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殯儀館天元廳正面墻上,鏡框中,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開懷而笑,注視著臉上掛滿憂傷的人們。
6月26日上午,中國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法學院資深教授馬克昌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這里舉行。
武漢的天空一轉往日的炎熱喧囂為雨后的清新爽氣,如大師育人般無聲感潤世間。
主張刑法學者融通中西
“先生最大的遺憾,應該是沒能如愿完成他構思多年、極具個人特色并結合中國傳統司法文化的《刑法總論》。”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馬克昌2000級博士生陳家林教授說。
陳家林告訴記者,作為融通中西的刑法學者,馬克昌先生認為我國的刑法學對于西方的借鑒很多,而對于自己傳統文化的借鑒和梳理不夠,他鼓勵學生多讀多研究中國有關刑事法律的優秀傳統文化,并將其中的精華運用到對當下中國刑法學的研究中。
“這一主張,源自馬先生主持的一次中日刑事法律研討會上發生的一個小插曲。”陳家林說,研討會上,有日本學者請一中國青年學者解釋中國現行刑法中的“故意殺人”與《唐律》中的有關規定是何關系。
由于感覺中國青年學者回答得并不是很好,馬克昌利用主持人的“特權”進行了補充發言,為中國學者挽回了面子。
“馬先生總是鼓勵我們,多閱讀中國傳統的刑事司法文化,有助于打開學術研究的視界。”陳家林回憶道,“他對我講,寫這本刑法總論就是想著從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梳理出中國刑法學發展的體系與特色,讓更多的青年學者立足本土進行研究。”
1957年,馬克昌被錯劃為“右派”,其間曾在武漢大學圖書館當了12年圖書管理員。利用這段時間,他廣泛涉獵各類文史哲著作,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他曾對學生戲稱,自己這段時間是在“進修”。
“馬先生的另外一大遺憾是,沒能看到自己病重期間所寫《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研究》的付梓出版。”陳家林說,“馬先生轉入重癥病室前一周,還跟我開玩笑說,寬嚴相濟這篇一定能夠寫出來,并叫我協助他。我覺得這是對我的一種囑托……”再也控制不住的陳家林哽咽起來,“我一定要幫他實現這個夙愿。”
學術入世理念蔭澤后學
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第三屆特邀咨詢員會議,馬克昌是40名特邀咨詢員之一。
“這是馬老最后一次外出,當時我就勸他不要去了……這次回來之后,他就做了手術……”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學科帶頭人、跟隨馬克昌做研究28年的莫洪憲教授眼含淚水,斷斷續續地說。
稍作平靜后,莫洪憲告訴記者,當時,馬克昌教授執意要去北京接受聘任證書,他說當前中國的司法改革正處于關鍵時期,這也是王勝俊出任院長后他第一次參加最高法院的活動,一定要去。
“他當時在會上發言肯定了最高法院量刑規范化改革的成效,并希望最高法院能夠更多關注老百姓對于司法正義的訴求,通過公正審判樹立法院的公正形象。”莫洪憲說。
馬克昌的多位學生都提到,他一直主張,學術研究者應積極思考并親身參與中國司法實務。
“比如飆車案、鄧玉嬌案等熱點案件,都會成為馬先生課堂教學的內容。此外,武大有一批教授在基層法院掛職并參與實際開庭,也得益于他研究與實務結合的思路。”莫洪憲說。
在擔任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委員期間,馬克昌曾聯合其他7位常委提出了武漢市人大常委會歷史上第一個質詢案,糾正了當時某行政機關越權辦案的錯誤；生病住院期間,馬克昌還應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之邀,針對《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征求意見稿提出書面意見。
“當年許霆案發生后,我們邀請了檢察機關、法院、律師界還有馬先生參加法學院的精品學術沙龍‘疑案四方談’,出現了四方觀點的對立,引來大批學生旁聽。”莫洪憲說,這個學術沙龍就是推行馬先生“學術入世”思想的結果。
提攜晚輩鑄就“馬家軍”
“先生是中國刑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培養出眾多學者、實務專家的卓越教育家,是將日本刑法學介紹到中國的恩人。”武漢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原校長西原春夫教授在發給馬克昌治喪委員會的唁電中這樣說。
而提攜晚輩、敬惜人才,也成為眾人回憶中對馬克昌的又一個深刻印象。
1986年,馬克昌擔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在此后長達12年擔任院長期間,馬克昌積極為年青學者創造上進平臺。因為馬克昌先生指導的學生群體展現出的強大實力,國外學者尊稱他們為法學“馬家軍”。
現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教授,1993年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1995年即被破格評為副教授。
“這在全國其他法學院校里是不多見的,表現出馬先生提攜年輕人、為他們的成長成才創造良好平臺的一貫作風。”肖永平說。
2007年,武漢大學馬克昌基金會成立,該基金會首期到賬基金220余萬元,其中包括馬克昌個人捐資,還有馬克昌的學生、相關單位的捐資。這是目前法學界唯一在民政部門正式登記的大型基金會,資金主要用于設立獎學金、資助學術研究、法學教育事業的發展、法律咨詢服務等。
“我在任校長期間,馬先生多次找到我,為青年學生、研究者的出國留學、進修奔走,我基本上采納了他的意見。”與馬克昌同學、同事幾十年的武漢大學原校長陶德麟教授告訴記者。
“我2002年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事就是馬先生一手經辦的,他還資助了我兩萬元。”陳家林說。
2009年,陳家林寫的《外國刑法通論》脫稿,馬先生不僅一頁一頁看完了這本90多萬字的專著,提出修改意見,還專門撰寫了序言、聯系出版社出版。
“他常常對我們這些晚輩說,人家叫我大師,其實我不是什么大師,是時代造就的。我希望你們能夠真正成為影響世界的法學大師!”陳家林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