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榕年，1928年5月出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新中國最早從事外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者，外國法制史研究開拓者之一。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廈門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等職
日前，“新中國外國法制史學科發展60年研討會暨林榕年教授從教60年慶典”在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的會長、副會長以及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復旦大學等全國高校的專家學者以及林榕年教授的歷屆學生等近百人參加了會議。
開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副會長葉秋華教授主持。華東政法大學校長、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何勤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王利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教授等與會代表先后致辭，對林榕年教授從教60年表示衷心的祝賀，對林榕年教授60年來對外國法制史學科建設和發展所作的貢獻給予高度贊賞，同時對中國人民大學作為外國法制史學科的開創與研究的重地在該學科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教授也發來賀信向林榕年教授從教60年表示祝賀，對林教授在外國法制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所做的貢獻表示肯定。
“趕鴨子上架”當老師
林榕年教授是新中國外國法制史學科的奠基人，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1950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林榕年教授在全國最早開創了外國法制史學科，成為全國外國法制史課程第一位主講教師，并使中國人民大學成為這門學科最早的教學與研究基地。60年來，林榕年教授一直從事外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外國法制史教學科研人才和法律實務人才，為外國法制史學科的發展和我國的法學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對于自己的求學之路，林榕年饒有興致地說到，“1949年7月，我高中畢業，考取了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家人都很高興。但也就在這時，我看到了一份來自華北人民政府關于成立‘中國政法大學’的簡章，寫明要‘培養新中國的法律人才’。當時我不顧家人的埋怨，不怕丟掉已被天津師范學院錄取的機會，毅然乘火車來到北京報考了‘中國政法大學’，立志當一名‘革命的法官’。”后來，他順利地考取了。
“這所政法大學，不是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她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前身。”林榕年對這段歷史了如指掌。1949年10月，林榕年參加了中國政法大學的開學典禮，中國政法大學是新中國建立前夕唯一的一所正規的法學教育機構，校長是謝覺哉。他入學后被分到三部學習，三部以培養青年為對象，辦學的宗旨是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法律人才。新中國成立后，于1950年建立了中國人民大學，原中國政法大學三部的學員和部分干部被并入人民大學，組成當時人民大學本科八個系之一的法律系。
談起1950年的那一段經歷，林榕年難以忘懷。“在此期間，我個人經歷了一段‘三級跳’的過程。從本科生到研究生，然后又于同年底調任教師。”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林榕年向記者詳細地講述了事情的原委：大約于1950年5月，人民大學法律系便成立教研室并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成立了六個研究室，即國家與法權理論、國家法、民法、刑法、訴訟法及國際法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是繼這些教研室之后成立的，因為蘇聯專家落實得晚，成立得也就比其他教研室晚一些。法制史教研室第一屆研究生的畢業時間也比其他教研室研究生的畢業時間晚半年(大約是在1953年初才畢業)。
法制史教研室成立后，1950年7月的一天，他和傅興嶺、張晉藩等四名同學被法律系領導叫去談話。林榕年很開心，以為自己參加抗美援朝的申請被批準了。可是，領導沒談到抗美援朝的事，而是想讓他們四名同學去法制史教研室當研究生。
當時，法制史教研室共設置3門課程，即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蘇聯國家與法權歷史、國家與法權通史(即中、蘇以外的外國法制史)。林榕年被指派為國家與法權通史(即現在的外國法制史)老師。于是，林榕年成為了新中國最早講授外法史的老師。
對于這一“三級跳”的經歷，林榕年戲稱，自己是“趕鴨子上架”，“不過，這個‘架’上得值”。
“凌晨一點前沒睡過覺”
對于林榕年而言，雖然變成了研究生和教師，但是對法律、外國法制史，他畢竟沒有深入學習過，覺得壓力很大。但這是組織的信任，林榕年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干好。
談到當年既要求學又要教學的經歷，林榕年很有感觸地說到，當時教學工作相當緊張，既要熟悉教材，又要查找資料，不斷充實教學內容。既要白天隨研究生聽蘇聯專家講專業課，晚上還要去參加為全校干部舉辦的“夜大學”，聽蘇聯專家講《聯共黨史》、《資本論》以及學習俄語等。總之，學習和工作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
“那什么時間備課呢？”面對記者的問題，林榕年笑了，他說：“當時年輕啊，天天‘開夜車’。那些年，我一般凌晨一點以前沒睡過覺。”
林榕年的努力沒有白費，第一堂課下來，同學們滿堂鼓掌。“這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聽我講課的，就是我的本科同學啊！”林榕年更加努力了。學生們很喜歡他，因為第一節課他講的是《漢謨拉比法典》，便給他起了一個“漢謨拉比法典”的綽號。
創建外法史研究會
在1980年代初期，外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重新起步的時候，外國法制史研究會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林榕年向記者介紹了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成立和發展的具體情況。
他談到，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的成立跟1980年代初司法部、教育部組織編寫《外國法制史》統編教材一事有關系，當時我是編寫人之一。為了寫好這本統編教材，我們很多人，經常在一起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來自武漢大學的老師張學仁提議成立一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以便促進學術交流，大家都很贊成這個提議。
后來，學會經中宣部和民政部審批之后成立，每年由社會科學院撥款五千元作為學會的活動經費。剛成立時，學會的成員僅有幾十個人，第一任會長由陳盛清擔任，林榕年是副會長，參加統編教材編寫的人員作為骨干都是學會的理事。當時，還聘請了武漢大學的盧干東、吳于魔、姚梅鎮三位教授為學會的顧問。
“板凳應坐十年冷”
1928年出生的林榕年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依然清晰地記得五十多年前范文瀾所說的一句話。那是1951年，在主題為“中國法制史如何建設”的座談會上，歷史學家范文瀾應邀出席了會議。在談到“怎么搞法制史，學問該如何做”的時候，范文瀾對林榕年等法制史教研室的年輕教師們說：“做學問，板凳應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
林榕年說，這句話幾乎影響了他一生。他不僅用這句話鞭策自己，同時也用這句話中昭示的精神來教育學生。
1980年，根據教育部的指示，全國開始招收學位研究生。林榕年作為第一批碩士生導師，招收了兩名研究生，其中就有梁治平(中國藝術研究院法律文化中心主任)。梁治平給他的印象是“喜歡看書，不張揚，很踏實”。他記得當時曾給梁治平布置了閱讀經典著作的任務。沒想到，梁治平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四卷本通讀了一遍！林榕年另一個很引以為自豪的學生是米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1982年，廈門大學陳朝碧教授招收了米健等3人為研究生，“可惜不久，陳朝碧教授仙逝了”。林榕年應邀成為特聘導師，與當時廈門大學的胡大展老師一起為米健等同學授課。現在，這兩名學生都已是學界知名學者，林榕年很為他們的成就高興。
60年來，林榕年一直堅持不懈地從事外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無論是在知識積累、學術視野，還是在求索精神上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后輩學人學習的地方。在談到從事學術研究方面的心得時，林榕年說，總的感覺是，作為從事外國法制史教學和研究的學者，應當注意學以致用，在深入了解我們自己國情的基礎上，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兼收并蓄、推陳出新。另外，在傳承本國法律文化時，還應該注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總之，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指導我們的學習和研究，既不要照搬西方，也不要簡單地復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