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走了，平靜的走了。他的離世，無疑是中國法學的損失。我雖然只是沈先生的“未及門”弟子——甚至可能連這也算不上，但他卻是我步入法學的引路人，他的作品使我終生受益，他是我心中的普羅米修斯。
1982年上半年，剛剛畢業留校的我參加了教育部辦的“法學概論師資培訓班”接受培訓，在那里有幸聆聽了沈老師的講課，其后沈老師的著作就成了我案頭的必備物。
沈老師的作品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不是他的教材——不必避諱，由于時代的限制，他的教材中有一些是維辛斯基的東西，這當然不是他的錯——而是他的譯著。
對我影響最早、最大的一本書是馬里旦的《人和國家》（霍宗彥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內部讀物），那是我在讀大學時就讀過的，留校后又一再拜讀，它真正開啟了我的心靈，使我得以能重新認識人與國家的關系，原本腦海中的國家主義受到清算，在人與國家的關系上確立了人本主義或曰自由主義的根基。那時學校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不讓全本復印，我分三次借出來復印裝訂成冊。從此，馬里旦的名言“國家是為人服務的，人為國家服務是政治的敗壞”遂成為我的座右銘。我在與胡玉鴻教授的交談中透露過對此書的熱愛，去年，玉鴻教授大度地割愛，將它收藏的一本贈與我。熟讀這本書不知幾年后我才知道，霍宗彥者，沈宗靈也！那真是個奇怪的年代，譯者不能署真名，只能隱姓埋名！
我受惠的沈先生的第二本譯著是龐德的《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這本書是我了解法律社會學的主要著作，它是我反復閱讀的經典，并且在我的文章中多次引用，相信它也是在80、90年代引用率最高的幾本西方法理學譯作之一。
我受惠的沈先生的第三本譯著是凱爾森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這是我最喜歡的規范法學著作。我常常對學生講，凱爾森的這本書，其實完全可以拿來作中國大學的法理學教材，不用改動。這本書奠定了我對形式法治的信仰，我將它選作“西方法理學”課程的主要參考書，作為《法學名著選讀》課的必讀書。
這樣，我對法理的基本思考的四個主要部分中的三個——政治法理學、社會法理學、規范法理學（另一個是價值法學）——都受惠于沈老師的譯著。我作為外語的“跛腳鴨”，在中國研究法理學全仗沈老師這樣的譯家為梯，沒有他（們）的譯介，一切都無從談起。在這個意義上，沈老師也是我的“授業恩師”——這不是攀高枝，而是知恩。
大恩不言謝，現在沈老師走了，唯有祝沈老師一路走好！
沈宗靈先生永垂不朽！
周永坤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