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在深圳，許崇德（左一）與張友漁交談（圖片由許崇德提供）
也許現在他的名字對普通人來說稍顯陌生，但20多年前，在中國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律實務工作的人，鮮有不知其名的；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全國人大工作的同志還記得，有一位面容慈祥，穿著樸素的灰色中山裝的老人，每天都準時來到全國人大辦公樓上班。他就是中國當代杰出的法學家、新聞學家、國際問題專家——張友漁。
張友漁精通法學、政治學、新聞學，知識淵博，一生著作等身。他曾參與1982年憲法和許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經常發表論述法制或立法的重要報告、講話和文章，總結法制建設和立法工作的經驗，闡明他對立法乃至整個法制建設的觀點，為新時期法制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許多現在聲名赫赫的法學專家和學者看來，張友漁的文章著述很少有驚人之語，但他的許多話語留下了那個需要進步的歷史時空所特有印痕。他無疑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新時期主流立法觀念乃至整個主流法制觀念的代表性人物。
記者了解到，凡是與張友漁有過接觸的同志，無不為他的淵博學識和工作熱情以及工作態度所折服，更為欽佩他平易近人、低調謙和的學者風度。
為了使讀者能走近這位被譽為法學界巨匠的老人，記者走訪了與張友漁一同參加立法工作的著名的憲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許崇德，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宋汝棼以及在張友漁身邊做過多年秘書工作的徐楓同志。透過他們的回憶和講述，我們漸漸走近了這位立法實踐者的心靈深處。從他生活的點滴細微之處，我們感受到了他博大的胸懷和獨特的人格魅力，也依稀感受到當年立法蓬勃發展的歷史脈動。
許崇德：他是我的良師與榜樣
1954年參加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工作時，我對張友漁的印象并不深。直到1980年參加八二年憲法修改時，我與張老接觸逐漸多了。
1980年9月，憲法修改委員會成立了秘書處，胡喬木是秘書長，張老是副秘書長，同時擔任副秘書長的還有胡繩、吳冷西、王漢斌、邢亦民……
我對張老的印象是他對待工作非常認真負責。起初，秘書處大概一個禮拜開兩次碰頭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小天津廳。后來，胡喬木因身體不好，就委托張老主持秘書處的會議。張老總是非常認真負責。那時我還有一個感覺，張老的心眼兒特別好，對年輕人十分照顧。我當時年紀比較輕，學校條件不是特別好，到大會堂開會都是坐公交車去的。每次在大會堂開完會以后，我總是請求張老的車能順路帶我一段。張老住在木樨地，我搭車到木樨地后再坐公交車回到人民大學。記得有一次，他知道我還要到動物園換車，就叫司機再往前開，把我送到動物園，這樣我就不用換車了。他總是處處為別人著想，讓我很感動。
1981年，我們在玉泉山集中工作，住在9號樓，這樣我和張老的接觸就更多了。秘書處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我們第一步是研究框架，大家一起一條一條地湊。那時，張老本人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除了憲法起草這一攤工作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他當時是法制委員會的副主任，法制委員會有好多文件，他要閱讀、批示。
張老能夠“一心多用”，能一邊開會一邊批文件，而且不會出什么差錯。我們都知道他如果不這么干的話，工作是做不完的。
起草憲法是從1980年9月開始的，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才結束。這一段時間，我跟張老共事，得到他的很多教導。我本身是搞憲法專業的，因為他老人家經歷的事情很多，所以我總有很多問題請教他，他也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解。他是我的良師。
我們秘書處在一起商量條文的起草，是一項集體的工作。我們都是張老的晚輩，每天吃完午飯后，張老讓我們在床上休息一下，可是他從不睡覺。他坐在桌子邊上繼續批改文件或寫東西，一直到我們睡醒。當時張老年事已高，有80多歲了，可他的精力比我們這些年輕人還要充沛。張老說，你們這些年輕人都有睡午覺的習慣，該休息休息，我在你們睡覺的時候做些事。
憲法草案公布后有一段宣傳講解的過程，好多報紙請張老寫文章，不少單位請張老作報告。張老特別重視宣傳憲法草案，一般來說他是不推辭，有求必應的。有一次，他實在忙不過來，有些文章就讓我幫他起草。他把思想跟我交代得很清楚，這樣我下筆的時候就非常得順利。老人家特別認真，文章發表以后，還要分給我一部分稿費。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我跟他相處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我從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導，對我后來從事憲法的教學和研究，幫助非常大。
1985年9月，我又與張老一起參加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記得第一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大會，鄧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等領導同志都參加了。鄧小平一到會場就沖著張老問：“您今年多大歲數了？”張友漁說：“我今年八十六歲半。”我覺得他說話的時候底氣特別足。當時鄧小平并沒有說什么，我想鄧小平當時也許在考慮老同志怎么安排這個問題。其實，從張老的說話和動作上看，他仍顯得十分年輕，與他的高齡并不相符。香港基本法我們就起草了5個年頭，如此高齡的張老一直精力非常充沛地工作著。我們的工作不僅僅在北京，要去廣州、深圳，還得去香港……張老始終與大家一起來回奔波。在那段時間里，張老不光是專職搞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當時還有法學會會長和中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工作。據我所知，當時一個人兼兩個全國性學會會長的，恐怕也只有他一個人。
張老在1992年94歲高齡時離開了我們，至今我經常懷念他。他對黨的忠誠、對工作負責的態度，他的博學，以至他高尚的品格，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宋汝棼：他是沒有一點架子的老領導
我與友漁同志在解放初期就認識了，他是我的老領導。我感覺友漁同志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不擺架子。我對他的印象是：沒有一點架子的老領導，一位平易近人的法律專家。
解放初期，我是北京市地方工業局局長，友漁同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管我們工業局的工作。他非常關心地方工業。當時北京市的主要收入來自地方工業局。那時，北京商業系統賺的錢上交給商業部；首鋼、京西煤礦等大型企業都屬于中央工業，賺的錢歸冶金部、煤炭部；北京市地方工業賺的錢才歸北京市。友漁同志一向都是寬以待人，嚴于律己，從來都沒批評過我。每次我向友漁同志匯報工作以后，到了吃飯的時間他都留我在市政府吃飯……
1981年，我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工作。那時候的法制委員會的主任是習仲勛，副主任有胡喬木、史良、王漢斌、張友漁、劉復之、顧明、周仁山、鄒瑜等一些老同志。我也是法制委員會的副主任，但我是副主任里資格最淺的。記得那時習仲勛同志開會研究立法問題，主要是征求友漁同志的意見。
198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取消了，改成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工委成立之初，王漢斌同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兼法工委主任，我擔任法工委黨組書記。友漁同志是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可是法工委在研究有些法律，尤其是重要的法律時，還有彭真同志聽匯報的時候，友漁同志都在場。
友漁同志在后庫（全國人大常委會另外一個辦公地點）有辦公室，法工委有關立法的很多事隨時都可以到他辦公室找他。友漁同志的年齡比我們大，資格也比我們老，但他從不擺架子。1988年以后，友漁同志已經快90歲了，改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顧問。法工委凡是重要的法，我都會征求友漁同志的意見。那個時候，我家住在木樨地24號樓，友漁同志住在木樨地22號樓，很多時候我會直接去他家里找他。每次到他家里，他不是在那兒看書，就是在伏案寫東西。見到我來了，他都會放下手中的事，認真地聽我詢問相關的問題。你問他問題，研究過的，他就發表意見；沒有研究過的，他就說這個我沒有研究，態度既認真又誠懇，從不敷衍。
1986年4月2日，出席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北京團代表在分組會議上審議民法通則（草案）。圖為著名法學家張友漁（右一）正在發言 攝影/李平
徐楓：他像“老媽媽”似得和藹可親
我在社科院就是張老的秘書。張老到了全國人大以后，我就跟他到了人大。張老一向待人特別和氣。在他身邊工作，什么事情都是商量著辦，從來就沒有命令式的口氣讓你干什么，待人像親人似的。我到他們家里，他們也從來不把我當外人，趕上吃飯了就吃飯，趕上了去哪兒就說咱坐車一起去哪兒。他不是那種什么事情都讓秘書特操心的人。他自己能干的事絕不會麻煩別人。跟他一塊兒出差，他自己能做的都盡量自己去處理。
張老一生生活簡樸，出門一般穿中山裝，但一到家，馬上換上舊衣服。從我認識他的時候，腳上就蹬著一雙老布鞋，身上穿著一身灰色中山裝，幾乎老是這么一個裝束。老人家生活特別有規律。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時候，他每天上班來就帶兩個西紅柿，他的水果就是西紅柿。他家里家具不多，都是一些老式的。這么些年，我沒有看到他家里增加什么家具，都是舊沙發、舊柜子。雖然張老生活那么簡樸，但他對別人從不吝嗇。他出差都會想著給我買禮物。有一次，他們兩口子出國，給我帶回來一條絲巾，挺漂亮的。他的夫人是中國第一個到日本學法律的女學生，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和夫人感情很好。他們對家里的阿姨也非常好，就像自家人一樣。
張老那種認真工作的精神給我印象特別深刻。每一次改稿子都不厭其煩，把稿子搞得盡善盡美。不管是什么工作，不管是在外地，還是在北京，他都是很認真地對待。包括各報社的記者采訪他，他都是很認真地對待。無論是在社科院，還是到了人大，出去開會也是一樣，老人家非常守時。還有一個就是他從來不說多余的話，在工作上給你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工作盡職盡責，到單位就開始伏案工作，寫啊，改啊，特別辛苦。張老在參與全國人大立法工作的同時，還擔任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會長與名譽會長、中國政治學會會長等職，肩負著指導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法學理論研究工作的重任。他除了參與上述機構的日常工作外，就連有些國家級法學刊物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常常要張老親自審批和把關。張老沒有架子，有人請他會議或作演講，都擠時間去，很少說今天有事拒絕的。張老在繁忙的公務之外還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
張老家里最多的東西是書，滿地堆的都是書。他那么大年紀，記憶力非常好，只要你說過一遍的事情，他都記得；哪些書放在哪里，他也清楚地記得。并且他思路清晰，腦子特別清楚。他在北京醫院住院的時候，我幾乎是隔兩天去一次。張老逝世前，思維仍舊敏捷，一點沒有老態。我看到張老住院期間還堅持工作，堅持看稿子。在他病情十分嚴重的時候，還一再對立法工作表示關注。
張老在人們的眼里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前輩及學界領袖，但在我心里總覺得他就像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媽媽”。跟著張老這么多年，我不僅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把張老當成了自己的親人。1992年2月26日，我又去醫院看張老。當得知老人家去世了，我坐在傳達室里痛哭起來。后來到八寶山送他的時候，我還是哭得那么傷心……
張友漁離開我們已近20年了。回顧新中國立法進程的今天，雖然只能看到他那漸行漸遠的背影，但張友漁作為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新時期最初十余年主流立法觀念的集中代表，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曾作為大學法律專業教科書的著作，更讓我們記住了他謙和勤奮的做人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