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北京大學法學院和法理學科教師的預定計劃，2012年2月25日要舉辦沈宗靈教授九十壽辰慶祝活動。我一直在期盼這個盛典的到來。希望到時候向恩師獻上感謝和鮮花。希望借此機會與分散在各地的學友們歡聚暢談。但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還差九天的時候，卻傳來了沈老師已經仙逝的噩耗。實際上，2月16日那個上午，我正在北京出差。午餐時還與老同學趙利國回想在燕園讀書的往事。但萬萬沒想到就在幾乎同一個時刻，沈老師悄然離開了現實世界，從此以后完全走進了歷史記憶。雖然我們可以把“高壽善終”作為理由來安慰親屬和朋輩。盡管我們知道這樣的分別作為自然規律無法避免。然而當冷酷的事實一旦呈現出來，我還是感到太突然、太遺憾。離慶壽活動近在咫尺，轉瞬間情景全非，更增添了無常的慨嘆、后悔的念想。
我從高中時代開始，就對哲學理論抱有濃厚的興趣。進北大后，選課和閱讀范圍也比較偏重法理學、西方法律思想等研究領域。沈老師是當代中國法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給高年級講授的“西方法律思想”是當時中國最能反映世界法哲學前沿動態的課程，自然令我景仰。在1980年代前期，北大的法理學研究生由張宏生教授和沈宗靈教授共同指導，兩人隔年交替擔任主要指導職責。我們那一年級是輪到張老師為主，沈老師為輔。但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立即被教育部派到海外留學，兩位導師中張老師又去世較早，加上研究領域和志趣上的關系，所以我實際上跟沈老師的接觸更多些。我在留學和在國外大學任教期間，回國時總會登門拜訪沈老師及其他有關老師。每次到中關園的沈府，書桌上永遠攤著撰寫中的稿紙或者正在閱讀中的專業書籍，老師永遠端坐在書桌前。師母泡上茶、端出糖果就離開，只留下我們倆海闊天空地聊。他有時會詢問日本的法理學和比較法研究的近況，有時會讓我尋找一點參考資料，有時會約我參加國內的研究活動。沈老師話不多，但句句深刻到位，給我啟迪很大。
我第一次與沈老師交談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春天的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上，我發表了批判舊蘇聯權威法學家維辛斯基關于法的本質的論文，引起一定范圍內的轟動和爭議。討論會剛一結束，很多老師和同學都前來跟我交談，其中有78級的齊海濱，他對我的主張給予熱烈的支持。我和海濱交談很久，并從此成為好友。但也有一位研究生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提出嚴厲的批判，甚至還貼出了大字報。系主任趙震江教授很欣賞我的這篇處女作，建議我好好修改一下，爭取能夠在《法學研究》上發表（最終結果是被退稿了）。趙教授后來還在各種場合獎掖我，這樣的知遇之恩令人感銘肺腑。為了改好原稿，我把文章抄寫本遞交給沈老師，請他提出批評和修改建議。沈老師在閱讀之后約我到他住處面談。這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對文章的問題意識和內容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但也指出了一些弱點，并在最后建議我不要一開頭就做大題目，可以抓住較具體的、較小的問題進行研究。這個建議使我茅塞頓開，獲益匪淺。至今我指導研究生時，也往往建議他們聚集焦點、以小見大。后來我的專業興趣轉向法社會學，在相當程度上也受到了沈老師翻譯的龐德的著作《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的影響。
1987年夏天，法哲學和社會哲學國際協會（IVR）的世界大會首次在亞洲召開，地點選在日本神戶。籌委會邀請沈老師、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孫國華教授作為中國代表參加這次盛會，我從日本就地出席，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并有幸被安排與沈老師在同一個分科會場宣讀英語論文。由于中國學者首次參加IVR大會，所以各國學者很關注，好幾位世界法哲學界泰斗和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都到場聽報告。沈老師的發言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從此中國法理學界與IVR建立了制度性聯系。在1990年IVR中國分會成立，沈老師名至實歸當選為首屆主席，為法學理論研究的國際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也正是在這次神戶大會上引起了日本乃至歐美法學者的某種程度的注意，并導致后來在研究生博士課程一畢業就立刻被神戶大學法學院聘為副教授。更重要的是，神戶大會使我有機會與中國法理學的兩位巨匠在較長的時間里進行從容的交流。我陪著沈老師和孫老師參加了在大阪城舉行的篝火能樂晚會、游覽了留學所在地京都的名勝古跡，介紹了一些民間友好人士和學者與之餐敘。事后我寫了一篇關于IVR’87世界大會所反映的海外法學理論前沿動向的詳細綜述，請沈老師修改補充后不妨以我們兩人的名義發表。沈老師不作任何修改就直接推薦到《法制日報》了，堅持要編輯部以我個人的名義連載發表。由此亦可見他的清高品格，令我肅然起敬。
對于趙震江老師、我、海濱以及其他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推動法社會學運動的努力，沈老師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實際上發揮了學術精神領袖的作用。或許是在國內的海濱大力促成的結果，他不僅為1986年和1988年的全國主題研討會提供了精彩的發言稿和論文，還直接參與某些組織性活動。1988年下半年，我通過熱衷國際文化事業的日本資產家岡松慶久先生募集到一筆不菲的捐款，用于籌辦北大比較法和法社會學研究所，當時沈先生不僅慨然允諾擔任首屆所長，而且還在1990年代前期策劃了若干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術活動。他對這筆經費的使用也非常節儉和謹慎，花費不多，但每次活動都列出具體支出項目，通過我轉交捐款人，給外國朋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沈老師以實際行動樹立的信賴關系促使岡松先生后來給北京大學進一步提供更大規模的捐助，并對訪問日本的中國各類學者給予了更加熱情的接待。
1993年1月，我的代表作“法律程序的意義”簡版由張志銘編輯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幾乎同時，這篇長達7萬余字論稿的全文由賀衛方主編破例在《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1期上刊登。沈老師以及龔祥瑞老師等對這篇文章的觀點都非常關注，給予了強有力的道義支持。龔老師還在他的新著中多處引用和推薦。
有關的基本主張醞釀頗久，其實大概在神戶大會之后不久就基本成形了。1988年初，法學界的元老余叔通先生訪問日本京都，我就跟他提到過把社會轉型期的價值問題轉化為程序問題和技術問題進行處理的思路，他很有興趣。年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機構到日本考察，在東京的晤談中我也強調了法律程序的特別意義，似乎引起了較大的共鳴。深交的朋友們都勸我把這些看法整理成文發表。但因為忙于博士論文寫作、社會活動以及就職后的講義，一直沒有動手。把博士論文提交出去了、經過兩年授課講義案也成形了，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的這一年使得我有充分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上老朋友齊海濱的慫恿和大力支持，我決定把自己的大思路整理成文。我正式開始動筆寫作程序論是在1992年5月20號，從此一發難收，整整個把月，真可謂廢寢忘食，寫得非常興奮。當時我只隨身帶了一臺日文語言處理機，只能用筆書寫草稿。海濱就把我的中文手稿拿去，由他自己和一個北大留學生分別用計算機中文軟件打字印刷。還有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老朋友資助我們召開了專門針對這篇論文的小型研討會，周其仁、甘陽、崔之元、胡平、吳國光等風云人物都參加并從不同的立場和視角發表了精辟意見。不出意料，這篇論文在國內發表后引起了較大波紋。
93年晚春，我和紹光、海濱一同回母校。到闊別的法律學系轉了一圈后，我和海濱又聯袂到中關園拜訪沈老師。一見面沈老師就提到我剛發表的程序論，稱贊這篇論文寫得有見地，論述也很精密，使得1990年代初比較沉寂的學界有了活氣，可以理解為從社會大動蕩轉向制度建設的一個標志性成果。但是，沈老師也提醒我，程序的意義也不能強調得太過分，還要重視實質性內容，重視道德和意識形態的意義。他還說，尤其是在中國，價值問題往往比形式和程序問題更重要。我很感謝他的提醒，同時也解釋說正因為在中國與道德等相關的實質性價值判斷太受重視，才需要特別強調程序的作用，這也許有一點矯枉過正，我會留意的。沈老師還很注意我在論文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學者，例如尼克拉斯·盧曼。我告訴他，1987年在IVR神戶大會上，他來做過講演，我們應該在會場見到過的。在分手之際，沈老師約我為他主編的《法理學》教材提供一章篇幅的稿件，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請。
2007年的初夏我到北京時，得知沈老師已經從中關園搬到遠離北大的上地小區里居住了。我請在清華法學院任教的師弟趙曉力副教授告訴我地址和具體的行走路線，準備在處理完預定的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羅豪才老師在接見我時也特意提醒：沈老師搬出中關園后有點與世隔絕了，你這次在北京如果時間充裕的話就去探望他。我說已經了解到沈老師的新住址，一定會去拜訪他的。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打的到他住的小區，按照門牌號碼找到他的府邸。師母開門，他就站在入口處迎接我，非常高興。師母說，這里較僻靜，生活設施也還可以，遺憾的是跟老同事、老朋友見面暢談的機會減少了許多；雖然沈老師是耐得住寂寞的，但缺乏溝通還是不太好。我完全贊同，希望沈老師能住在與親人交流更方便的地方。沈老師說，兒子和女兒都在美國工作，太忙，不想打擾他們。他把子女的近照拿給我看，充滿了慈愛和思念。由于師母有其他預定的事情不能一同餐敘，我叫了一輛出租車請沈老師一個人到離小區最近的一家海鮮酒樓接著談，然后又把他送回家，切實體會到了現在老師如果外出的話是如何不便，我覺得這樣的生活環境對他的健康是不利的。一年左右之后，我聽說沈老師已經搬進城里了，但住處的周圍環境非常復雜，即便有地址也未必找得到。莫非沈老師是想隱居，想進一步淡出這個紅塵萬丈的時代？
2012年2月20日上午，我與北大法學院的老師、校友以及來賓一同在八寶山蘭廳與沈老師告別。在花圈叢里，我看到了自己在三天前撰寫的挽聯：“壽屆九十，三分有二在燕園，育桃李無數；學貫東西，南人居北掌法壇，闡真理永恒”。在貴賓室里，我看到了羅豪才老師、陳光中老師、石泰峰師兄、吳志攀師兄，還有相關機構的負責人。在大家面前，師母和其他遺屬很自律持重，主賓互相致意、安慰，出席者都還能保持冷靜。但在三鞠躬之后瞻仰恩師安詳的遺容時，我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一時無法抑制。沈老師這一生不算太坎坷，但磕磕碰碰走來，也并非很順利。最難能可貴的是，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也依然堅持研究――不能發表論文，就翻譯；翻譯的著作不能出版，就珍藏著；不能閱讀西方專業書籍，就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能用本名發表論述和譯作，就用筆名。總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沈老師都沒有放棄學術，也絕不隨波逐流。在中國，在近幾十年，這樣純粹的、嚴謹的學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現在，沈老師走了，遠避喧囂，回歸靈隱，似乎走得非常瀟灑，沒有帶走一束花、一片云。但沈老師的離去其實卻留下了難以填補的巨大空白，在中國法學界，在北大法學院的大樓，在我的心里。思念及此，豈能不悲從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