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1891—1981)一度也曾是風云人物，但現在知道他的人卻已寥寥。他于1927年開始棄文從政，歷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外交部長，武大校長等職。1949年隨蔣介石到臺灣，先后任“總統府”秘書長、“中研院”院長等職。1976年辭職引退。1981年逝世。
崇陽之子
王世杰，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陽人。父王步瀛，經商業屠，富甲鄉里。王世杰五歲入私塾，生賦異稟，敏而好學，深得業師周子熙(西)贊許。清室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堂，他剛十歲出頭，由家里傭人帶著步行到省城武漢考學。途經咸寧一商號，于門前休息，老板見他小小年紀就去應考，出于好奇出對子考他。老板出上聯:“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杰隨口對答：“老大人四季發財”。眾人見之，交口稱贊。之后，王世杰以優異成績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學堂。由于在校成績出類拔萃，得到兩廣學政梁鼎芬的激賞。當時兩湖制臺張之洞聞他才華橫溢，召見了他，并問他的志向是什么。王世杰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窮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張之洞十分欣賞，賜他為舉人。王家老屋上有塊橫匾“五經魁”，署名“王世杰立”即由此而來。小學畢業后，王世杰入湖北優級師范理化專科學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學冶金系。辛亥革命爆發，王世杰擁護革命，輟學返武昌投身起義，任都督府秘書，參加了守城戰斗。
1912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王世杰受命參與組建國民黨湖北省支部。因見鄂省政要與袁世凱勾結，他脫離政府，出版《經濟雜志》，以策劃二次革命。次年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后赴英留學，1917年獲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后轉入法國巴黎大學。1919年參與巴黎的中國工人、學生阻止中國代表團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愛國活動。1920年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應蔡元培之邀執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講授《比較憲法》和《行政法》。1922年與李大釗等人發起組織“民權大同盟”，又與胡適、陳源等創辦《現代評論》。
王世杰主要著作有：《比較憲法》、《憲法原理》、《王世杰先生論著選集》，以及與羅家倫合作選編的《故宮名畫三百種》、《藝苑遺珍》等。
王世杰長期在外求學、工作，一生只回過故鄉兩次，但不忘桑梓，眷眷為懷。特別是在他擁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之后，凡見到家鄉有什么困難，只要在不違反原則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總會想方設法予以幫助。
1925年，崇陽縣自立夏后大旱無雨，持續三個月，大河斷流，田地龜裂，莊稼枯焦，顆粒無收，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一時餓死了不少人，慘不忍睹。身在北京的王世杰聞訊后，找拜把兄弟、時任湖北建設廳廳長的李介如借了一筆巨款，寄回家中，讓父親從江北買回兩船大米，三船大豆，計有三萬斤之數，在縣里賑災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饑餓貧民得以緩生。這筆錢直到抗戰開始前王世杰才還清。1934年，家鄉又遇大旱，王世杰東借西挪，買了一批大米，讓其父在花涼亭和白霓橋兩處開設施粥點，憑票供應。據當時設計、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憶，票上蓋著“王壽春”字號的圖章，由村人孫香谷發放。此義舉深得故鄉人民好評。
1937年抗戰爆發，崇陽面臨戰禍，又逢瘧疾橫行，天災人禍奪去不少人命。王世杰將平時所得的版稅和積蓄，在南京通過私人關系購了一大箱奎寧丸，派人送回崇陽，請他堂弟王懷謹發給鄉鄰患者。并囑托：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藥費，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費，作為王懷謹的報酬。并再三叮囑，“萬萬不能多收一分錢，藉以牟取暴利”。崇陽淪陷后，日寇實行經濟封鎖，老百姓買不到鹽。家境好一點的熬硝鹽吃，從糞池周圍地下挖出的地皮土和老陳磚土中提煉。此鹽有毒，明知吃了會得病人們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鹽，患病的人越來越多。王世杰于1940年通過各種渠道在重慶弄到20萬斤鹽，運回崇陽，交由當時崇陽縣政府鹽務局的甘楚臣，要求其平價發售。崇陽淪陷后，農民有家不得歸，顛沛流離。雪上加霜的是，當時駐扎在湘鄂贛邊區的三十集團軍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陽縣額外繳納20萬斤軍糧。族人王鏡遠給王世杰寫信求援。王世杰將此情況向九戰區總司令、湖北省主席陳誠(王陵基的頂頭上司)反映，最后由陳誠出面，免除了這20萬斤額外軍糧。
1945年抗戰勝利，王世杰回到久違的家鄉，見到的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后為民請愿，有關方面把崇陽1945年的公糧任務免了。
王世杰逝世后，其客居美國的侄兒王德芳遵叔父遺愿，于1985年寄回一筆款項，在故鄉崇陽回頭嶺修建了一口飲水井，并在井邊立一石碑，刻有“敦睦飲水井”五個大字。字簡意深，既有飲水思源之意，又有熱愛祖國、懷念家鄉之情；亦表達了“祖國要統一，親人要團聚”的炎黃子孫的共同意愿。
書生本色
王世杰身材矮胖，圓圓的面孔，戴一副眼鏡，很有學者風度。夫人蕭德華(音樂家蕭友梅之妹)比他要高過一個頭。有次王世杰訪美歸來，夫人去機場接他。王世杰正要從飛機扶梯走下，中央社記者大叫：“‘開麥拉’快！不然王部長就太矮了！”眾人大笑。王世杰也不介意。他做人向來嚴肅。據說在外交部長任上時，部里的下屬都很畏懼他。他一進外交部大樓，各司局辦公室立刻鴉雀無聲，他前腳剛走，大家便開始談笑風生。初識者以為他“道貌岸然”、“擺架子”、“官僚氣”，相處久了，便發現他的“一本正經”是內外一致的表現。
作為書生從政的王世杰，一直未改書生的本色。“嚴謹、清廉、謙遜，并主張自由主義思想”。那時的學者一般喜歡“問政”而不“參政”。王世杰卻“參”了，而且參得深。有人認為：“王世杰參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據西方的民主原則一點一滴地從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熱衷于當年的國民參政會，“參政會提供了一個間接的代議制雛形，也為他提供了一塊施展夙愿的試驗田。從國民參政會成立之初的性質、人選，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權利法令，以及擴大參政會職權等種種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義色彩。”他反對共產黨的宣傳，也反感國民黨壓制輿論、禁錮思想。他曾說：“(自己)將寫一書，表彰黃梨初反對君主制主張法治之法。”耐人尋味。他與中共高層多有接觸。在他主持起草的文告中措辭比較“理性”，對共產黨從未使用“共匪”字樣，在和人談話中對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都統稱“先生”。
作為蔣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杰的見解有時會影響蔣介石的決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為進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蔣介石提出征收人頭稅，美其名曰：“國民義務勞動稅”。蔣介石把此提案批轉到參議室。由于王世杰極力反對，這一提案最后被撤銷。在用人問題上，他也能打破門戶之見。他是留歐的，而楊振聲、錢端升等是留美的，他曾推薦他們做教育部次長候選人。他還主張“不能專取材于中央委員或本黨黨員，而須向黨外破格用人”，顯示出一種兼容并包的氣度。
王世杰在武漢大學時，選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他不濫用私人關系，連行政人員也搞公開招聘。到教育部長任上，重用與其無私人關系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孫輩有二三十人，他只薦用兩人，也未重用，以致招來族人的一些非議。
王世杰是國民黨大員中公認的比較廉潔的一位。他不煙不酒，也很少看戲或出入娛樂場所。他生活崇尚儉樸，反對鋪張。抗戰期間，有次夫人蕭德華娘家來客，夫人本以為王世杰中午不回來吃飯，便辦了較豐盛的一桌酒菜，沒想到偏偏被王世杰撞上。送走客人后，他狠狠數落了太太一番：“我們應該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慶時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見米好吃多了，問怎么回事。夫人說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臉嚴肅：“大敵當前，國難當頭，糙米也來得不容易，人們都能吃，我們又為什么不能吃？”在單位，王世杰從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專車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書派轎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給他配一廚師，他謝絕：“蕭夫人完全可以頂替，我們應該為國家節省一份開支。”王世杰對子女要求也嚴格，對他們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學要勤奮，惡習要戒除，交友要謹慎，生活要艱苦。”他不以權謀私。長子王紀武考學失利，按成績只能以旁聽生身份在中央大學讀書。當時中大校長羅家倫是他的下級，又曾是他北大時的學生，有人提議他為兒子說一下情，但王世杰堅決不允。
重慶歲月，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王世杰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便想在重慶夫子池國民參政會旁邊開一熟食店。王世杰知道后立即警告：“公務人員不得經商，這是一條法規，你要做生意，就得辭職。”王德晃迫于生計，為做生意真的辭職了。王世杰嫉惡如仇。他有個堂哥王世英，愛好吸鴉片，在湖北潛江工作，因貪污被革職。王世英三番五次哭著要求給他找一份工作，王世杰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杰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卻很傳統。次女王秋華在美國留學時與一美國青年戀愛，都已經準備結婚了,他知道后寫信問道：“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你難道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對象嗎？”這一句話害了女兒一輩子，女兒秋華終身未嫁。那個美國青年竟也終身未娶。
在官場上，他恪守原則，不阿諛曲迎。在教育部長任上時，當時的國民黨大員居正為其朋友陳時說情，要求王世杰把陳時辦的“私立中華大學”改為“國立”。王世杰堅持原則，拒辦。以致后來他與居正、陳時結成冤家，成為政敵。
早年王世杰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期間，有不少同人在多所大學間奔走兼課，以改善生活。王世杰卻靜心堅守北大耕耘。因他是憲法權威，一度被國立政法大學請去講授法學，他教了一年多，卻謝絕酬薪，分文不取。
王世杰是學人從政，既受蔣介石的重用，又置身于各派之外，處境尷尬。他兩任宣傳部長，卻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約》本是宋子文、宋美齡定案，蔣介石支持的，最后受眾人指責的卻是王世杰。
1949年，王世杰隨蔣介石逃臺后，由外交部長改任國民黨“總統府”秘書長。1953年11月他因“蒙混舞弊、不盡職守”罪名被究職查辦(擅自批準政學系同人吳國楨購外匯12萬美元)。此事頗多非議，有人評說是“蔣介石此舉旨在打擊政學系勢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屬說：“雪公的氣質尤不宜于官場生涯。官場的習氣，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輩，而他要言不煩，不茍言笑；官場習氣，多的是酒肉征逐的應酬，而他生活謹飭，幾乎全無世俗的嗜好。單單這兩款，就足以使他獨來獨往，無朋黨奧援。”真實的原因卻可能是王世杰針對臺灣的政治黑暗、特務橫行，對蔣經國大權獨攬多有批評，與蔣氏政權不和。6年后，王世杰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他增設物理、經濟兩個研究所，促進了臺灣與世界的文化學術交流；在各重點大學成立了數、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廣籌經費、充實設備，改善科研人員待遇。王世杰八十七八歲時，仍不時地去他的“中研院”參加學術活動，像一位普通學者一樣，聽名流們演講，指導工作。李國鼎在追憶王世杰的文章中說，王世杰主持對外科學合作近15年，對臺灣的“科學教學、科學研究以及經濟發展，均有顯著的貢獻。”
王世杰自上世紀30年代一直是故宮博物院的常務理事，他十分關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鑒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只限于保存，不便于欣賞的缺憾，他于50年代提議成立“特別出版小組”，由他主持、選編出版了《故宮名畫三百種》《藝苑遺珍》兩書，使“中國畫不只是有閑階級消遣歲月的良伴，也是現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糧。”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加強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就促成了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61年又組織臺北故宮文物赴美展覽，讓全世界一睹中華文化的風采。
倘說嗜好，王世杰只有一件——收藏字畫。他把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全用在庋藏古字畫上。王世杰亦喜鑒賞，他覺得鑒賞古文物能擴充知識，增益涵養，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將畢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 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濤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王世杰逝世后，陶希圣在誄詞中云：“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事’雪艇先生謂歟！先生勇于著作，怯于辯論。講學忠于法而依法為政。居安不茍一笑，臨危不辭三命。”一位他50年前的老學生說，先生當年的演講內容大多忘光了，只記得他慢吞吞講的兩句話：“希望你們畢業之后，希望你們每天要抽出一小時來讀書，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來買書。”
魂牽武大
王世杰一生涉獵政治、教育、文化、藝術和法學多種學科，歷任民國的大學校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外交部長，臺灣“總統府”秘書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但他留下遺囑，死后墓碑上只鐫刻“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
1928年7月，國民政府大學院正式決定籌建國立武漢大學。
1929年1月5日，武漢大學隆重補行開學典禮，王世杰時為國民政府首屆立法委員，代表教育部蒞臨祝賀。他在祝詞中說，要辦好武漢大學，使其能夠真正履行傳播知識、提高深邃學術的使命，必須要做到四點：經費獨立、完成新校舍的建筑、教授治校和選擇教授并提高其待遇。
是年5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漢大學校長。此前他在教育部，說關于武大“經深思熟慮后，認為不辦則已，要辦就當辦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準的大學。”他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相當于美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有六個學院——文、法、理、工、農、醫，規模宏大的大學。”“十年以后，學生數目可達萬人。”上任之初，他即表示：“留校一天，當努力盡自己的力量，決不敷衍于茍且，空占其位置。”在全校師生歡迎他的大會上，他提出創造新武大的5個條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設備”、“經費獨立”、“良好教授”和“嚴整紀律”。
在上述5個條件中，王世杰把“巨大的校舍”作為首要條件。走馬上任之后，他便積極奔走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和新校舍的建設中。
新校址圈定了，由于地方政府不積極合作，加之一些“群眾”的刁難，王世杰傷透了腦筋。興建新校舍要修路，必須動遷一些墳墓。當時民間迷信風水，墳主們聯合起來向政府請愿，要求制止武大遷墳修路。負責武大遷墳的葉雅各教授曾留學美國，年輕氣盛，認為這是迷信，率數十名工人一夜之間將有礙修路的墳全部挖掉。墳主“憤而上訴，事情鬧到中央去了”。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漸將此事平息。孰料，興建校舍時要遷武昌豪紳家的墳冢。豪紳們依人仗勢向教育部、湖北省政府捏詞呈訴，并寄發大批恐嚇信給王世杰，更有甚者當面恐嚇王世杰:“如果強迫遷墳，我們就不保證你王世杰的人身安全。”聲言“王世杰如果挖我們的祖墳，我們也要去崇陽挖他的祖墳。”面對各方壓力，王世杰以驚人的膽魄據理力爭，一面不妥協、不退讓，一面又多方溝通、求援，直至請行政院長譚延 下訓令令飭湖北省政府，才把這豪強墳主們掀起的反遷墳事端平息。迫于無奈，王世杰被舊軍閥石星川敲詐去5000元。
遷墳風波平息，王世杰又為建校舍經費不足犯愁。他不得不親赴上海找宋子文。遲到的宋子文以一句話打發：“一個錢沒有。”王世杰再度進京，求見行政院長譚延 ，好歹“才算是解決經費上二分之一的難題”……
經過兩年的努力，美輪美奐的武漢大學在風景如畫的珞珈山旁、碧波蕩漾的東湖邊屹立了起來。
硬件有了。在聘用教授上王世杰的原則是要有學術成就，而無門戶之見。教授中，國民黨員極少，不同學派不同政見者居多，兼容并包。連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陶因、范壽康也聘，允許他們講授包括《資本論》在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王世杰認為：“一家大學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賴其文學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諸系，校風自然活潑……有了好的文學院，理工學生也會發展對于人文的高度興趣，可以擴大精神視野及胸襟。”唯此，當年武大文學院人才盛極一時：聞一多、陳源、朱光潛、葉圣陶、錢歌川、吳其昌、蘇雪林、凌叔華、袁昌英，等等。
在教育學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訓練”，他認為“人格的訓練……至少應該與知識灌輸占同等地位。”要求學生“好學、吃苦、守紀律。”“在課堂上、考試上，以及人品性格修養上……造成良好的學風。”他最喜歡給青年題的詞是：“擇善固執”。
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長，武大校長由王星拱接任。他在離別講話中說：“無論現在或將來，無論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對于四五年來我們百余名教職員與數萬名同學共同扶植與共同愛護的這個大學，必須繼續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發展，兄弟聞之固然要引以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艱難困苦，兄弟必不視為在校同人義當獨任的艱難困苦，而是離校者與在校同人當共同背負的艱難困苦。”
1938年秋，日寇逼近武漢，武大已遷四川樂山，武漢籠罩在一片惶恐之中，國民黨黨政大員紛紛撤往陪都重慶。有一位要員于某天晚上悄悄來到珞珈山，獨自“佇立珞珈山頭，俯視著山下這片曾經為之嘔心瀝血、慘淡經營的巍巍校舍，想著它即將落入日本侵略軍之手，不禁潸然淚下，久久不愿離開。”——他就是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王世杰，珞珈山新校舍的奠基人王世杰。
武大校史中對王世杰有中肯的評價：“王世杰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期間，致力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設，制定了發展藍圖，四處籌集經費，嚴格遴選教授，要求師生有嚴明的紀律，養成良好的學風，支持師生的抗日愛國運動，注重發展科學研究，提出大學‘總理紀念周’要增加學術演講。”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武大學生紛紛要求赴南京請愿，要求政府抗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百般阻撓，并逮捕了一些學生。王世杰為此兩次找何交涉，促使他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并放行兩三百學生乘船到南京。
王世杰運用自己的影響，并通過南京的羅家倫等做工作，使武大的學生請愿團在南京游行和與蔣介石對話時，基本上體現了“克制精神”。同其他大學相比，頗有“秩序”，也未參加焚毀《中央日報》行動，因此受到蔣介石的特別關注，認為王世杰“辦學有方”。這與他后來受到蔣介石的重用是不無關系的……
據王世杰在海外的子女們回憶，晚年的王世杰常在花園中輕吟蘇東坡的《西江月》：
世事一場大夢，
人生幾度秋涼。
夜來風葉已鳴廊，
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誰與共孤光，
把盞凄然北望。
有一次，當他讀到《定風波》的末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后，不禁淚如雨下。
王世杰到臺后，對武漢大學仍情深意篤。為寄托他對武大的思念，他刻了一方“東湖長”的圖章，一一鈐在他所收藏的名貴字畫上。他生前曾對家人表示：其所珍藏的書畫日后應移贈武漢大學保存(這批書畫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東湖長，勿相忘。
武漢大學也不忘老校長王世杰，在美麗的校園內為他立了一方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