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學生教好”
1986年,連續在壓力極大的律師行業打拼了近十年的何美歡,覺得賺錢本身并不能滿足她的全部追求,或者說并非最重要的追求,于是她決定離開如日中天的律師事業,進入學術界,成為一名普通法教師和學者。面對家人、同事不解的目光,她說:“掙錢是沒有窮盡的,又能花得了多少?”于是何美歡從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起步,開始了她人生中碩果累累、亦是最為人稱道的學術生涯。
1987年,為了趕上學界的最新發展,也為了取得一個更高的法學學位以適應教學需求,已近中年的何美歡再次踏入校園,赴劍橋大學學習,一年后畢業回到香港。1988年春,何美歡帶著一份自行設計、考慮周詳的教學計劃,走進了時任香港大學法律學系主任韋利文教授的辦公室,毛遂自薦。她說:“我想教書的唯一原因是想把學生教好。”韋利文教授當即欣然答應了何美歡的請求。
多年以后,何美歡在港大的第一批學生回憶起她的“經典形象”仍記憶猶新:“老師初來時,不茍言笑,永遠只穿白襯衫、深藍套裝、深藍皮鞋、戴上一副金絲圓眼鏡、配一對珍珠耳環、脖子掛上一串鑰匙……打從老師來香港大學執教的第一天,同學們都知道若在走廊聽到急促緊密的走路聲,必是老師穿著她那雙深藍皮鞋咯咯而過。”此后在港大的十四年,何美歡都只穿一種顏色的衣服上班、以同樣的飛快步速走路,這種習慣,后來到了清華也沒有改變。
何美歡省下時間、提高效率,只是為了履行她當初的承諾:把學生教好。何美歡是公認的教書至為嚴格、至為認真的老師。她在港大主講商法,派發的案例材料比任何一門學科都多。后來她執教于清華大學和多倫多大學法學院,學生們對此亦是叫苦連天,因為她輔導的合同法小組所派發的閱讀資料是其他老師的兩倍。面對港大同學們希望老師“寬宏大量、體恤民情、減少閱讀資料”的請求,她定睛看看大家,反問道:“請問同學們每天花了多少時間在學習上?”眾人相視無語,只好作罷。面對清華的普通法精要課學生,她則直接提出了要求:每天至少學習11個小時。
學習時間和閱讀量只是最基本的要求。何美歡不允許被動學習,她“逼迫”學生主動思考。她絕對不會滿足于一個簡單的答案,她會一直追問個究竟,哪個案例、哪個法官的判詞……若學生回答不知道或不明白,她亦不會輕易給學生一個答案,而是逐步耐心盤問,直至幫助學生找出是在哪一個思維岔口迷了路。上一堂何美歡老師的課,精神壓力非同小可,收獲也非同小可。一位她的港大學生評論道:“我非常高興自己做出了上這門課的明智選擇。感覺就像是撥開了眼前的迷霧一樣；現在我知道什么叫做大學教育和法律教育了。”
何美歡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影響和幫助了港大法學院的發展。在香港即將引入雙語法律系統時,她設計了全港第一門“在法律中使用中文”課程,為香港法律界推廣中文使用做出了及時的、開拓性的貢獻。2000年,應時任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弘毅的要求,何美歡寫出了長達一百頁的商法課程改革建議報告,使港大的商法課程設置發生了重大變化。即便在10年之后,現任院長陳文敏教授仍會時不時地翻看這份調查全面、充滿了可行性建議的報告,并有所獲益。為了撰寫這個報告,何美歡在執教逾九年后,首次閱讀一些教育心理學文獻,這也為后來研究出獨到的普通法教學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學術為中國而做
何美歡深信,一個好的老師必須同時是一個好的研究者,因此她一邊勤奮教書,一邊抓緊研究。不過她的研究,是緊扣內地立法需求而做的。從1987年起,何美歡開始執行自己的寫作計劃。她心目中必寫的書目,最為重要的是公司法,可是由于英國公司法疏漏較多,要寫一部理想的公司法需要“動大手術”,至少要四五年時間,于是她先寫較為容易的香港合同法、香港代理法以及香港擔保法。說這些書較為容易寫,是因為英國相關立法大致上是可取的,只要準確論述即能為立法者提供借鑒。
何美歡寫這些書的目的很明確:“書的對象主要是內地學者、立法者、官員等。”以上三本香港商法系列起初是以英文寫就,為了讓內地讀者及早讀到這些書,為內地立法提供參考,何美歡親自用中文重寫了這些書,幾乎是緊接著英文版出版。同為民商法專家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湯欣評論道:“何美歡老師通過《香港代理法》、《香港擔保法》和《香港合同法》等系列專著,將香港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系統介紹到大陸,對內地的民商法學人而言,她無可爭辯是以中文表述香港民商法原理的第一人……從何老師的著作中受益的首先是國內法學院的師生,從中獲得的不僅是信實的香港民商法律規則及其法理詮釋,更從中窺得了來自英國法乃至整個普通法世界的法律經驗。”多年以前埋在那個年輕律師心里的愿望,終于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成為現實。她曾說,自己的一切學術,都是為中國而做的。
這一系列專著奠定了何美歡作為研究公司和商務法律的一流學者的地位。然而,她最看重的學術著作,是分為上、中、下冊,英文版為1208頁,而中文版更是達到了1739頁的《公眾公司及其股權證券》。作者自述,“本書以香港法律為經,英美法律為緯,研究公司及證券法律,目的在于闡明規范證券市場的條文、其原理及其效用。”全書對于股份發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市場反欺詐以及公眾公司的經營管理、治理結構和少數股東保護等進行了詳盡探討。此書一出,立成經典。湯欣副教授評論道:“至今為止,《公眾公司及其股權證券》仍然是中文世界中討論公司、證券法律制度最為具體入微的著述之一,其中引用大量的英美判例和經典學術文獻,并處處閃耀作者本人的冷靜評述和深入洞見。” 《香港合同法》和《公眾公司及其股權證券》還經常被香港法院的法官引為判案的學理依據。何美歡的著作對于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公司證券法改革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