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得知先生病情惡化的消息，我們趕到冶金醫院去探望。醫生介紹，先生已出現明顯的心衰癥狀，隨時會有危險。當時先生神志已經不清楚，護工小張伏在他的耳邊大聲說：“您的學生來看您了。”聽到我們的名字，一滴清淚從先生眼角流下來。師母說，他心里知道你們來看他了。
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樣子的先生深陷在病床里。這就是曾經如此壯碩和精力
1978年開始同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兼《法學研究》主編，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1996年任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九五”政治學學科規劃小組組長，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九五”政治學學科規劃小組組長，是我國法學和政治學領域的權威學者。
1978年我考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在先生門下做研究生，蓋因上世紀70年代末期，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讀到先生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文章，慕名而來。三年學習，受到諸多教益。記憶最深的，是他對學生的嚴格。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我們盡情地享受思想的放任。對學生的狂傲，他是默許的，他說他們那代人被壓抑得太久了。然而，對于文字和文法，他非常嚴格。記得一次我交作業，在“氏族”的“氏”字底下加了一個點，先生板起面孔批評我。還有一次，我從美國寫信給他，把電腦“COMPUTER”的一個字母拼錯了，他在下面劃了一個大叉，從北京把我的信寄回美國。他的這種近于苛刻的態度在我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現在自己也做了導師，我常常和我的學生講這兩個故事。
先生俄文極佳。神志不清時的囈語有時竟是俄文。外語不僅是他學術研究的工具，也是他精神和智力活動的工具。他主持和參與翻譯了大量俄文法學著述和法律文本。他組織翻譯并負責審校的《政治學說史》信、達、雅兼備，是學術譯著的典范。記得我跟先生做研究生時年輕氣盛，好高騖遠，同時選了英語、日語、德語，恨不得一口氣學成幾把刀。先生告誡說，外語是工具，工具的用處在于可用。如果不能達到可用的程度其價值就等于零。他要求我把一門外語搞精通，并且給我一本英文的法理學著作要求我翻譯。這樣的教誨和訓練令我受益終生。
先生治學嚴謹，思路敏捷，學術功底深厚。80年代初期胡喬木院長曾點名要他就會議規則撰寫一本書。現在看來這樣的題目似乎太簡單，但在當時“百事待舉，百業待興”的情況下，這個題目很有現實意義。據說先生當時不愿意受命，而院長的態度是“這個工作非你莫屬”。《會議規則》出版于1984年，和現在動輒洋洋百萬字的大部頭相比，現在看來這本小書有點寒酸，然而它嚴謹的邏輯，詳實的知識，表現了作者知識淵博、深入淺出的大家風范。
先生一生節儉樸實。整個80年代，他的自行車后架上都夾著一個灰色條絨的口袋，是路上買菜用的。口袋是舊衣服拆了縫的，滿是橫七豎八的接縫。我們讀書時，研究生院暫棲于北京師范大學，先生來上課，就和我們一起在鬧哄哄的學生食堂站在臟兮兮的桌子邊吃飯。當時最貴的菜也才幾毛錢，但他總是用饅頭把碗里的菜打掃干凈。對學生，他要求嚴格同時又關懷備至。得了稿費，忘不了給我們打牙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15元的稿費讓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大餐。之后不久田明漢學兄英年早逝，那一餐飯也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
先生那一代學者多數沒有受到社會的追捧，書齋中度歲月，格子紙上寫春秋。他們是幸運的，得以保持學者的操守和本分，商業化和市場化與他們無緣；他們又是清苦的，沒有多彩的生活，也沒有很多社會聯系。在先生囿于病床之后，每次去探望，他都告訴我們最想做的事情是“去所里上班”。他不止一次地請求護工“送我到所里去吧”。研究所是他的家，生命彌留之際，他想不出來還有其他什么地方可去。
纏綿于病榻，絕非先生所愿。師母給我們看了先生寫于1984年的遺囑。他一生自強自立，以不麻煩別人為人生準則。遺囑中明確表示如果發生生命需要他人或者器械支持的情況將堅辭不受，寧愿接受死亡，也不成為國家或者家庭的負擔。在身強體壯時，對人生有充分的哲學思考，希望生命的終結符合一個洞察人生的學者的理性和尊嚴。但是事與愿違，被病魔擊倒之后，他的個人意志隨著他的重病之軀完全被動，這也是人生的悲哀。盡管如此，他仍然盡量少麻煩別人，在生命的最后仍然想著自己還能為別人和社會做點什么。把自己的遺體捐獻出來供醫學研究之用是他對社會最后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