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昌先生走了，離開了他耕耘奮斗61年的武漢大學法學院，離開了景仰、尊崇和愛戴他的人們，也離開了他傾注了畢生精力和心血的中國刑法學事業。斯人已逝，但先生笑貌仍歷歷在目，先生教誨猶回響耳邊，悲慟哀傷、扼腕長嘆之余，更加追念先生為學、為師和為人的風范與品格。
為學，馬先生的治學始終貫穿中西融會、古今貫通、兼容并包的雍容氣度。作為在20世紀50年代以蘇俄為師的特定歷史背景下我國培養出來的第一屆刑法學研究生，先生參與創建了以蘇俄刑法學為基本框架的當代中國刑法理論。但是，他從未以此為滿足，而是以廣博的胸懷、開闊的視野將借鑒的目光投向世界各國的刑法學成果，成為我國比較刑法學的第一代啟蒙者和開拓者。在中國刑法學重獲新生后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關于西方刑法學的資料尚極度匱乏，先生即憑借自己扎實的日文功底率先在刑法中的行為、犯罪構成、共同犯罪等重要領域介紹和引入了大量日本及歐陸刑法學的理論，并以自己崇高的國際聲望積極參與開拓了我國與德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之間的學術交流，為此后中國刑法學快速健康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開辟了寬廣的路徑。記得2009年，國內學界關于究竟應保留蘇聯式的四要件還是改采德日的三階層犯罪論體系的爭論達到白熱化，先生并沒有斷言二者孰優孰劣，而是反復提倡應當立足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包括這兩種方案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犯罪論體系均展開全面的了解和準確的分析，并以此為基礎科學和客觀地評價各自的利弊。盡顯出一位學術大師海納百川的風范和科學嚴謹的態度。此外，先生年輕時曾遍讀中國古代典籍，諳熟我國傳統歷史文化。所以，在刑法學的研究中，先生憑借其深厚的國學素養，時時能從浩如煙海的古典文獻中挖掘和篩選出可為當代中國刑法發展所用的思想精髓與有益遺產。例如，他在生命最后幾年寫成的關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刑法謙抑原則的系列論文中就廣泛征引了《尚書》、《周禮》、《左傳》和《進律疏表》等典籍。可以說，先生在刑法學領域內完美地實現了蘇俄知識與德日理論的交匯、傳統文化與現代問題的溝通，他是刑法學界真正達至中西并舉、博古通今境界的典范。
為師，馬先生嚴以要求、言傳身教、一絲不茍。當我進入博士學習階段時，馬先生已年逾八旬，而且當時還為嚴重的口腔潰瘍所困擾，但他仍然堅持親自為我們講授比較刑法學的課程。盡管平日社會事務繁多，縱然對課程內容早已爛熟于心，但先生在每次上課之前的一個晚上必先對次日所授內容精心安排、仔細準備，并一一給我們打電話以提醒上課的時間和地點。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課堂講授中，先生片刻不歇，一方面不時提出各種問題以檢驗我們的學習情況；另一方面則對我們所提之疑問要么給與詳盡備至的解答，要么與我們共同切磋探討，遇興味正濃之時竟全然不顧授課時間早已大大超出預定的安排。2009年底，我結束了在德國為期一年的聯合培養回國，并在參加答辯之前將寫成的博士論文初稿呈送先生批閱，先生約我三日后來取。當我如約到先生家中聆聽其修改意見時，發現論文中早已夾滿了無數的紙條，頁眉頁邊也密密麻麻地用鉛筆寫著各種修改意見和供進我一步思考的問題。先生并不懂德文，卻指出了我德文注釋中個別人名的拼寫筆誤；年少氣盛的我在批判他人的觀點時筆鋒不禁張揚，先生則諄諄教誨我，為文與為人一樣，在堅持自己獨立思考的同時，也應當做到以理服人、客觀中肯，切忌偏激。可以說，先生始終秉持一名教育家的責任心與使命感，他在授業解惑的過程中始終融講解知識與傳授方法、融提升學問與兼修學品于一身。
為人，先生和藹可親、寬厚平易。先生雖尊為學界泰斗，但與晚輩學生在一起時卻宛如親切溫和、風趣健談的慈父。無論是在家中與其促膝而坐，在校園中伴其閑庭信步，還是在出差途中與其同乘列車，我們總能無拘無束、天南海北地與先生談笑風生。中秋之日與先生相見，他不忘給我們送上月餅；盛夏時節到先生家中，他總是備以水果。2011年5月19日，我從德國短暫回國探望了先生。盡管當時飽受重病折磨已近一年的先生形銷骨立、身體虛弱，但仍然思維敏捷、精神矍鑠。他在病房見到我后驚喜不已，一談就是半個小時。先生絕口不提自己的病情和治療，而只是關切地詢問我在德國的學習以及回國求職的情況，并縱論國內刑法學發展的現狀，反復囑咐和勉勵我繼續扎實努力，多寫出些有分量的學術成果。當我把剛剛出版的博士論文遞到他手上時，先生消瘦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臨別，我握著先生的手說：“您多保重身體，等我年底回國后再來看您。”先生高興地連聲說好。不想此次相聚，竟成永訣！
追思先生，我常在想，以先生為代表的這一代法學家有著共同的際遇和品格。他們求學和成長于國家民族危亡之時，也曾滿懷激情與希望地投身于新生人民政權的建設，又在多次政治運動的沖擊和洗禮中蒙受苦難與屈辱。當國家的法治建設終于迎來春天與曙光時，他們并不為個人經受的坎坷而哀嘆自憫，不為寶貴的青春年華慘遭荒廢而怨天尤人，而是在即將步入人生暮年之時義無反顧地承擔起自己的歷史責任，全力投身于對青年時代理想和抱負的追求之中，在法治的一片廢墟之上為劫后余生的法學重新鋪就了堅實的基石。是他們，歷經磨難、矢志不渝，擔當著中國法治事業的脊梁，傳遞著中國法學發展的薪火；是他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艱辛地為法學這門在中國尚屬年輕的學科披荊斬棘、開拓道路；是他們，甘為人梯、哺育后學，總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而今，盡管“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歲月留不住先生生命的腳步，但他的生命卻又以其不朽的精神風范和不竭的思想財富而得以永遠延續。
恩師馬克昌先生千古！
2011年6月24日于德國弗萊堡馬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