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著名民法學家佟柔的學生、旅美學者周大偉的隨筆《北京往事》一書中讀到一篇文章《誰是佟柔》，文中講述寫作該文乃緣于一次在美國的聚會，他偶遇一位大陸來的民法研究生，對他說自己曾是佟柔的學生。不料那位研究生問：誰是佟柔？他萬分詫異，于是撰寫了這篇紀念佟柔教授的著名文章。
我不禁想到，若干年后是否也會出現某位研習刑法者提出類似這樣的疑問？雖然馬先生是今后每一位研究刑法學的學者所無法繞開的一座仰之彌高的山峰，但時下快餐文化流行，急功近利者甚眾，人們行色匆匆的來來往往、熙熙攘攘的找尋方向，對普普通通的蕓蕓眾生而言研習某種學問很多情況下不再是一項神圣的事業而只是一種謀生或謀利的手段。但人類社會要發展，還是需要真正的大師與智者，需要真正潛心研究學問的人，只要有這樣的人存在，先生就不會也不應該被忘卻。為了有更多的人記住馬克昌先生的名字，也為了寄托自己無限的哀思，我不揣淺陋寫下了這篇文章。
2011年6月22日晚上約7點多，我剛剛吃完晚餐，拿起手機看到有一條未讀短信，是我的師姐、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莫洪憲發來的，我頓時緊張起來，慌亂地打開短信：“我們敬愛的馬先生仙逝，不勝悲痛”，這一天終于還是來了，我的大腦一片空白，頓時淚如泉涌。
先生的病，其實我們多少還是有些思想準備的。大約兩年前，先生就開始患口腔潰瘍，久治不愈。為此先生也不再喝酒了，這是先生除潛心研究學問以外幾乎唯一的愛好。口腔潰瘍雖不是什么大病，卻非常難受，既讓先生甚感不適，也少了與弟子友人小酌的樂趣。后來潰瘍日漸嚴重，不得已住進了武漢市協和醫院，我還專門去醫院陪護照料先生一晚。先生享受的是院士醫療待遇，住的套間，花費自然不菲，而先生一貫生活簡樸，不愿學校多花錢。大約一周不到，病情稍有好轉，先生就執意要求出院了。
后來，大約是2009年夏天，先生又患痔瘡需住院手術治療，我專程從北京趕回來協助莫老師一起聯系住進同濟醫院，我的老朋友、醫學博士吳華副院長十分熱心，按規定專門安排先生住進了如同協和醫院一樣的套間。這次先生說什么也不愿入住，堅持要我換成小的單間，只是因為先生失眠，入睡困難，所以不能與別人同住一室，否則他會堅持住普通病房。我給醫院反映后醫院無奈也只得照辦了。
住院期間，同濟醫院為了給先生提供最好的治療，提出請武漢市第八醫院肛腸方面的著名專家俞醫生來做手術。手術做的很不錯，但術后不久即發高燒，居然燒了三天。我知道后忙打電話給負責照料先生的霄漢大哥（先生的兒子）詢問病情，知道先生是術后感染引起的發燒。在霄漢大哥的細心照料下，先生總算是慢慢康復了。我去看他的時候，他神情自若，處之泰然，僅僅是淡淡的對我說了一句：“這次還是受了蠻多的罪”。
當時我深感驚訝，因為自認識先生以來，先生從未向我叫過苦，即使談起被劃成右派在農村勞動的艱苦歲月，也是心如止水，泰然自若。先生既然這樣說，那肯定是極為痛苦的了。我強作鎮定的看著先生，先生更加清瘦了，在我心里他是一個從不會叫苦的極為堅強的老人，他所承受的痛苦恐怕不是非親歷者所能想象的。
我把先生住院的事告訴了選國師兄。在我心里師兄是一個非常重情義的人，加之又是先生指導的首屆博士，不僅專業精深、業務嫻熟，為人也內斂沉穩，寬厚平易，每次見到我總要問起先生的近況。他很快利用假期攜妻子專程到武漢大學探望先生。得知先生恢復尚好，大家的心也稍感寬慰。
去年7月10日下午6點多，我剛在北京的寓所吃完晚飯，就接到選國師兄的電話，告訴我先生又住進了協和醫院，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癥——白血病。難怪先生一直口腔潰瘍經年不愈，很可能就是因為免疫系統出了問題。
我當時似乎不敢相信，心想先生這么大年紀怎么可能得這種病呢？會不會是醫院弄錯了？我在法院工作時間不短，處理過不少醫患糾紛案件，多少知道一些這方面的情況，急忙致電武大法學院莫洪憲教授，莫老師告訴我，先生確實得的是白血病，好像是血癌的一種，醫生說一般情況下也就一年時間。我放下電話不禁失聲痛哭。
不久從武漢又傳來稍好些的消息。聽說武大法學院通過在京杰出校友找到北大領導，請來了北大醫院陸教授，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我國血液病方面最權威的專家。經過他的會診，認為協和醫院的診斷是正確的。他知道先生的情況后，表示愿意免費提供他研制的頗有療效的新藥為先生治療。我們知道后深感欣慰，覺得先生有救了，一定不會有事的，先生一定會如他自己所說活到九十多歲，至少與韓德培先生相差無幾吧，因為先生身體一直都不錯，性格也豁達樂觀。
我很快回到武漢看望先生，此時先生已經轉到武大人民醫院繼續治療。第一次去人民醫院時被醫護人員告知需要帶口罩，以免把病菌帶進去傳給先生。我輕輕走進病房，先生很快認出了我，用慈祥的目光久久看著我。我見護士正在給先生打點滴，扎了幾次都沒成功，就幫忙叫來護士長才打進去。那位護士十分內疚地對先生說：馬老，讓您受苦了！先生毫無責怪之意，還若無其事的安慰那位護士。當然后來住院日久，打針也越來越困難，因為先生年事已高，血管也細，打針又太多，手臂上滿是針眼，看了讓人揪心。
這次我沒和先生多說話。后來經常利用出差回武漢的機會去探望先生。先生每次都和住院前一樣談笑風生，只是精神似不如從前，畢竟已是85歲的人了，又在病中。先生的病情似乎穩定下來了，我們也漸漸覺得應該沒什么大事，甚至相信先生會在醫院過九十大壽的。
每次在醫院先生談得最多的是他正在組織撰寫作為《犯罪通論》、《刑罰通論》姊妹篇的《百罪通論》。前兩本書已成為我國刑法學研究生的首選教材與必讀書目。先生的病榻前依舊像在家里一樣堆滿了各種書籍文稿。住院期間，先生仍然斷斷續續撰寫了約五萬余字，并堅持指導博士生，還為刑法修正案（八）征求意見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見。
大約今年4月份開始，先生每隔兩天就要輸血，否則就會有危險，大家的心再一次緊張起來。6月12日，我接到莫老師電話，說先生病情惡化，已經進了重癥監護室，恐時日不多。我急忙趕去醫院探望。我和莫老師、鮮鐵可師兄換好無菌服，帶好口罩，輕輕走進重癥監護室。只見先生躺在病床上，頭上放著一塊厚厚的毛巾，十分瘦弱、憔悴。護士告訴我們先生一直在發燒，目前大多用物理退熱的方法，除非高燒才用藥物。先生輕輕的對我說：進重癥室一共七天了，除了兩天是低燒以外，其余五天都在高燒，渾身沒有力氣，也不想吃東西，并囑咐莫老師告訴大家別再來看了，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我難過得眼淚奪眶而出，怕先生看見，連忙離開病床走到屏風后面。這次我只在病榻前站了幾分鐘，竟成了與先生的訣別！
再見到先生的時候，已經是6月26日，在武昌殯儀館天元廳，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先生安臥在鮮花翠柏叢中，八位優秀的師兄佇立兩側，身著白色襯衣，黑色領帶，一動不動地為先生守靈長達一個多小時！此時，他們不再是身居要職的官員，也不再是博學鴻儒的教授，他們只是先生曾經而永遠的學生。望著先生安詳的面容，想到我們已經永失恩師，弟子們不禁抱頭痛哭、長跪不起！那一幕已經永遠的定格在我的腦海里，任何時候只要想起當時的場景，眼淚就不知不覺的流了下來。
先生長眠于石門峰名人文化園，墓地是先生的愛徒、才華橫溢的王晨師兄幫助選定的，王晨師兄追隨先生研習法律三十多年，與先生感情篤深。墓地四周風景秀麗，背靠青山，綠樹成蔭，靜謐肅穆，是研究思考的好地方。先生地下有知，也會含笑九泉吧。
先生去世前后，天降暴雨，數日連綿不絕，或許上天有靈，“淚飛頓作傾盆雨”吧！而先生下葬那天，天公一掃陰霾，突然放晴，圣潔的靈光灑落在肅立墓前的我們身上，一如先生生前對我們的恩澤。
先生已經溘然長逝了。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這幾天我一直覺得恍若隔世，恍然如夢，似乎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小師弟陳家林教授和我在宋卿體育館為先生守靈時，哽咽著對我說覺得靈堂、花圈似乎都是假的，昨晚還想到要給先生打電話。他還拿出先生最后修改的書籍手稿給我看。我翻開手稿，看到先生那熟悉的手跡，不禁悲從中來，“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有時我也會習慣性的拿起手機給先生發短信，驀然回過神來，先生已經駕鶴西游，永遠離我們而去了。打開手機通訊錄，先生的手機號碼靜靜的躺在那里，雖然不會再用了，我卻不忍刪去。失去恩師的巨大悲痛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化為淡淡的哀思，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將會永遠留在我們這些學生和所有熱愛他的人們心中，他開創的法學事業也一定會被已經成為我國刑法教育與司法實踐中堅力量的刑法學“馬家軍”繼續弘揚光大。有時我想，我寧愿相信有天堂，終有一天，我們會與先生重逢……
先生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那就讓我們一起永遠記住他吧——這個時代真正的法學泰斗與學術巨匠：我國著名法學家、杰出教育家、卓越社會活動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