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思念的節日。透過四樓辦公室的窗，看到春色一片，正是“絕勝煙柳滿皇都”的時節。雖然沒有 “雨紛紛、欲斷魂”那種典型的清明意象，但在這個特別的春天，在這個特別的日子，心緒有幾多沉重。一些逝去而又鮮活的面容，此時愈發清晰起來。想起了遠去的親人，想起了已逝的恩師。周柏森老師，解士彬老師，張瑞幸老師，對三位恩師的點點滴滴的記憶涌入腦海。敬愛的老師，您們在遙遠的世界里還好吧！
記得十七年前，也是春意正濃的四月天，我從畢業實習的武漢一所監獄趕回來，參加了西北政法學院刑法專業的研究生面試。面試地點是行政樓一樓的一間辦公室，幾位老師并排而坐。幾位老師我都認得，但本科四年中一直無緣聽他們授課，這樣近距離的接觸更是頭一次。當時心里很緊張，而老師們問我的問題似乎更多一些，也許是筆試考了第一的緣故，老師們比較關注吧。記得問到一道關于犯罪概念中“但書”規定的很基礎的題，因為太過緊張，居然沒有答到點子上。出來后心情很不好，半天都在宿舍里呆著發愣。傍晚時分，當我一人在床上躺著胡思亂想時，傳來急促的敲門聲，還有一位長者在喊我的名字。看門一看，正是張瑞幸老師。張老師告訴我，學校準備錄取我，但希望能走定向培養的路子，將來畢業后留校任教。我當時沒有心理準備，很慌亂的樣子，能被錄取自然十分高興，但一聽留校心里又涼了半截。我只好說考慮一下再定。張老師又談了些學校發展前景之類的話，還提到學校要蓋一棟十八層的教工宿舍，將來老師的住房問題應該不難解決，希望我珍惜這個機會，盡快做出決定。張老師離開后，心里紛亂如麻，左思右想，還是決定放棄留校的機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主要是目睹到當時學校里老師的待遇偏低，生活清貧，同時也想著將來能換個環境，到外面闖一闖。
最終學校還是以非定向的方式錄取了我。1992年9月，我又一次地參加新生的報道和注冊，成為西北政法的一名刑法研究生。于是，我有機會聆聽三位恩師的教誨。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與刑法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本校的刑法研究生是實行集體導師制，我們一屆的刑法研究生一共有九人，包括兩位刑訴方向的。現在想起來，能師從幾位真正具有大家氣度的學者，是多么幸運！他們不僅僅有淵博的知識、精湛的學理，更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與人格魅力。在政法讀研的三年間，耳濡目染三位恩師的高風亮節，我不僅在學業上有收獲，也學到很多為人處事的道理，自己的人生境界也有所提升。如果說從三位恩師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覺得借用陳寅恪先生的話，就是“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另外再加上對“社會之責任”。盡管自己此生未必能達到恩師們的境界，但這應當成為一生之追求。
三位恩師中，年齡最長的是周柏森教授。周老師是湖南人，是新中國培養的最早一批刑法學者，與高銘暄教授、馬克昌教授都是建國初期人大研究生班的同學。50多年前，正當風華正茂的周老師，本來被分配到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但他看到西北地區法學師資急缺的現狀，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下，毅然放棄留在北大的機會，而選擇了條件相對艱苦的大西北，篳路藍縷，艱苦創業，開創了刑法學林的“華山派”，使西北政法成為全國刑法學研究的重鎮，西北地區刑法學研究的中心。
我們92級刑法研究生報道后不到一個月，周老師就退休了。但他始終關心著學校和刑法學科的發展，也關心著我們這些學生。每次去家里拜訪或在校園里見到他，都能看到他臉上那寬厚、慈和的微笑；而他的眼神里，總是透著一種從容淡定的目光。周老師在學校德高望重，對學生卻有著父親般的關愛之情。我剛報到時，因為學校有關部門工作上的小差錯，在戶口辦理上出了點問題，在周老師親自過問下，很快得以解決。99年我考博士時，盡管周老師身體狀況已經很差，還親自往北京打電話推薦我。每每想起這些事，眼角總會因為溫暖而濕潤。周老師平時給我們的印象是謙和長者，但每當看到、聽到社會上的不良現象如當時的官倒現象時，他也會怒目而視，甚至拍案而起。在他內心深處，深藏著傳統知識分子嫉惡如仇、不畏權勢的可貴精神。這種精神也在潛移默化中傳承。如刑法專業首屆研究生田文昌不懼個人安危，挺身扳倒曾不可一世的大邱莊莊主俞作敏，就是這種精神的寫照。
1996年底，在周老師70華誕之際，賈宇教授、田文昌教授等組織了一次刑法研討會，外地的弟子們借機回母校看望恩師。我也從河北趕過來，參加了這次難得的聚會。周老師平生淡泊，不喜張楊，也不主張搞祝壽之類的活動，但當他看到全國各地回來的弟子，感到非常的喜悅和欣慰，我看到他講話那一刻，眼里泛著幾絲淚光。對于一位在大西北辛勤耕耘40多年的老教授而言，平生最大的愉悅，莫過于看到眾多的學生的成長與進步。那一刻，我也領悟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句成語的深刻含義。
在我心目中，張瑞幸老師是一位身材魁梧、性格耿直、眼光銳利、笑聲爽朗的關中漢子的形象。他曾在陜南當過一個縣的公安局長，一直保留著說話做事雷厲風行的特點，對于學生們，他有些類似于刀子嘴、豆腐心的風格，對學生要求嚴格，有時說話比較嚴厲，但內心充滿著深沉的關愛。記得畢業論文答辯時，我論文里提出一個關于偽劣商品犯罪存在“混合罪過”的觀點，遭到了答辯老師的質疑，自己當時為圖順利通過，避免正面“交鋒”，就馬上承認自己的觀點有問題。答辯結束后，張老師專門找我談話，一見面，他就說：“衛國，你沒出息！”張老師批評我，不是因為觀點本身的問題，而是我不敢大膽堅持自己的觀點，實際上，他也是贊同我的觀點的。這段談話，可以說是在校期間張老師為我上的最后一課，也是永遠難忘的一課。張老師的這一番話，一直鞭策著我，使我牢記無論做人還是做學問，不要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要敢于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見解和立場。02年我回西安參加刑法年會，與幾位同學一起去家里看望張老師，此時他已經身患重病，剛從醫院接受化療回來，雖然面容因為疾病的折磨而顯得蒼白、消瘦，但兩只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笑聲依然爽朗，豁達樂觀的情緒感染著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解士彬教授是一位博學、嚴謹、儒雅的學者，他也是新中國較早的一批刑法學研究生，后來因為曾在最高司法機關任要職的導師被打成右派，自己也受到牽連。解老師曾在日本訪學，與日本一些著名刑法學者有很深的友情；同時，他還精通英語，俄語，這在當時的刑法學界是不多見的。得天獨厚的外語優勢使得解老師在外國刑法的研究上造詣極深，他當年為我們授課的刑法筆記我至今保存，其功力之深厚、研究之精辟，現在讀來仍令人嘆服。可惜的是，由于當時條件所限，解老師的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出書，我想，這也是刑法學界的一大遺憾。我印象中，解老師在私下里是一個性格沉穩、言語不多的人，但每當與他談起學術問題，便滔滔不絕，在授課上更是揚揚灑灑，激情四溢。
95年完成碩士學業后，我到司法部一所警官學院任教。當時因各種原因，畢業后同各位老師聯系并不多，多是在過年時發個賀年片之類。但在心里，一直惦記著各位恩師，一直謹記著恩師的教誨。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行刑社會化研究》的后記中，我寫下這樣的文字：特別感謝我曾就讀七年的西北政法學院，我曾在這片西部的熱土上汲取了豐厚的養分。感謝我的碩士生導師王昌學教授、陳明華教授、宣炳昭教授、賈宇教授，以及已故的周柏森教授、解士彬教授和張瑞幸教授，是他們引領我逐步走向刑法學研究的殿堂。04年底，在畢業離校近十年后，懷著對母校的眷戀，對老師的感恩，我重返這個熟悉的校園，成為西北政法刑事法教研團隊的一員。我愿意盡微薄之力，報答各位老師的栽培之恩。雖然也曾碰到過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難，但每每想起各位恩師殷切期盼的眼神，便不敢松懈，不敢怠慢。
在這個不尋常的春天，我們這所歷經滄桑的大學和我們的學科，正遭遇著文革中被迫停辦以來最大的困難與挑戰。我相信只要每一名西法大人齊心協力，不言放棄，奮斗到底，西北政法大學一定能勇往直前、度過難關，我堅信賈宇教授所言：西北政法永不衰落！愿三位恩師的在天之靈護佑我們的學校與我們的學科，我們也必當以最真誠的信念與執著的努力，告慰九泉之下的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