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立法人物”尋訪
顧昂然從1952年起就工作在新中國立法戰線，協助決策層工作，接觸、參與我國的立法達五十多年。
1979年3月起，顧昂然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資料編譯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民法國家法室主任。1983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第一任主任是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兼任，顧昂然是副主任兼秘書長。七屆全國人大時，王漢斌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繼續兼任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協助王漢斌主持法工委的工作。1993年直至2003年的十年間，顧昂然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全面主持法工委工作。
顧昂然見證了新中國法律產生的整個過程，并親身參加了許多具體法律的起草。新中國的一部部法律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腦子里，為此被稱作新中國立法工作的“活字典”。
不久前，記者采訪了已是80高齡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主任顧昂然。此前，他曾多次接受過記者采訪。對于顧昂然來說，國家的立法工作仿佛已經融進他的生命。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時有坎坷，每當回憶起我國立法工作的艱難的歷程，那些激烈的紛爭，無數個不眠之夜的往事便一幕幕在他的腦海中閃過……
在實踐中學習和成長
顧昂然是在黨的培育下自學成才的立法工作者，是在立法工作實踐中成長起來的法學家。他曾對記者說，他自己在全家學歷最低。因解放前做黨的地下工作，高三都沒有讀。1950年10月，未滿20歲的顧昂然調到彭真同志辦公室擔任秘書。1954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那時人大常委會中搞法的同志大都不是科班出身。彭真提出常委會要有自己的法律專家，要求大家用兩三年的時間把基本的法律知識學好。1956年，常委會安排一些搞法的同志到人民大學法律系上函授。顧昂然那年25歲，是到人民大學法律系參加函授的三個學員之一。那時候，人大常委會的工作特別忙，但大家都十分珍惜這個學習機會，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盡量擠出時間參加學習。許崇德教授當時是顧昂然的老師。顧昂然當年在人民大學法律系的成績冊還保存完好，上面就有許崇德的簽名。
顧昂然接受本刊記者采訪 攝影/夏莉娜
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工作，對沒有在學校正規學過法律的顧昂然來說，并不是容易的事。一個法就是一個領域，立法工作既要掌握法理，又要了解這領域的實際情況，不學習是不行的。法工委的同事們說，老顧工作起來廢寢忘食，中午從來不休息，除了工作，他幾乎沒有什么愛好，常常最后離開辦公室，還要帶回一大包“家庭作業”，包括白天沒干完的工作和急需學習的法律書；每逢節假日，他都會帶著一兜書回家看……由于幾十年如一日在立法工作的實踐中刻苦學習、勤奮鉆研，他了解立法工作所涉及的領域，包括比較前沿的理論，熟悉七大法律門類，并能提出指導性意見。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多所著名大學曾聘任他做法律系兼職教授和研究生兼職指導教師。
當記者稱顧昂然是法學家時，他謙虛地說：“多年來，我從事立法的具體工作，深感責任重大。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全國人人都必須遵守。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國的前提，法律規定的對不對、好不好，關系重大。這一點和學術討論不一樣，學術討論，意見講錯了不要緊，沒有法律約束力。法律制定錯了，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法律制定了就必須嚴格執行。制定法律與處理具體工作也有所不同，當然具體工作處理錯了，也可能很嚴重，但僅僅是這件具體事辦錯了，而法律是行為規范，如果定錯了，對這一類行為都要產生影響。這關系到黨的方針政策能否正確地得到貫徹，關系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全局。同時，我也深感從事立法工作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難度是非常大的。法律是政策的具體化和法律化，制定法律要根據黨和國家的政策，但政策往往比較原則，要把政策具體化，可不簡單，有一系列的問題。制定一個法，往往涉及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看法。法律是全國都要執行的，各地情況十分復雜，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不同，城、鄉不同，如何使法律既能夠體現和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如何能夠適應不同地區的情況、如何既要符合當前實際情況，又要考慮今后的發展，都是很不容易的。”
三個月立了七個法
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了，彭真任法制委員會的主任。顧昂然經常回憶起文革結束后，彭真同志讓他回到人大的一幕：“我是3月8日到大會堂報到。過了一會兒，彭真來了，對我說‘目前的重點是抓立法，首先要有法可依。立法任務非常重，雖然我歲數大了，但我也不偷懶，還需要有苦力……’彭真同志還謙虛地對我說：‘小顧啊，你一直是搞法的，以后你就當我的法律顧問……’”
顧昂然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作法制講座 攝影/馬增科
顧昂然回憶：“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一項重要的任務，立法又是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有法必依的前提。鄧小平同志1978年就提出，‘快搞比慢搞好。’因此，我們那時對立法工作抓得很緊。一方面將實踐證明成熟了的政策及時制定為法律；還不成熟的，也要積極地試驗，總結經驗，待成熟后及時制定為法律。另一方面，我們在立法工作中，始終保持負責的態度，對還不成熟的，一定不倉促制定為法律，否則，不能保持法律的嚴肅性和穩定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從1979年3月開展工作，到6月底短短的三個多月時間內，向全國人大提出了刑法、刑事訟訴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七個法律草案。”
三個多月時間立了七個法，工作的緊張程度可想而知。顧昂然曾給記者講過，那時無論吃飯、走路，甚至睡覺，腦子里都是法律條文；每天很晚才回家，還要帶上一大包材料回家接著干。一天，他騎著自行車回家，路上被一個愣頭小伙子從后面超車撞倒了。他一心想著回家還有工作，就讓那小伙子走了。后來發現自行車的前叉子斷了，他就自己扛著自行車走回家……
修改憲法的日子
據顧昂然回憶，在起草地方組織法時就發現1978年憲法存在問題，其中的不少問題是因為沒有擺脫“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彭真曾說，他一回到北京，小平同志就對他提到憲法重新修訂的問題。七個法一通過，彭真就讓顧昂然研究修改憲法的問題。
這期間，顧昂然常感覺胸部痛得厲害，后來發起了高燒。到醫院一檢查，醫生讓他住院。做了透視檢查后，醫生懷疑他肺里有腫瘤，并通知了家屬，但沒有告訴他本人。顧昂然意識到病情的嚴重，有可能是癌癥。他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只要活著，就要抓緊為法制建設工作。他把有關憲法的材料都帶到了醫院。后來經確診不是腫瘤，而是過度勞累引起肺結核復發。
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全面修改憲法的決定。開始由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秘書長胡喬木具體負責憲法修改的討論稿。他召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到了1981年7月，胡喬木生病了，小平同志請當時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彭真主持修改憲法的工作。
1981年7月13日，彭真帶項淳一、顧昂然等到北戴河了解情況，研究憲法修改。18日彭真對項淳一和顧昂然說：“你們倆人就在我這里參加修憲工作，有關問題我們議論以后再講。”回到北京后，9月30日彭真在征求劉復之等人對修憲工作意見時說：“修憲具體工作胡繩管，實際是三個人，還有王漢斌、顧明，顧明熟悉經濟。”同時說：“憲法方面，顧昂然做秘書。”
10月5日，憲法修改工作組集中在玉泉山工作。顧昂然連續幾天牙疼難忍，臉都腫了。他請在友誼醫院任黨委書記的姐姐找了位大夫，利用晚上時間看病。正常情況需要去醫院三四次。為了節省時間，他讓大夫一次就把三顆牙都拔了，第二天就繼續工作。這在炎癥未消的情況下還是有一定危險的。
行政訴訟立法一波三折
說到立法中的艱難，顧昂然舉例說：“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制定海洋環境保護法時，主管行政部門對關于對行政處罰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訴的規定，堅決不同意。他們說，港監的帽子上有國徽，怎么能告港監？經多次交換意見，也談不下來。為了解決問題，彭真同志親自開會協調，陳丕顯、彭沖等幾位副委員長都參加了。開始，主管行政部門的同志還是不同意。彭真同志當場讓我念憲法。我念了憲法第四十一條，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和檢舉的權利’。我說，憲法規定的‘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就包括了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其中的‘控告’就是可以向法院起訴。這樣，主管行政部門的同志就沒話可說了。1982年開始建立行政訴訟制度以來，我國各方面情況有了很大的發展，法院在行政案件的審判工作中也積累了不少經驗。1986年法工委把研究行政訴訟列入工作計劃，并于1986年4月開始研究。民法通則制定后需要對民訴法進行修改補充，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行政訴訟。
顧昂然講述說：“制定行訴法的阻力是很大的，特別是一些行政部門的同志當時有不同意見。1989年1月19日，國務院法制局在皇城根召集30多個省、市、自治區政府和部分較大市政府法制局、處同志開會，座談行訴法草案，專門要我參加會議聽取意見。會上反映了不少不同意見，包括對是否搞行政訴訟法都有不同意見。有的說，如果公民可以告政府，政府還有什么權威；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不敢管了，會增加政府與群眾的矛盾，影響穩定。有的甚至提出，這樣會助長‘刁民’告狀。認識很不統一，有些是顛覆性的意見。我針對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我說，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從根本上講，可以密切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提高政府的威信。如果有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也能通過司法程序得到及時解決，可以防止矛盾激化，避免采取過激行為，這有利于穩定政治局面和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有利于保障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在1989年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行政訴訟法后，顧昂然懷著一種急迫的心情，向人們講解墨跡未干的法律條文。他告訴記者：“從法律的頒布到法律的實施，還有一個艱難的過程。1990年8月，中辦秘書局每日匯報反映，行政訴訟法即將實施，一個地方有2000多名鄉村干部提出辭職。有人認為，‘農村的各項工作更不好辦了。對當前各項建設不利，自己搞亂自己的陣腳。’這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8月24日，當時的總理李鵬批示：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保證基層干部能有效地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同時在遇到矛盾時要加強協調工作。政府的干部務必使自己的行為合乎法律。12月，國務院法制局專門召開全國法制局長會議，學習貫徹行政訴訟法，邀我介紹了行政訴訟法制定情況和主要精神。”
平民老部長
顧昂然一向低調，不張揚，默默地在幕后奉獻。他謙和、勤懇、正直，備受大家敬重，同事們都親切地叫他老顧。在他面前，你不會感到絲毫的拘束。他總是帶著微微的笑意，他的神態與語言，都是那么平和親切。從彭真，到王漢斌及法工委歷任主任、副主任，大家都是干活兒的。最可貴的是勤奮刻苦、認真執著、不追求個人功利、甘當苦力的作風延續下來。
顧昂然任部級干部20年，正部級也已10年了。法工委的同志說，老顧要求自己非常嚴格。他自己堅持不要套間式的辦公室；堅持不配秘書；出差也不帶隨員，住房一再要求住單間就行；到地方開會，堅持要和大家一起乘大轎車，開完會就馬上回來，不去參觀游覽……
記者與顧老是多年的鄰居。在鄰居眼中的他是一個普通、謙和的白發老人。在職時，時常見他牽著小孫女的手，接孫女放學；提著小菜籃買菜；節假日乘公共汽車看望同事和親友；“非典”期間，步行上下班……退下來后更是要求自己要和老百姓一樣。
應該說顧昂然是一個十分有人情味、十分平民化的部長。有人說現在已很難找出如此嚴于律己、廉潔奉公的正部級干部了，也有人說老顧過于廉潔。記者曾問過顧老，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部長也是老百姓，只是工作上責任大一點。”(記者 夏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