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所以底成功者，實賴浙軍誓死血戰……諸君為傾覆專制政體而戰，為造一般人民之幸福而戰，此為二十世紀我中國最可尊可敬之軍人。”1911年12月1日，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壽潛對以鐵血主義攻克南京的浙軍如是嘉獎。
湯壽潛其人
湯壽潛（1856—1917），原名湯震，字蜇仙（一作蜇先），浙江山陰縣天樂鄉（今浙江杭州蕭山區進化鎮）人。1886年，湯壽潛投奔山東巡撫張曜做幕僚。此種歷練使得湯對當時的社會有了更為深入的認知，于是四年后即1890年湯寫成《危言》一書，其近代維新思想家地位由此奠定。1892年湯赴京參加會試中榜，被選入翰林院作庶吉士。1905年7月，“浙江全省鐵路公司”在上海成立，湯被推舉為公司總理。湯壽潛人生由此邁入了“晚以鐵路見賢”（張謇語）的實業時期。1911年11月浙江光復，湯應邀出任浙江軍政府都督。中華民國成立后，湯壽潛被任命為交通總長。借此任命而辭去浙江都督職位的湯并未到南京赴任，而是為新生的民國勸募公債而遠下南洋去了。自南洋返國直至病逝，湯壽潛除專心經營浙江鐵路外，極少與聞政事。湯壽潛盡管幾度身居要職，官至都督，但他一生淡泊名利、清廉簡樸，獲“布衣都督”之美譽。
作為清末立憲派重要領袖人物之一的湯壽潛與當年同為東南人望的張謇齊名，時人以“張湯”并稱。1901年，湯壽潛著成《憲法古義》，宣揚君主立憲思想。1906年，江浙立憲派在上海組織“預備立憲公會”，湯當選為副會長。此后，湯壽潛一方面呼吁清政府“以兩年為限”速開國會，一方面連續組織三次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使“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但在革命戰火真正點燃之際，湯順勢而為自覺完成了從主張君主立憲向贊成民主共和的華麗轉身。
出任浙督
1911年即辛亥武昌首義之年，“立名于當時”的湯壽潛在是年的事跡和風范可圈可點，“可式于后人”之處可歌可泣。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為避免杭州滿漢之間血戰一場而放棄自己的政治立場決然出任光復后的浙江軍政府都督。
武昌首義成功一月不到，浙江革命黨人就一舉光復杭州并開始組織軍政府。革命黨人準備推舉褚輔成出任軍政府都督一職，但褚謝絕并建議道：“鑒于東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觀望中，宜推一員有重望者擔任都督，方足以號召。湯壽潛為滬杭甬鐵路爭回自辦，眾望所歸，堪膺此任。”于是，一向主張君主立憲、與革命派幾無來往的湯壽潛被革命派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
原本避居上海的湯決定順勢而為出任浙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維護鄉梓”，避免杭州城內駐防的四千余名旗營官兵與革命黨人之間的一場血戰。旗營協領貴林與湯交誼頗深，貴林當時就聲稱“愿受湯先生撫，否則力抗”。11月5日甫到杭州的湯即以都督身份與貴林談判，雙方很快達成和降條件，杭州得以和平光復。
就任都督的湯壽潛隨即通告浙江“全省所有歷年積欠，及本年應完漕糧，一概豁免；其厘卡自九月十五日（即11月5日）起先行裁撤”。同時，他下令編組“浙軍攻寧支隊”，任命朱瑞為支隊長、呂公望為參謀長。是月12日，3000余人的浙軍攻寧支隊離杭奔赴鎮江，在那里與蘇軍、滬軍會合，組成江浙聯軍進攻南京。12月2日，江浙聯軍經過浴血奮戰攻克了南京。湯壽潛聞訊后向前線將士發去賀電：“南京光復，賴諸公指揮之勞，將士用命之力，東南大局，從此敉平。謹祝聯軍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為解決軍政府經費匱乏問題，湯壽潛曾致信香港林景嵩先生，告之浙江軍政府裁撤厘卡，豁免丁糧，財政困難，請林設法籌使二三百萬元，以浙江鹽課作抵。12月10日浙江省臨時議會正式召開。湯壽潛出席開幕式并宣讀頌辭，希望臨時議會能盡快制定各項法規，表示將“尊重法律”，“敷陳治理，共圖至計，將惟代表諸君是賴”。湯信任民眾、呼喚法治由此可見一斑，而其致力于議會民主政制建設之心愿亦溢于言表。
在出任都督期間曾發生過一件對湯壽潛傷害甚深的貴林被殺事件。11月13日滿族旗營降將貴林等人被軍政府中的革命黨人擅自處死。湯聞此死訊，大為震驚，馳至泣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湯憤怒之下以違背和約、失信于民為由，力辭軍政府都督職位，最終因勸留者眾而勉強留任。
抵制袁世凱、保衛新民國
在浙江軍政府都督任內，湯壽潛除為浙江的穩定和建設殫精竭慮外，還為南北議和及民國新造盡忠竭力、奔走呼號。在民國締造方面，湯壽潛勝人一籌之處在于他較早地認識到了袁世凱的勃勃野心，頻頻用急電等方式為抵制袁世凱、保衛新民國鼓與呼。
在戰火尚未熄滅、南北議和已然開張之時，民國如何建立與手握兵權及實權的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關系甚巨。湯壽潛最初對袁寄以厚望，曾致函袁世凱說“東南人士，咸以政體不可分立，外交不可無主，謂宜亟設共和政府，以收統一之效”，并以史為鑒，希望袁“翻然變計，恭行天罰”，表示只要袁“舉戈一揮，中國遂定”，袁氏之英名將與“華盛頓爭烈”。但不久湯就看出袁對南北議和存有二心、玩邊戰邊和、以戰壓和的兩面手法，湯曾如此流露其對袁不再抱有希望的惋惜之情：“議和恐不可恃，東南仍修戰備。項城舍三千載一時之偉人不為（按：意指袁世凱不會倒戈推翻清政府），不學無術，大可惜也”。
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湯這種私下的惋惜快步上升為公開的呼吁抵制了。12月11日，他致函黎元洪，認為此次議和，袁世凱“必多要挾，不妨與之決裂，因合詞以布其罪于海內外，而遂以聯軍討之……一舉而振大漢之天聲，去中原之民賊”。同日，湯再致函上海的朱復安，揭露袁世凱竊權陰謀。
不久，湯壽潛又急電滬軍都督陳其美和蘇軍都督程德全，指出袁世凱“誘約暗進”，北軍已到窯灣。建議請伍廷芳以誘約詰責袁世凱，將其罪狀宣告中外，同時，吁請與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急商，如何出奇制勝北伐。與此同時，湯還在復程德全函中，告之華僑贊成其渡海募捐，并再次提醒程都督警惕袁世凱陰謀。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面對袁世凱單方面撤回和議代表唐紹儀的復雜局勢，湯壽潛還以浙江軍政府的名義急電孫中山，主張先發制人，分兵四路北伐，宣稱“民國初建，尤宜示威，以表實力，浙人枕戈已久，惟命是聽”。
在革命高潮到來之際，以主導君主立憲聞名于世的湯壽潛最終轉變為為民主共和而斗爭的民國戰士了。他的這一轉變，為杭州光復和南京攻克帶來了最為寶貴的福音。而在革命后的締造民國非常時期，其智慧和勇氣更是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組織和協調角色。
南北議和開始后，湯壽潛一再提醒各地都督和革命黨人警惕袁世凱的不軌圖謀，更顯示了湯在識人上的非凡洞察力，以及對民國共和前途“大劫方始”的不朽判斷力。后來的歷史發展進程證明，無論是對袁世凱還是對新民國，湯壽潛都可謂一語成讖。
“不恤一身，為拯民，不取其位。”這是湯壽潛的人生信條。曾數次辭官不就的他，堪稱是以布衣身份號召天下的曠代典范。逝者如斯，一百年即將過去，當我們重溫湯壽潛在1911年的這段歷史時，不能不對這位“新邦既立，潔身去之”的辛亥共和的參與者、組織者和領導者無限緬懷、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