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一書不僅忠實地記錄了江平八十年的沉浮與枯榮,也涉及了其親歷的眾多歷史事件；不僅是江平治學歷程的全記錄,更是中國法治進程的縮影,此書獲深圳讀書月組委會和深圳報業集團舉辦的2010年度十大好書榜首,讓讀者充滿期待。
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僅書寫了一部波瀾壯闊的人生閱歷,更鍛造出一種只向真理低頭、絕不向命運屈服的精神。為饗讀者,本報經江平先生允準,特開辟《口述自傳》欄目,將江平先生口述、陳夏紅整理的《沉浮與枯榮》一書的精彩片段奉獻給讀者,透過江平的法學人生,我們亦能夠窺見中國當代法學的“沉浮與枯榮”。敬請關注。
□江平/口述
首批留蘇法律人
1951年我們第一批出國的中國留學生有近四百人。而這近四百人里面,大多數都是學理工科的,因為當時國內最迫切需要的是理工類的建設人才。所以最終確定下來的學法律的學生,只有12個人。而其他有經濟學專業的,有新聞專業的,但大部分是理工類的。
我記得當時我們學法律的是分兩批走的:第一次走了8個,第二次走了4個。據說原來準備第一批派出去學法律的是9名,包括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陳漢章、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檢察署的吳建璠、內務部的魏敏、云南省選派的彝族人陸思明、公安部的謝讓柏、天津市人民法院的穆謨(原名侯恬)、李延茂和北京團市委的我,此外還有來自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李昂。但李昂的歷史問題沒有查清楚,最后沒有讓他去。我們這批留蘇學生到喀山后,第二批又來了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的劉鑒、四川大學的王叔文、北京大學的司馬念媛和佟明暉。
出國前,我們這12人中,只有王叔文和吳建璠以前學過法律。我記得王叔文1950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法律系,吳建璠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而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在大學期間學習非法學專業,比如陳漢章原來在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擔任俄文秘書,我原來在燕京大學念新聞,穆謨曾在沈陽醫學院(現在的中國醫科大學)學醫。只不過,我們這些人都是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最終被選派留學蘇聯了。
我們12個同學中,后來純粹搞法律的并不多。陳漢章回國后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基本上做行政工作了,跟法律關系不大,后來才調到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王叔文、吳建璠、司馬念媛等人回國后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基本上算是搞法律了。另外搞法律的還有魏敏,他回國后在北大教國際法。佟明暉回國后先去了社科院法學所、吉林大學,好像一直做法學圖書資料工作,跟法律也算沾點邊。
給司法代表團當翻譯
1955年夏天,我經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給訪問蘇聯的中國司法代表團做翻譯。這個代表團團長是史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法學會都有代表參加。史良一行到蘇聯后,因為我跟陳漢章是年級最高的,所以就讓我們參加代表團的一些工作,介紹蘇聯司法的一些狀況,陪同四處訪問,偶爾也做些翻譯工作。
雖然蘇聯沒有在憲法中寫“依法治國”,但“社會主義法制”的提法從未間斷,盡管實踐中,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現象屢有發生,斯大林肅反擴大化時期更為嚴重。蘇聯的一些基本法典和法律,較早就有了。法律教育始終如一,沒有間斷。法院、檢察院擔任審判、檢察業務的都是必須學法律畢業的。從這些情況來看,要比我們許多年來的情況好得多。
我主要是陪同法律教育組。教育組成員有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毛鐸(當時校長是彭真)、華東政法學院教務長徐盼秋,還有《中國法學》的主編,總共有五個人。當時我陪同他們,參加一些訪問活動。也就是通過這段活動,跟中國司法界的高層領導建立了最早的往來。
第二年秋天,蘇聯司法代表團應邀回訪。蘇聯代表團回訪的時候,我跟陳漢章已經回國,當時我被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陳漢章在中國法學會�？墒俏业搅吮本┱▽W院,屁股還沒坐穩,最多也就兩個月,就被中央抽調參加接待蘇聯司法代表團的籌備工作。
中國的接待工作籌備很細,諸如分組、訪問地點、時間確定等,都是很瑣碎但又絕對不能出差錯的事情。當時我們僅僅這個籌備工作,就搞了差不多兩個多月的時間。代表團的訪問,動輒十多天甚至二十多天。當時中國的交通也不方便,從北京到杭州、到上海,一路南下到廣州,然后返回北京,這個時間很長的。訪問團走了之后,我們還得做匯報工作,回到北京政法學院已經比較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