模內戰，“政協決議”被撕毀。周恩來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為抗議。9月30日，周分別致函馬歇爾、蔣介石，嚴正警告。梁漱溟為國共和談不厭其煩地奔走其間。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寧繼續和談。梁乘11日夜車返寧。翌日晨抵寧，驚見報端已刊發國民黨攻占解放區張家口的消息。大愕。面對記者的采訪，梁漱溟驚嘆地說了這句話。此話一時為媒體廣為引用，成為痛斥蔣介石背信棄義的經典趣話。
“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周恩來之請作發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發言重點談農民問題，要求對農民施“仁政”，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始料不及，這篇發言引起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梁漱溟遭到痛斥，釀成“廷爭面折”的尷尬局面。“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團策劃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會上捎帶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協學習批判會上，人人要“表態”，梁一直沉默不語。有人警告：“對重大政治問題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長篇即席講演，但不直言表態擁護。在眾口追問他對“批林”的態度時，他說：“我的態度是不批孔，只批林。”從而引起對梁的大規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對梁歷時半年的批判會告一段落時，主持人征問梁對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時，梁脫口而出：“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石破天驚，四座啞然，旋群情激奮。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釋。梁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趣事梁漱溟二十歲時在《民國報》當記者，發表文章常用的筆名是壽民或瘦民。那時他年輕，當外勤記者，上跑總統府、國務院，下訪學校團體，政治新聞、市井民生都是筆下文章。當年袁世凱在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作為《民國報》記者親眼目睹。他晚年回憶說：“袁世凱與我們記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個頭，光著禿腦袋（帽子拿在手里），留著短須，已有幾根花白，胡須周圍和兩頰都沒有修刮干凈，一套軍服也是皺巴巴的，與大總統就職的莊重典禮很不相稱。”當時的《民國報》總編輯是孫炳文先生，一次興致所至為梁題寫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將上款題為“漱溟”。“正中我意”，梁覺得此名很別致，自此始將梁煥鼎正式易為梁漱溟，沿用終生。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之說，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袁鴻壽先生在桂林七星巖宴請他吃素席，飯后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袁鴻壽大驚失色，要避，“萬一‘中頭賞’”何以對天下人！“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奪。”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戶外，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家屬再三勸告下，最后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后門草地上露宿。
但有時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書長任上，介紹千家駒入盟，新盟員每人填寫“入盟志愿書”并簽名蓋章，志愿書填好后，他又叫其當場焚毀，不留蛛絲馬跡。究其原因，民盟當時還是“地下組織”。
梁漱溟面冷，似不茍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續弦婚禮上，熱鬧非凡，儀式無法結束，讓大家掃興也不好，梁站起來說，自己喜歡聽京劇《盜御馬》，借劇中人臺詞并做起身告辭狀，說“告辭了———”（拖長聲），他就借機揚長而去，眾人隨之退場。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帶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說：“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松，則不帶勁，那倒不好。”
友事“情貴淡，氣貴和。惟淡惟和，乃得其養；茍得其養，無物不長”，這是梁漱溟的座右銘；“勉仁齋”，是梁漱溟的齋名。由此兩端，可見梁漱溟的品格與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獨特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結交了一大批中外社會名流和賢達，甚而是其他雜色人士。無論對誰，他都通體透明，表里如一。他說：“在人格上不輕于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于相信自己。”這是他處事做人的原則；盡管“失言失態，這也并不少見”，甚而既“狂”又“狷”，但絕不乏一個“誠”字。當年馬歇爾、司徒雷登得見梁漱溟形（光頭）與神（勞形，為國事奔走），稱他為“中國的甘地”。
40年代，在重慶、桂林辦學期間，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納不少窮困的學生；他明知有些師生是從事民主和學生運動的，也樂于保護。當學生被捕時，他多方奔走、呼吁，親筆書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釋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的勉仁國專一度成為民主運動的“保護傘”、“避難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認為在理，從不厭煩勞；復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時無力作復，他都要在未復的函件上注明“待復”。對八方的不速之客，無論對方年長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誠相迎、讓座，客人告辭，送至門外，還鞠躬揖別。“梁漱溟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齡。發言者大多坐在主席臺上講話，他發言十五分鐘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請他坐下，他謝絕。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憶一生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紅衛兵抄家。“一聲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我都沒有吭聲。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這一場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這些古董玩意燒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勸阻了。”求情當然沒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難過”，因為那書是跟隨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遺孀徐昌玉，為表惜別之情將席生前用的辭書送給他做紀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價值。
梁漱溟的友人，政壇首當要提的是毛澤東。
“我和毛澤東本是老朋友，相互間比較熟悉，見面時無話不談，有時發生抬杠，他批評我不對，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諫飾非……”
梁漱溟那場“要雅量”釀成“廷爭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須復述。梁說他與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龍附鳳。梁漱溟的堂兄梁煥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職于湖南省學務處，與毛的岳父楊懷中交情不淺。梁煥奎曾保薦楊懷中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煥均又是楊懷中的學生。1918年后，梁煥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時楊懷中到北大任教，與梁煥奎過從較密，絕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住在楊懷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擁北大教席，與楊懷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訪楊懷中討教哲學問題，寓寄楊家的毛澤東常為其開門，點頭相識，卻不互通姓名。毛澤東后由楊推薦在北大圖書館當月薪八塊大洋的管理員。后來，毛澤東在湖南發起的“驅張（敬堯）運動”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楊懷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員。而承辦楊懷中喪事的就是毛澤東……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訪問延安，半個月中毛澤東與他長談八次，有兩次竟通宵達旦，所以毛澤東后來公開宣稱，“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毛、梁同庚。梁長毛兩個月。即令在“廷爭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終把毛澤東當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生日壽禮。
九十四歲的梁漱溟在追憶當年那場論爭時檢點自己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理解的，沒有什么。他們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兒的“他們”顯然包括周恩來。
至于周恩來，梁漱溟“不計前嫌”，不介意當年說他想“升官發財”、“一貫反動”什么的。他認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會因為發生一件事情而改變對周的認識”。一直認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設身處地地想，周在那個會上只能與毛保持一致。
身后事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在近百年人生舞臺上，他飾過主角，演過配角，跑過龍套。輝煌也罷，暗淡也罷，與世人一樣，都是歷史中匆匆過客。所幸者他以長壽之資，在朋輩友人中最后一個把笑聲留給觀眾。他彌留之際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對于死，他早參悟已透。他認為佛家對生命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順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兒孫晝夜輪流陪床伺候左右。5月他還接受一臺灣記者的采訪，只說：“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此可視為他的遺言。5月11日他把長子培寬呼之床側，示意有話要說。培寬備好紙筆。他說：“人的壽命有限度。大夫說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這樣了。有時候吃點藥，吃點合口味的東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長壽命。”培寬問他還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地說：“火化。”
梁去世后，例行的追悼會是要開的。中央統戰部為梁漱溟起草一份《生平》。關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寫道：“受到不實事求是的批判。”家屬認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為：“受到批評。”“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區別在于，第一稿隱含梁漱溟不曾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評之意。但后來這兩點意見被去掉，即恢復當年的提法。”本來統戰部以盡快送印刷廠打印為由不讓家屬看修改稿。經家屬再三要求，才讓過目。家屬在電話中向擬稿人表示反對：“如不改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屬將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遺體告別式。”統戰部不得已，約請梁氏兄弟去面談。梁氏兄弟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實為準。當年明明是“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上白紙黑字寫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現在為何將“批判”改為“批評”，令人費解。對方無言以對，只反復重復勸其“希望以大局為重”、“明日家屬務必出席遺體告別式”一類的話。家屬據理以爭，不肯讓步。家屬不在乎評價如何，只要合乎事實就行。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說他反對總路線，子女們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談從大會議室改到小會議室，由中午拖到開晚飯。相持不下。統戰部請來民建的孫起孟先生、民盟的葉篤義先生從中轉圜。兩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覺得家屬持之有理。一說：“原來第一稿不是挺好嗎？”一用“曉以大義”勸說。又陷入僵局。雙方的心理底線是：干脆將這一段不寫入“生平”。但雙方誰也不肯先表態。最后由孫起孟提出。家屬也通情，即作附和。統戰部的同志不敢表態，說待請示。云暫且休會，吃飯，準備晚飯后再談。出門時適遇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同志外出歸來。閻明復聽完雙方意見后表態：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稿子，本來不是統戰部所能寫的，他將責任攬到自己身上。又說：“那就不寫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華社播發，刊在《人民日報》的“生平”中留下了1953年那段“空白”，文章的標題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