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崇德居住的時雨園隱于繁華的中關村地帶，盛夏驕陽下，滿目綠意。“我到門口迎接你。”掛了電話，許崇德笑呵呵地打開門，眼前的這位中國憲法學泰斗，一頭銀發，雪白的T恤，深藍色的短褲，格外親切隨和。
走進寬敞的客廳，三面書架環繞，一層層的書堆摞到了天花板，茶幾上鋪滿了書和報刊資料，整個房間看似隨性卻自有章法，彌漫著濃郁的書香氣息。“這些書別人不能動，一動我就找不到了。”交談中，許崇德偶爾會隨手從一堆書中拿起一本，翻到其中一頁，指出某個年份或人名佐證自己的話。
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崇德參與了“五四憲法”、“八二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四部重要法律制定的有關工作，是中國民主法制建設歷程的重要親歷者和見證人。耄耋之年的他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五十余載，也是國內憲法學發展的奠基人和重要參與者之一。
面對無數的榮譽和眩目的光環，許崇德波瀾不驚，非常淡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輕緩的話語聲中，記憶深處的往日畫卷由此徐徐展開……
“五四憲法”：群眾在抗洪堤壩上討論草案
“1953年1月，中央啟動了憲法起草工作，專門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許崇德的講述將記者的思緒帶到了五十多年前那個激情澎湃的年代。1954年初，研究生畢業不久，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教員的許崇德作為憲法學“對口”的專業人才，被組織借調到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的資料組，負責收集世界各國的憲法。
2007年7月1日，許崇德在香港回歸十周年駐港部隊閱兵慶典上
委員會的工作地點在中南海。許崇德回憶說，資料收集的范圍非常廣泛，除了有中國近代憲法，蘇聯、波蘭、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憲法資料外，還包括美國、法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當時的領導們大多從戰場歸來，對憲法這一事物還比較陌生的，需要拓寬知識面。”
除了資料收集外，許崇德與同事們還整理編輯了一本憲法名詞解釋，因為憲法畢竟較專業，這本小冊子就像本憲法小百科全書，對相關的名詞，解釋得簡要明確，很有幫助。
憲法的起草經過一稿又一稿的反復討論，不斷論證，草案日趨成熟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公布草案，進行全民討論。“當時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全國的百姓經歷了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都熱切期盼這部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大法能夠盡快出臺，參與討論的熱情格外高漲。”
正是在那年的夏天，我國的淮河和長江流域趕上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災。許崇德記得，“即使這樣，基層一些地方的干部群眾仍然不放松討論憲法草案，提出意見。一邊抗洪，一邊在河堤上討論。”而且令許崇德印象深刻的是，水災阻斷了路面交通，許多“意見”是由飛機專程送到北京，一捆捆的，用油紙包裹得嚴嚴實實。每次拆開油紙，看到這些千萬群眾討論的成果，許崇德他們都備感珍貴，感動不已。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憲法修改委員共收到一百多萬條的意見，許崇德和同事們日夜加班加點忙碌，依照草案的條文順序，對意見進行分類整理，“遇到相同、重復的意見就歸納為一條，并標明提交的省份。”最終形成了十六本厚厚的全民討論意見匯編,供草案修改時參考，也供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代表們翻閱。
2010年5月26日，許崇德（左）應邀赴澳門主講“新形勢下的依法施政”
據許崇德回憶，在近一年的時間里，憲法起草委員會大概召開了九次會議進行集中討論，“每次會議有時是幾天，有時是一個禮拜。”除此之外，草案還經過了中央高級干部討論和較大規模的各界人士討論，不斷修改。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劉少奇作了憲法草案的報告。9月20日，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獲得全票通過。“現場，全體代表起立鼓掌歡呼，會場外，鞭炮聲四起，大家盡情慶祝歡呼。”話語間，許老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動人心的時刻，他感慨地說，“印象中為了紀念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誕生，許多父母都給那年出生的孩子起名叫‘憲法’，足以說明群眾對這部憲法熱愛。”
“八二憲法”：歷時兩年半，勝讀十年書
1980年9月，面對國內新形勢，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接受中央的建議，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憲法工作。
就在此前的一年多時間，隨著“文革”的結束和中國人民大學恢復招生，許崇德從江西農村重返母校講臺。蟄伏多年，他的學術研究成果進入“井噴”期，《對我國憲法學發展的幾點想法》、《論憲法規范的顯明性——對我國1954年以來三部憲法的比較研究》、《論“序言”在憲法結構中的地位》等近二十篇較具影響力的文章相繼發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因此，許崇德再次被“點將”到“八二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而這次，他直接參與的是憲法條文的具體起草工作。
許崇德說，秘書處是1980年9月17日成立的，胡喬木任秘書長，還有七位副秘書長：他們是胡繩、吳冷西、張友漁、邢亦民、王漢斌、葉篤義、甘祠森。“秘書處的成員起初有我、王叔文、肖蔚云、孫立、李劍飛等，后來逐步擴大。”
“最開始的幾個月，秘書處每個禮拜都要召開兩三次會議，地點就在人民大會堂的小天津廳。每次會后都出簡報，一連發了三十多期。”許崇德回憶道。
我國“五四憲法”頒布之后，曾在1975年和1978年重新公布過兩部憲法，因此，按照常規，“八二憲法”是應在“七八憲法”基礎上進行修改，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許崇德向記者介紹說，1975年憲法修改正值“文革”期間，通過的條文只有30條，很不完善；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的“七八憲法”，雖然有所進步，但仍未擺脫“文革”的影響，不適應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的新形勢。再三權衡，1980年憲法修改委員會成立后，彭真專門向中央打了個報告，提出這次修憲要在1954年憲法的基礎上進行，隨即獲得了中央的批準。
憲法面臨的是一場“大修”，需要一條一條重新起草，幾乎可以稱得上是推倒重來，常常需要逐字逐句反復斟酌，數易其稿。“假日庭園寂，平樓臥室幽。逐行斟字句，對坐話喃啾。燈下詞初定，紙間策已籌。憲章臨十稿，尚欲益精求。”許崇德曾寫過的這一首小詩，記錄了1981年的某個星期天晚上，他看到八十歲高齡的彭真在燈下修改憲法草稿的情景，而這也正是當年立法工作者們夜以繼日緊張工作的真實寫照。
許崇德回憶，在起草過程中，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之間對條文往往有不同的見解，爭議交鋒不斷，其中有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條款的爭議甚至持續了兩三個月。但多數問題得到大家普遍認同，例如，“1982年憲法對‘五四憲法’體例作出調整，將‘公民的權利義務’單設專章，位置放在了‘國家機構’之前，同時增加條文明確提出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等。”許崇德評價稱，這些都是其中極具重要意義的修改，是在充分吸取“文革”教訓基礎上作出的理性抉擇。
1982年4月，修正后的憲法草案公布，進行全民大討論。經過十年浩劫之后，民眾參與憲法修改的熱情依然高漲。令許崇德印象深刻的是，這次除了有地方統一匯總寄來的意見之外，還有許多民眾單獨寄來自己的意見。“我記得，江西省原省委書記楊尚奎提的意見，是親自用毛筆寫的，字體工工整整，而且篇幅很長。”“還有一名東北的工人王銀祥，提了四條意見，因為草邢亦民同志手寫的資料卡片案當時已經提交全國人大了，怕時間趕不上，就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資，往憲法修改委員會打了一份近二百字的電報闡述自己的建議。”
“八二憲法”在起草過程中還曾邀請各方面專家開了多次座談會。“比如經濟問題，就請了孫冶方、薛暮橋、于光遠、蘇星、徐禾等幾位國內知名經濟學家。找哪方面的專家，要看重點解決什么問題。法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北京的、外地的都找過。費孝通、錢偉長也來參加過座談。”
“在27個月的時間里，每個階段，草案成熟一稿，我們就報給中央，其間中央書記處討論了八次；中央政治局討論了兩次。無論是下面的群眾還是中央的領導都非常重視這次憲法的修改。”對于當年的這些回憶，無論是具體的人名，還是發生的年份、數字等種種細節，許老至今都記憶猶新。
在許崇德的心目中，1982年憲法正確總結了歷史經驗，并在一定意義上規劃了未來，是一部開拓進取，實事求是的好憲法。“八二憲法”公布之后，順應社會發展變化曾作出四次部分內容的修改，每次許老都會作為資深憲法學專家受邀參加座談。2004年修憲時，許老與其他專家學者共同提出要將“人權”入憲，獲得采納。同時，他本人一直強調的，應規定國家主席對外進行國事活動的建議，也最終被憲法修正案吸納體現。
采訪中，當記者讓許老談談對“八二憲法”的貢獻時，他不愿多言，只是謙虛地說，“通過這次偉大實踐，我接觸到了許多從未接觸過的情況和事物。雖然為時僅兩年半，卻受益至巨，若以‘勝讀十年書’來比喻，恐怕還遠不足以說明我收獲的豐碩。”
港、澳基本法：洗雪百年民族之恥
許崇德被香港媒體稱為“四大護法”之一，而這一美譽的由來，源于他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那段非凡的經歷。
1985年4月10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關于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隨后，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公布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許崇德被任命為委員。
“當時感覺真是榮幸。”回憶起這段經歷，許崇德說，“之所以覺得榮幸，不僅因為‘一國兩制’史無前例，而且因我自幼學史，每讀到鴉片戰爭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時，總是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今日祖國強盛，使我得以站到收復香港、洗雪百年民族之恥的前沿，怎能不感動，興奮不已呢？”
“一國兩制”理論是我國所獨創的一項政治制度，在國際上史無前例，加上基本法的制定事關國家主權尊嚴、“一國兩制”理論精髓的落實、香港的平穩過渡以及未來的安定繁榮，意義重大。對于立法者而言，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
為此，許崇德認真刻苦研讀和掌握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和一系列黨的重要文件。為了解和熟悉香港的實際情況，他同其他委員前往香港，深入工廠、港口、碼頭、學校、商店、醫院、交易所、居民家庭等許多場所實地走訪考察，與工商、航運、金融、法律、勞工、宗教、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座談，了解歷史和現實情況。
“起草委員會總共由59人組成。其中23人是香港委員。”許崇德對記者說，由于彼此成長生活的環境不同，受到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內地和香港委員之間的思維方式與看問題的角度有很大差距，要想達成統一意見絕非易事。從中央與香港關系的界定到行政長官的產生等“草案的每一條款以至每一個用詞，都需要經過多次反復甚至經過激烈爭論的磨合，最后草案逐條由起草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起草歷時五年之久。”許崇德至今說起來，仍為過程的細致和艱辛感慨不已。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最終獲得了鄧小平同志的高度評價。1990年2月17日，在起草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結束時，鄧小平親切地贊揚他們“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并說，“這部法律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杰作。我對你們的勞動表示感謝！對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賀！”回首這段往事，當時的場景歷歷在目，許崇德動情地說，“小平講話使我終生難忘。”
1990年4月4日，許崇德列席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目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高票通過。1996年1月26日，許崇德又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同樣的經歷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立法中上演。1988年9月，許崇德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于1993年3月完成了起草；1998年4月，又被任命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的零點，許崇德作為觀禮團成員，分別參加了中英對港和中葡對澳的政權交接儀式，親眼目睹英國、葡萄牙國旗黯然落地，中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歷史又掀開了新的篇章，那一刻，許崇德不禁熱淚盈眶。
近年，已經退休的許老仍然潛心學術研究，仍然每年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以傳道授業為己任，仍然心系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2010年12月底，他作為法學屆資深權威代表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的“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座談會”，并作了“憲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發揮統帥作用”的重要發言。“這是立法工作的偉大勝利成果，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采訪結束，許老語氣中充滿堅定，未來，法律體系還將隨著社會的發展愈加完善，在法律執行上仍需更加努力。(記者 張維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