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是在第一時間獲悉鄭先生的噩耗,心情很是沉重。記得最后一次相見，是去年四月他住院回來，我去官園看望，并就所里的事情"問于賢"。鄭先生病容未褪，體質孱弱，但談興高昂，思如涌泉。其間，他兩次提到學科"接班人"問題，我權當老之將至者言，未置深慮，不料一語成讖，如今他真的離去，令人不勝唏噓。鄭先生這次病重時我沒去看望，明天八寶山告別儀式我又不能參加，便只得在這夜深人靜時，著墨握送，聊寄敬意與哀思。
鄭先生的學問我不懂，但他獨特的學者品格，卻深深印刻在我的記憶里。
鄭先生是個認真的人。他的認真，是匠氣十足的鏤石磨杵，也是法律學者特有的窮條究款。記得有一次某部委就一個法律條款征求法學所的意見，鄭先生送來的幾頁稿子，都是他親筆書寫的，每條意見皆注明出處，其中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也寫得一筆不茍。惟其認真，鄭先生總是堅持己見，乃至一得之見，如懷美玉。大凡做事認真者，必為律己甚嚴者。他在法學系2003屆研究生開學典禮上說："我本非天才，只知道下死力去做，,不偷懶、不灰心,，其實就靠這六個字，才庶幾不被甩在最后面。""最后面"這三個字，表明了他看待當前中國學術研究的世界眼光，也表明了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他交談，時常會被他唯恐落后的緊迫感打動。他曾不止一次對我說，世界知識產權領域突飛猛進，稍有懈怠，便要落伍；現在他已經感到年輕人要追上來了，因為他們會的外語多。不過，鄭先生并非"玩學術"。在他認真的背后，是有使命感作支撐的。在2001年中南海法制講座上，他反復闡述：不創自己的品牌，永遠只能給別人打工；牽動知識產權這個牛鼻子，使中國經濟這頭牛跑起來，才能實現民族復興。這樣的觀點，已然為近幾年來發生的事情所驗證。
鄭先生是個簡樸的人。一如許多學者，鄭先生的頭上戴著光環，比如，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法律委員會委員；比如，1986年被授予"國家級專家"稱號。他還是中國法學界罕有的在國際學界獲得真正認可并能夠與國外同行一起平等共事的人。1995年，他被國際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促進協會推選為執行委員,是執行委員會中唯一的亞洲國家委員，1997年又連選連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卻似乎與這些全無關聯。在九十年代，也就是他的學術最為輝煌的時候，他常年穿的,是已近絕跡的中山裝，而且破舊邋遢。這已然成為法學所的一道獨特風景，宛若當年辜鴻銘長辮馬褂出入于洋人的圈子，不合時宜卻無妨欣賞，且耐人尋味。鄭先生居所之粗陋，讓人恍如回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大學教師住的筒子樓里，坐著躺著的似乎只見書報稿紙。其實，從這儉粗凌亂里,我們可以見到的，正是可貴的鋼鐵意志和學問精神。鄭先生的簡樸也及于他的語言文字。他是少有的頭戴光環卻不講、也不會講空話的學者。這讓我想起古人的話：大道至簡，大貴若樸。
鄭先生還是個愛生的人。隨著教育的發達，老師、導師越來越多，師傅卻不然。能稱得上師傅的，至少要有三條，一是有絕活，二是有規矩，三是有門風。這要求做老師的，既有為師之學，更有為師之德。師德決定規矩和門風，只要師德敦厚，即便偶出不肖，亦無傷大雅。鄭先生是稱得上師傅的，他帶出了一批優秀而有特色的知識產權學者。為師之德，莫過愛生。我不知道鄭先生是不是到了"愛生如子"的地步，但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感動。那是幾年前錄取研究生的時候，一名考生成績不理想，他連著找我兩次，提議破格錄取。頭一次是贊揚該生如何優秀難得，為學科建設所急需。再一次看到名額實在緊張，便把自己"祭出"。他說："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前不久住院得的是癌癥，想招這個學生補充學科力量"。那是我第一次得知他的病情。或許正是這"悲情"力量，我們最終從研究生院爭取到了額外的招生指標。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他在高校延攬人才的高潮時分說過的一句話："我不會離開法學所"。我想，即便現在，他也沒有離開那塊蘊籍當年新文化運動輝煌與典雅的土地，那座閃爍當年林徽茵建筑才情與靈動的院落，沒有離開中國的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