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獨特的一個人！”這是我成為沈老師學生后對他的印象。不論為師還是做人，他都顯得與眾不同。
作為老師，他對學生出名地嚴苛。如果其他功課你考試可以輕易地得八、九十分的話，他的課程你能考七十多分已屬幸運。八十年代初，師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低下，除了英文課，沒有其他課以英文為教材。唯獨他卻用英文課本給研究生講授《比較法總論》，還讓我們完成他要求的英文閱讀后回答他的提問，參與課堂討論。這讓我們覺得興奮，但也倍感挑戰。我到美國后才知道，這叫蘇格拉底式教書法。而他這種超前的教學法和學術指導，不僅讓我后來從事比較立法工作時，能夠在一眾外語學院畢業的同事中立足，而且為我在美國的法學院學習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甚至影響到我現在在比較知識產權法領域的學術發展。那本作為上課參考書的英文影印版《當代主要法律體系》（達維著），我從中國帶到美國，又從美國帶到香港，至今還放在我的書架上，成為那段生活的回憶，也成為我一路走來的陪伴。
做人方面，他拘謹以致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也遠近聞名。那時老師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師生見面一般都在老師家里。每次到非要見他不可的時候，我都會高度緊張。因為他雖然彬彬有禮，一開門就讓座，并讓師母端上一杯上好的熱茶，但他會在你的名字后加一個“同志”，然后很直率地對你的學業或其他方面的問題加以批評。歲月已經沖釋了我對這些談話的記憶，但有兩件事卻記憶猶新。畢業前，同學們決定給每位指導老師送一個有江南景色的小木雕，以謝師恩。當我和另一位同學將禮物送到沈老師府上時，他卻拒絕接受，說我們不應該這樣做。我們說禮物上已經寫了您的名字，他說那我就將錢給你們，這讓我們不知所措，也無法理解，因為別的老師收到禮物都非常高興。我們當時懷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讓他變得過分謹小慎微。另一件事是，我工作后回去見沈老師，告訴他“老郭”問他好。他問誰是“老郭”，我說是“郭道暉”。他立即嚴肅地說，你怎么可以對長輩和領導這樣沒有禮貌？我說大家都這樣稱呼他啊，他說那你也不能稱“老郭”，而要叫“郭老師”。我后來隨大流并沒有改口，但卻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老郭”二字。
可是慢慢地，我也體會到老師很人性的一面。畢業前他認真查問我未來的職業選擇并提出他的意見。有一次他說他要去一個單位演講，讓我跟他一起去。我不明其意，后來才明白，他是為了向這個單位推薦我。記得那次演講完與邀請單位一起吃午餐，他一掃平日的威嚴與拘謹，大快朵頤，看我呆在一邊，還催我“快吃快吃，否則就沒有你吃的了”。畢業許多年后我回去見他，他在中關園內的小餐廳請我吃飯，還說他最喜歡的就是吃好吃的。我將自己出版的書送給他時，他眼中流露的欣喜與滿足讓我至今難忘。原來，他是如此有心的老師！當我們是學生時，他刻意與我們保持距離，為的是在學業與人品上嚴加管教。但自始至終，他都在關心愛護我們，他把最好的傳授給我們，他關心我們的前途，并為我們的進步開心。原來，他有著普通人的喜好和感情，同時也有超乎于許多普通人的人格與品行。
上一次見老師，是三年前的冬天。那時他86歲，除了需要反復告訴他我在哪里工作外，他身體看起來還好，還在翻譯一本書。離開后，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再去看望他老人家，并沒有意識到那會是最后一面。昨天看到殷銘老師轉送的關于老師辭世的訃告，才知道這個機會永遠地失去了。悲傷之余，我這樣安慰自己，高壽的老師，一定走得從容淡定，就如他的一生：從容、淡定、平和、高潔、勤勉；只顧耕耘，不問收獲；無論為師與做人，都無愧于心，無愧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