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教授，男，1964年生，1980.9—1984.7就讀于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后經由李政道教授組織的CUSPEA項目赴美攻讀物理博士研究生，1989年在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獲生物物理博士學位，后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從事博士后研究。1992-95年于University of Maryland 學習法律；1995-99年，于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攻讀政府學并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回到南京大學，現任法學院教授。
Index
1由物理到法律的轉型—人生轉折的透視，奮斗的原動力
2關于留學的感受—海外的擷思
3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完善的人性，完美的生活
4雜談—關于……
由物理到法律的轉型
記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由物理轉向法律、政府學方向？
張 ：首先，應該說，我從中學開始的理科歷程還是相當“一帆風順”的，在學校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到國外以后，課程與科研工作也都受到導師們的高度評價。從大學到博士畢業，我從事自然科學近十年，從原來的固體物理進入到后來的生物物理，我深切感受到自然科學的“美”。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雖然未必能直接轉化為有形的社會效益，對我來說真是一種美的享受。記得在美國完成了碩士課程以后遇到選擇博士研究方向的問題，有一次我偶然發現我們學校有人從事視桿細胞的非線形光譜研究，從中進一步讀到視覺的生物物理學機制，體驗到光和生物世界相互作用的奧秘，竟激動得一夜不能入眠。就個人愛好來說，我至今對它都很感興趣。
但我畢業于中國風云變幻的年代，國內的政治風波對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并使我陷入了深切的憂慮。今天看來，這種儒家式的憂患意識也許是“杞人憂天”，但它畢竟改變了我的人生旅途。在做博士論文的最后階段，我突然對我以前工作的價值從根本上改變了看法。記得我在和兒時的朋友閑談時，我曾和很多人一樣盲目地認為科學——這里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可以造福于人類；現在，這種希望竟突然變得很渺茫了。我發現以前的工作與成功只是一種自我陶醉，它和中國的現實離得太遠了。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或許不是這些傳統的科學知識（盡管我從來沒有否定過它們的重要性），而是一種新思想、新知識，至少對于像我這樣身在國外的留學生是如此。因為中國從來鼓勵自然科學研究，中國人也很聰明，不會缺乏這類人才；社會科學卻很不一樣，國內當時對某些領域的限制還相當嚴格。我認識到法律與政府學對中國社會很重要，很想在這方面做點事情，但由于自己從前的愚昧和偏見，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以至于空有一腔熱情，而沒有一點“底蘊”。我迫切感到，要使國家富強，自己首先要經歷一次“自強運動”。我是在這個背景下毅然決定轉向的。
我得說明，這是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并沒有像釋迦牟尼那樣坐在菩提樹下一夜“頓悟”，我是一個覺悟很慢的人，是一個只有在走了許多彎路之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歸屬的人。其實早在大學階段，我對人文科學就很感興趣，但由于我把時間幾乎全部撲在功課上，一直沒有空去關注自己的這一塊興趣。到了大學四年級，才旁聽了一些哲學課，但還是沒有能建立自己感到迫切需要的“世界觀”。在美國的研究生階段也是如此。其實現在看來，有些自己花了很多時間、覺得非做不可的事情，卻不是很重要的。結果，在決定轉向的時候，我的社會科學知識基本上是從零開始。只是在做博士后的兩年多時間中，我才抽出時間有系統地聽了西方政治思想的課程。當時也曾經想過是否就做一名“業余愛好者”，在從事自然科學的同時關注一點社會科學，但我很快打消了這一念頭，因為美國大學對論文發表的壓力很大，自然科學本身是一項很艱苦的工作，要求全力投入，因此“腳踏兩只船”是不現實的。除了徹底“改行”之外，別無選擇。
這個選擇無疑是艱難的，因為它表示我將和自己喜愛的專業告別，并且以后也確實遇到了困難。原來“順”得令人羨慕，現在一下子幾乎變成了一個“落魄文人”，似乎難以令人理解。然而，我內心一直很堅決，雖然偶爾感到有點“不平衡”，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懷疑或動搖。因為我相信，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是一項值得自己付出的事業。雖然別人不一定馬上知道這項工作的價值，但我相信它最終會得到中國人的承認。做一點對中國社會有價值的事情——這是我在以前一直沒有找到的感覺，而現在卻找到了。“求仁而得仁”，我還能再奢望什么呢？我一直想報答養育過自己的“黃土地”，我認為這是最好的報答。中國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現在應該以一種新的文明的姿態驕傲地站在世界的面前。但只有當中國人成為偉大的人，中國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而不是反過來）；要完成中國的轉變，只有靠每一個中國人的努力。我真的希望能通過我個人的轉變，來促成中國的轉變。
記者：那您轉型期遇到的主要困難是什么？
張 ：首先當然是學習上的壓力。萬事開頭難。我當時對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完全重新開始，因此要吸收的知識量很大。同時，文科對于閱讀與寫作的要求比理科高得多。這也是一個很不適應的地方。記得在寫一篇政治經濟學期末論文的時候，我坐在電腦前，盡管知道要寫什么，但卻一個詞也打不出來。自己對寫作也不夠自信，好象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把自己罩住了。后來這篇論文居然還相當成功，得到了老師很高的評價，并構成了我第一本書的思路。在此之后，我專門在英語寫作上下了工夫，到法學院以后，就慢慢習慣了，再經過在德克薩斯大學的練習，可以說已經得心應手。世上凡是困難的事情，一開始總是令人望而卻步，但只要堅持下去，總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做得越來越好。
其次是經濟上的壓力。在轉向之前，理科有有獎學金的資助，后來做博士后又有一定的工資，因此少有一點積蓄。但來到Maryland大學的法學院，就失去了穩定的收入，而且法學院的學費很昂貴。整個第一學年，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銀行儲蓄迅速地接近零點。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心里產生了恐慌。我在馬里蘭沒有能解決“溫飽”問題，但我沒有馬上放棄。第二年和第三年，我仍然在那里旁聽，但是已經沒有經濟能力注冊，因而也就沒有學分。我是一個不愿意依賴別人的人，不愿借錢，也不愿像別人那樣出去“打工”掙錢，因為那將浪費很多時間。幸運的是，我在大學計算機中心找了一個低薪但還算清閑的咨詢工作，勉強“糊口”，同時利用空余時間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并繼續寫作。第三年結束，我的同學們終于一個個熬出了頭，興高采烈地參加畢業典禮。我則默默地帶上書的草稿，開始了新的起點。
馬里蘭的這三年大概是我人生中的低潮吧，總有一種危機感。第一年在學業上面臨很大壓力，以后又面臨著經濟上的壓力，甚至還面臨過死亡的恐懼。但這也是非常充實、相當多產的三年。我目前已經發表的成果，絕大多數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來到德克薩斯的時候，危機算是過去了，因為經濟問題獲得了解決（對很多人來說可能還沒有，但我的要求從來不高），而我的思想也獲得了一個很大的飛躍。在此后相對寧靜的三年，我能坐下來對困惑自己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個比較深入的思考，可以說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尋求的“世界觀”，一種自己感到能夠“安生立命”的東西。
從我的經歷，我想奉勸大家不要害怕逆境。人生都有不那么順利的時候，千萬不要知難而退。只要你所追求的事業是正當的，那就用你的努力、勇氣和智慧去實現它。孟子曾經說過，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不是沒有道理的。“順境”可能反而會耽誤你，逆境卻可能會逼迫你思考，發現真實的自我。
記者：您在對未來的選擇一定有獨到的看法。目前，很多同學選擇專業著眼于就業情況，出現了重工輕理的情況。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張 ：對未來的選擇要看自己的能力與興趣所在。同是學物理，對理論感興趣的，適合做理論工作；對實驗感興趣的，適合做實驗工作；對兩者的興趣相差不大的，出于就業考慮進行選擇也無可非議。對于基礎研究，也只需要少數人奉獻其中。但如果只是一味隨大流，違背自己的意愿，選擇一個大眾認為的“熱門專業”，那樣是很難快樂的。我很高興沒有放棄自己的興趣，我從事的始終是我的興趣所在。盡管中間困難重重，但我一直很快樂、很充實。
關于留學的感受
記者：文化背景的沖突是人們經常提及的問題，您在這方面遇到什么麻煩了嗎？
張 ：這也許和年齡有很大關系，我去美國時20歲，并沒有感到什么不適應。我的同齡同學們也都這么認為，和美國同學、朋友之間能愉快相處。年齡越大，感受到的“文明沖突”可能就越強烈，也就越不容易適應新環境。
記者：您對國內涌起的出國熱，尤其是低齡出國熱有何看法？
張 ：我認為國內的基礎教育還是很不錯的，沒有必要過早出國。我們CUSPEA同學在美國學習都比較輕松，也都很優秀。每年升博士的資格考試，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同學被淘汰的。在進入研究階段后，中國同學往往需要一個適應時期，美國同學則顯得更有經驗。這和我們的教育體制有關，是需要改進的地方。但總的來說，就我在出去之前的經驗而言，國內大學——尤其是南大——的本科教育和國外差距不大。所以我建議到國外去讀研究生。這樣成本也比較低，因為博士研究生一般都可以獲得資助，而本科甚至更低年級的就要依靠家長，而這是一筆很大的費用。我贊成在經濟上盡早自立。而且稍晚一些出去，學生在個性與道德上都會更為成熟，也比較有利于自立和自律。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國內目前的中小學教育一切以考試為中心，幾乎達到了極端的地步。這樣必然會阻礙人格的健康與全面的發展，甚至扼殺人性。我們一直提倡的“德、智、體”全面發展，還是一個很好的口號。你們在大學期間要注意，千萬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單面人”。國外的教育對人性和創造力投入了比較多的關注，國內的教育也需要在這個方向上有一個根本的改革。
記者：當前留學生歸國率很低。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國呢？
張 ：我想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學成回來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就我所知，許多人畢業以后留在國外，也不純粹是因為那里物質條件優越。這里有很多原因。我有很多朋友都勸我留下，我想要在那里“混碗飯”大概還是可以的；一幢洋房，兩部汽車，在國內普通階層聽上去可能有點可望不可及，其實在那里是平常人都可以達到的水平。但如果要這么做的話，我十多年以前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努力了，也就沒有必要走那么長的一段“彎路”。還有同學勸我在國外從事政治學與法律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對的。國外有一些在這方面相當杰出的中國學者，他們的工作也很有意義。但我相信，自然科學是真正不分國界的，一項物理定律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同樣適用；社會科學——雖然也是“科學”——畢竟有所不同，因為它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環境。更何況由于社會科學（包括法律）和人直接相關，因而研究的動機總更具有某種“實用性”。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純粹的和現實沒有關系的“學術”，盡管我認為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獨特貢獻就是獨立與自由的學術。對我來說，社會科學是社會改革的知識性工具；沒有后者做目標，前者就失去了其實用價值，而沒有社會價值，我也不會下決心做這么大的轉變。在中國，社會改革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努力。我希望能在這項工程中貢獻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但如果留在國外，影響只能是很間接的。
記者：在國外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嗎？
張 ：國外給你該很多自由選擇的空間。沒有人干涉你的選擇，當然也意味著沒有人關心你。你有很多獨處的時間，可以用來思考你究竟想成為一個什么人，你真正想做什么。當然，自由也意味著孤獨，而孤獨可能是痛苦的。在國內，親戚、朋友、同事都可能會對你的選擇有很大影響。你成天被他們包圍著，當然很輕松愉快，但不太容易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空間，好象隨時都被海德格所說的“他們”淹沒著。這是我回國的感受。我是一個中庸主義者，認為兩種生活都要有：既要有合群與和諧的生活，也要有獨立思考的機會，盡管獨立經常是痛苦的。蘇格拉底曾經說過：”An unreflect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所以，不要養成老是和同學或朋友在一道起哄、吃喝的壞習慣；經常靜下心來想想你今后要做什么，現在如何把它做好。
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
記者：您的大學生活，特別是開始的一年是怎么度過的？
張 ：作為你們的學長，我覺得這一點我要談談自己的體會。當時我還不能很好的掌握時間，每天很早起床，晨練，早讀。各門功課都借了大量的參考書來讀，各種知識都很想涉獵，所以就弄的自己很疲憊。睡眠不足加上營養沒有跟上，一年下來瘦了近20斤，有點發展“不平衡”。我想忠告各位，大學生活是邁向獨立生活的第一步，應該懂得珍惜自己、愛護自己，首先從適當的飲食、休息、鍛煉開始。大家中學時期都住在家里，有家長監督，現在一下子獨立了，要善于調整自己的生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大學只是第一步，以后的路還很長，但第一步走不好，以后的路就很難走下去。
另外，大學時期當然要把功課學好，但不要做“井底之蛙”，目光宜放得遠一些、興趣廣一點。節假日可以讀一些自己有興趣的其它方面的東西。在這方面，我在大學階段做得也很不夠。這種傾向在中學時就形成了。我在中學曾跳過一級，把自己當時不感興趣（高考也不考）的生物學給“跳”掉了，當時覺得很幸運，但沒有想到自己后來對生物物理發生了興趣，因此只好到國外重頭補課。有機化學也是這樣（當然這和國內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有關）。其實，我的“轉向”和補課一到國外就開始了，后來就沒有停止過，原因就是在國內把自己的領域限制得太死。生物與化學是如此，社會科學又何嘗不是如此。后者是我原來非常瞧不起的（這也和國內當時的狀況多少有點關系），這種東西會有什么用！結果還是為自己的傲慢與無知付出了代價，現在想想真是有點戲劇性的諷刺。
記者：您對大學時設定人生目標有什么看法？
張 ：對我來說，有目標的生活很重要，否則我心里就會覺得不塌實。我想我通過不懈的努力，基本上把自己變成了我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我不能理解沒有人生目標的生活是怎么樣的，因為這可能和人的天性有關。如果一個人天生就是愿意渾渾噩噩地過著（并不是說這一定有什么錯），可能強迫他給自己定一個很高的目標是不可行的。但我要強調的是，有目標的生存一定是快樂的。并且我建議把目標定得高一點，不要光想著自己，多想想你能為別人做什么，你自己反而更快樂。人就是這樣一種有點矛盾的動物，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么似是而非。老想著自己，你的生活其實很可憐；適當地想想別人、社會甚至宇宙——學物理的應該更超越一些，你反而過得更充實、瀟灑。
記者：您對我們有什么建議？
張：不要放棄自己的興趣，不要欺騙別人和自己，多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培養成熟、健全的人格。建議抽空讀一讀《論語》、《大學》等古代經典。
我想對目標問題再補充幾句，因為在你們這個年齡就放任自由大概不太合適。用中國一句古話，“夫志當存高遠。”你們每個人都有靈巧的雙手、聰慧的大腦、健全的體魄，應該想著做一些大事。造物主創造一個人相當不容易，不要辜負了。其實“造物主”除了你的父母之外，就是這個社會。社會造就了你，你應當對它有相應的貢獻。這是基本的情理。當然，現在能這么想的人已經很少了，有幾個人不想從社會上撈取點好處？但你們還年輕，還沒有變得不可救藥地老于世故，應當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嚴肅地面對自己的人生。不要管別人怎么做，做你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只有你自己擁有這輩子生活，只有你自己對它負責任，別人不管怎樣不能替你負這個責任。你至少要對得起你自己這塊材料。
雜談
記者：理科學習，尤其是物理學的學習對您產生的影響有多大？
張 ：物理學的學習對人的思想和思維有著質的飛躍，特別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使人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尤其是深度有著革命性的變化。其對思維的影響之深是任何其他學科難以比擬的，將使人終生受益。
記者：您對物理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聯系有什么感受？
張 ：科學是相通的，現今社會科學領域正在廣泛的運用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比如建立定量化的數學模型。自然科學也在借鑒著社會科學的思想方法。當然，兩者之間還是有著根本區別，因為有意識的人在根本上不是無意識的基本粒子。我曾經試圖用量子力學的思維方法去構建一個社會分析體系，但（至少至今）沒有成功。總的來說，理科的思維模式對我還是很有用的。數學技能的直接作用當然就更不用說了。我在德克薩斯大學四年博士畢業，至少創了那里政府系的記錄。其實在那里前三年，我都在關心更重要的問題。最后一年才開始選題做論文，主題是把我導師的“空距理論”（spatial theory）擴展到轉型中的民主，并分析了1996年的俄國總統大選的數據。從編寫程序到數據分析到論文答辯，只花了一年時間。沒有理科的底子，是不可能這么快完成的。
記者：您對國內的腐敗現象有看法？
張 ：各國都有腐敗，有公共權力就有腐敗，這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只是一個程度問題。但目前中國這個問題比較嚴重。它的源頭在于政治體制缺少體制上的約束。治療腐敗的良方是憲政與民主，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不在源頭上進行改革，只是抓幾個腐敗分子，頂多是治標而不能治本。
記者：您認為在這方面是否要向西方借鑒？
張 ：我寫《西方憲政體系》目的就是要介紹一下西方的一些較成熟的憲政制度和政府運行體制。歐美體制在經過這么多年的運行，修改，爭議之后已經比較成熟。從中借鑒并結合中國的國情，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記者：您對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
張 ：在中國一向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西化，甚至全盤西化，一種是本土論。我比較“中庸”，沒有必要采取任何一種極端。我比較贊同“兼收并蓄”，平等交流。凡是先進的、有用的并能夠被接受的“舶來品”，當然要吸收到我們的文化里來。同樣，中國文化中也有不少好的東西，可以“出口”到國外去。我希望自己能發揮一點這樣的“橋梁”作用。
轉自：http://lawlover.fyfz.cn/blog/lawlover/index.aspx?blogid=76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