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我到武漢參加湖北省檢察院召開的“十二五”時期檢察工作的總體思路和基本要求研討會，期間，聽說馬克昌先生病情嚴重，經武大法學院副院長康均心聯系，我和湖北省檢察院研究室周理松主任一同去探望了馬克昌先生。
6月22日晚，又接到周主任的電話和康院長的短信，告訴我馬先生于當晚7時16分走了。頓時，一股悲痛之情涌上心頭，眼中也浸滿了淚水。沒想到，先生走得這么快，這么匆忙，那次十幾分鐘的短暫見面竟成永訣！
參加完馬克昌先生的追悼會，回到北京。眼前時常浮現出馬先生的音容笑貌。那天下午，馬克昌先生之子馬霄漢把我們迎進病房。先生當時正躺著輸液，見我們進去，先生擺擺手，臉上露著微笑。有很長時間未見先生了，先生看上去較以前清瘦，略顯憔悴，但精神尚好，思路清晰，舉止輕便自如。
先生健談，見面總是他先打開話匣。先生談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曹建明檢察長來探望他的情景，談到近年來湖北檢察工作和檢察改革的作為和起色，談到當前的社會形勢與奉行憲法法律至上，樹立法制權威，加強司法公信力的至關重要性。
我問先生收到《人民檢察》雜志沒有，先生說，收到了，原來還曾想給《人民檢察》寫篇稿子的。
從病房出來，感覺先生雖身染重疾，然而在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下，病魔被牢牢控制著，先生身板仍然堅挺，話語平靜，神態詳和，一時還不會有何意外。后來，在北京與同學聚會，我還把這個看法說出來，安慰其他打算去看望馬先生的同學。不曾想，這些只是假象而已……
我是武大法學院恢復重建后招收的首屆本科學生，曾有幸受先生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1981年，先生親自給我們講授刑法總則。當時沒有教材，聽課全憑筆記。先生當年五十幾歲，蓄志已久，重登講壇，豪情四溢。先生講課條分縷析，行云流水，沒有一句多余的話。筆錄下來，就是一本刑法教材。
“世紀審判”（1980年10月，馬克昌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邀請，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起訴書的討論。隨后，受司法部的委派，擔任該案被告人吳法憲的辯護人）之后，先生更是名聲遠播。外系甚至外校的學生也加入了聽課的行列，以至聽先生的課要提前占座，否則只有坐水泥臺階了。我們這屆學生，后來很多從事刑事法教學與實務工作，與聽馬先生授課培養的對刑法學的興趣是分不開的。
生前發表的最后一篇論文
在檢察日報社工作，尤其是近年來負責《人民檢察》雜志的工作，和馬先生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也更直接地了解先生的刑法思想和精神世界。我檢索了一下《人民檢察》目錄，本世紀以來，馬先生發表的大小文章多達7篇。足見馬先生對《人民檢察》乃至檢察工作的關注和重視。從文章所涉內容看，與其說是法學論文，不如說是“刑法時論”更為準確。先生論及的問題，皆事有所出，針對性強，對策建議恰當合理。
2006年10月，《人民檢察》發表馬先生《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芻議》一文。其時，2005年12月，中政委原書記羅干同志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寬嚴相濟是我國在維護社會治安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隨后，在2006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兩高”工作報告均提出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但事實上，當時無論是法學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中，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普遍存在著較大的困惑。針對這一情況，馬先生從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產生的歷史淵源、形成過程、法律依據、具體內容以及實踐運用等五個方面對此進行梳理和闡釋，明確提出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24字訣：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嚴中有寬，寬中有嚴；寬嚴有度，寬嚴有時。其中，充分顯現了馬先生的見識和睿智。
2008年10月，馬先生把《刑法三十年反思》一文發到編輯部。當時正值社會各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馬先生回望我國刑法立法、司法三十年的發展歷程，肯定了刑事法制的巨大進步和歷史意義。同時冷靜地指出：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我們刑法三十年也不例外。在看到刑法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應該重視、注意刑法存在的有待改進的問題。先生將自己思考已久的觀點盡數列出：
一是應當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先生強調，罪刑法定原則，不僅形式上要求事先規定什么行為是犯罪和對犯罪科處什么樣的刑罰，而且從實質上要求罪刑規定的適當；并且它不僅是立法的原則，還應當是司法的原則。先生還以云南何鵬盜竊案為例，指出司法實踐中一旦出現新形式的危害行為，人們總是考慮如何打擊治罪，較少考慮應否依法定罪判刑。原因在于人們思想深處還沒有形成牢固的罪刑法定理念。
二是需要大力改進死刑的立法和司法。先生認為死刑核定由最高人們法院收回統一行使，這是我們刑法的一大進步，也是我們司法的一大進步。但僅有這些還不夠，關鍵是要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先生建議：我國刑法應當逐步減少規定死刑的犯罪；修改絕對死刑的規定；改進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制定判處死刑的標準。今年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適用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約占我國死刑罪名總數的五分之一，就是馬先生等一批刑法學者多年鼓與呼不斷推動的結果。
三是要進一步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之后，司法實務部門高度關注。一些地方不時出臺新的舉措，有的由于法律依據不明，受到質疑。馬先生基于自己的學識，結合調研，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社區矯正，是實踐證明的一項效果甚佳的措施，應當不斷推進，普遍推廣，在取得經驗之后，將社區矯正立法化。要重視對輕微犯罪人員的從寬處理，輕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本來就小，最好不要將這類犯罪人員投入監獄服刑，“有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以利于其復歸社會。有的檢察機關對輕微犯罪人員起訴時，采取暫緩起訴的做法，這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建議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對刑事和解，暫緩起訴作出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前科消滅制度，筆者深表贊同。另一方面，先生也強調，要嚴厲打擊危害人的生命的殺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爆炸罪、放火罪，以及恐怖活動罪、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等，符合判處死刑條件的，堅決判處死刑，決不手軟。
2010年2月，《人民檢察》刊發了馬先生《危險社會與刑法謙抑原則》一文。現在我想，這可能是馬先生生前發表的最后一篇論文了。
文章中，先生敏銳地注意到，當代迅猛發展的科技和現代化進程，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人們釀成極大的災難。高速公路，鐵路和航空業的發展，利于人們出行，但如果事故發生，會使很多人的生命受到危害。礦山、化工業、核工業的發展，更使人們的生活受益，而一旦發生事故，則使人們遭受更大的災難。在危險社會里，刑法將如何作為，保護公民的法益呢？西方國家通常的做法是采取相應的立法措施，實現"法益保護早期化"。國內也已有刑法學家，針對醉酒駕車、飆車等嚴重事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建議將此類行為歸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予以嚴懲。這樣自然產生一個問題，即“法益保護早期化”與“刑法謙抑原則”的沖突。先生在比較分析二者優長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刑法可以采取“謙抑的法益保護早期化原則”，以協調兩者的矛盾。先生的見解，可謂未雨綢繆，匠心獨運。
敢于講真話的人
6月25日晚，武漢大學法學院召開“馬克昌先生追思會”，原以為參加的都是馬先生的親友和學生弟子，到會場才知道，許多高校的著名學者也專程前來為馬先生送別。中國政法大學黃進校長、王牧教授，北京師范大學趙秉志教授、盧建平教授，吉林大學李潔教授，武漢大學莫洪憲教授等在前排端坐。
挽聯、哀樂、淚水……人們沉浸在哀思中。緬懷先生的功德，追憶先生的往事，稱頌先生的精神風骨。
“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中國政法大學黃進校長說，“我用一句話評價馬先生。馬先生的學問，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概括‘質’、‘量’、‘狠’。所謂‘質’是指，馬先生做學問的質量。雖然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我知道馬先生的學問在學界是公認的，具有‘北高南馬’之稱。‘量’是指馬先生做學問的量非常大，可以說是著作等身。還有一個需要特別提出的是馬先生做學問的‘狠’。先生在離開法學院工作崗位的第一線之后仍然筆耕不輟，在70多歲的時候寫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學術專著——《比較刑法原理》，令人敬佩。”
“向馬老學習怎么當老師，或者說當老師如何對待學生。”吉林大學法學院李潔教授說，我在讀研的時候有調研任務，三個女同學一起來到了武漢，想拜訪馬老師，心里非常緊張。鼓起勇氣去了，又不知道怎么跟馬老師講話。馬老師把我們讓到他家，聊了很長時間。從那件事起，我知道了如何當一名老師。在我做老師以后，從不拒絕任何同學去我家或者跟我討論學術或生活上的問題，這是我從馬老師身上學到的。
“馬先生那一副瘦弱的身體里有硬骨頭，追求真理，敢于講真話。”中南政法財經大學夏勇教授說，如果中國再多幾個像馬先生這樣敢于講真話的人，一定是中國人的福氣。我們特別要學習馬先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敢講真話的精神。也正是這一點，馬先生才載入中國法治進程的史冊，載入中國法學大師的名錄。
馬先生用自己的法學專業知識，畢生服務社會，服務大眾。湖北省政法委副書記張正新說，2009年5月湖北發生了鄧玉嬌案件，他受省委委托，帶領9位廳級領導干部去處理這件事情。馬先生對這個案子十分關心，三次打電話，兩次出席我們的專家研討會。最后鄧玉嬌案件經當地審判委員會研究，判處了故意傷害罪免于刑事處罰。判決出來以后社會上反應強烈，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判無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怎么能免于刑事處罰？當時馬先生就在《法制日報》上發表了342字的文章，認為這個案子適用法律正確，并詳細論述了理由。
馬先生的文章一出，爭論很快就平息了，但是先生也意識到，會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不理解，事實上也是如此。馬先生對此很坦然，說只是做了一個有良知的法律工作者、刑法學者應該做的事。
“八十五載風雨路，六十一年求索情。”馬克昌先生一生滄桑歷盡，矢志中國的法治事業，治學育人，道德文章，碩果累累。先生已逝，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