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與黨性夾縫中掙扎的法學人生
——從《執子之手》中讀到的吳家麟、湯翠芳教授
童之偉
【內容摘要】出版吳家麟、湯翠芳伉儷的傳記作品《執子之手》是一件很具學術文化意義的事情。在傳主生活的主要時期，貫穿知識階層生活的基本矛盾是人性與黨性（或國家性）的對立和沖突，他們的人生是被人性與黨性從不同方向拉扯的人生。婚戀是人性立場與黨性要求對立的重要場域。雖然在黨性無限擴張的態勢下伸張人性非常困難，但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黨性等政治屬性應該以人性為基礎，它的存在和發展不僅不應以人性的減損和泯滅為代價，而且應該是促進人性發展的一種方式或路徑。法學家人性與黨性統一的最高境界是挺身護法仗義執言，吳家麟的職業生涯達到了這種境界。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開創的民主科學新風中形成獨立人格和價值觀的知識分子，品質上強于在以“反右”、“文革”為主要標志的總體政治文化氛圍下長成的后輩。吳家麟是老一代法學家中有學問、有節操、有良知和思想解放的有代表性人士之一，遺憾的是他因老因病不能再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鼓與呼了。
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湯翠芳教授（1933 ——）的傳記體作品《執子之手》，[1]出版這本書是一件很有學術文化意義的事情。這本傳紀的傳主，可以說是吳家麟教授（1926 ——）和湯翠芳教授伉儷二人。吳家麟教授是我國當代的著名憲法學家，也是新中國憲法學的奠基人之一，退休前是寧夏大學教授，曾任寧夏大學校長多年，參加過1982年憲法的修改。湯翠芳教授退休前也是寧夏大學教授。
我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做博士研究生的時候，吳家麟教授是我們博士點導師組成員，是我的老師之一。差不多20年來，吳老師對我的憲法學教學和研究情況一直十分關心，并且多有鼓勵和引導。蒙湯老師信任，《執子之手》正式出版前，我已讀過電子版，出版后，我也有先睹的幸運。去年初次拜讀《執子之手》后，很想寫點讀后感，但由于當時教學等事務較多，沒能及時動筆。2010年中秋和2011年清明前后放長假，我又兩次重讀了《執子之手》，自覺感觸不少，大大加深了此前初讀的感受，深感他們的人生，實質上是處于人性與黨性之間被兩者拉扯的人生。
人性與黨性是對稱的范疇。人性是永恒的，但并非不可變易的，黨性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在社會生活的意義上基本外化成了國家性。基于人性與黨性來評說個人的活動，所使用的話語體系在今天看來似乎過于陳舊、過于意識形態化。但如今要回顧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知識階層的生活，似乎還沒有比從人性與黨性關系角度展開更合適的話語經路。因為，那個年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人們只能用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話語，才能較準確反映發生在那個年代的故事。或許，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人們重建文物，一定要修舊如舊，不能修舊如新，是同樣的道理。
一、人性、黨性與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知識階層的生活
我年輕時在勞改農場種地、燒窯，空余喜歡讀文學作品，甚至一度夢想做個小說家，離開勞改農場后興趣才逐步轉移到政治學術和法律學術上來。我感覺，大中型文學作品，不論小說、電影、戲劇、詩歌，總是以不同社會角色之間的利益沖突或生活矛盾的發生、發展為基本線索來展開的。我做政治和法學學術，發現學術中的道理與文學中的道理大抵一樣：欲充分再現對象，人們也必須在相關領域找出某種貫穿始終的對立或沖突，并探究這種對立或沖突的形成根源及其實際走向。在吳家麟、湯翠芳生活的主要時期，貫穿知識階層生活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性與黨性的對立和沖突。《執子之手》從一個側面真實生動地再現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在人性與黨性的夾縫中艱難掙扎的生活狀況，是今人和后人了解和研究相關時代的寶貴史料，其本身也有文學和思想價值。
不少人諱言人性與黨性的矛盾或對立，其實大可不必。人性與黨性是有差別的，差別就意味著矛盾，對立是矛盾表現形式之一。當然，在每一個具體的人的生活中，人性與黨性雖然會有矛盾和對立，但如果兩者所占空間恰當，關系處理適宜，它們也完全能夠和諧統一。如果人性與黨性完全統一，像重合的兩個場域一樣，一個人身處相關場域，就不會受到兩種方向不同的力量的拉扯，也不會因此而感受相應的現實壓力和精神情感痛楚。
人性與執政黨黨性的沖突，在今日之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像過去那樣突出的問題，這是因為，今日領導黨之黨性，較之過去有了寬厚得多的人性基礎，兩者間的差距總體來說比過去縮小了許多。但在《執子之手》著墨最多的那個年代，人性與黨性的距離很大，沖突分外激烈。從這個角度評說吳家麟、湯翠芳教授的人生，在我看來，是對歷史的尊重。
《執子之手》一書的開頭，有吳家麟教授做的序言。吳教授在序言里是這樣概括該書內容的：“這是我們半個世紀相隨相伴的真實記錄。文中寫了愛情的甜蜜與付出，右派生涯的艱難與無奈，平反后的努力與成就以及夕陽無限好的晚年生活”；“我們的經歷，對于中老年人來說，那是熟知的，這本書可能會引起一些同齡人的共鳴與回顧；對于年輕人來說，那是陌生的，這本書可能會讓他們知道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年代里，有些知識分子是怎樣生活的；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又是怎樣被調動起來的。”
我讀《執子之手》，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人性與黨性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對兩位傳主的拉扯。歷史上人們談論人性，容易走入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單純強調人作為動物的一個特殊的類的生物本能，法學中的自然法學派有這種傾向；還有一個極端是忽視人之作為人在生物學上的類的共性，只強調人所處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人的特性的決定性影響力，其結果是近乎把人性看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社會的所謂社會性。看來，這兩種極端化的看法都有片面。我愿意把人性理解為人作為生物的一個類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通常會表現出來的天性。
至于黨性，按現在一般的說法，它是一個政黨固有的本性。在階級斗爭為綱的語境下，黨性被描述為階級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黨性似乎可以理解為作為社會的領導力量的執政黨的全民性的集中表現。由此看來，黨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實事求是地看，黨性在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的固有本性，因為，它不僅會隨著時代、隨著歷史條件變化，也會隨政黨這種政治組織與國家的關系和公民個人的關系的變化而改變。
人性也好，黨性也好，都可以理解為某種物質力量支配的空間，同時也可以說都是某種精神的和情感的場域。它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顯然具有基于物的某種無形強制力。在社會的這個精神的和情感的場域，人性是個人依天性可自由支配的部分，黨性表現為執政黨的組織乃至公權力機關對人的行為和情感領域提出的要求。人性與黨性相比，前者是人本身的特性，穩定性強，包含較多難以變易的、永恒的東西，黨性是人的組織體的特性，它會隨著組織原則和組成人員綜合素質的變化而變化，還會隨著社會發展或時間的推移而淡化乃至最終改變屬性，逐步完全回歸人性、為人性所吸收。
作為一種組織體的特性，黨性本來是由人性讓度和轉化而成的，但一旦轉化形成后，它就具有了獨立于人性的地位并且有時會與人性發生某種形式的對立，就像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一樣。在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而執政地位由憲法或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對比的實際狀況被固定下來的社會政治條件下，領導黨與國家、領導黨的組織機構與國家機關體系是不分或不嚴格區分的，因此，領導黨要求的黨性往往實際上就是國家性。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任何個人，不論他/她是否是領導黨黨員，其與國家及其機關體系的關系，集中表現為他/她與領導黨的關系。從內容上看，這種個人與領導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就表現為人性與黨性的關系。
正確理解現實的人性與黨性的關系及其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之關鍵，在于準確把握決定人性與黨性的客觀因素及人性與黨性的邊界。由表及里地列舉，支撐人性的客觀因素依次是個人權利、制度界定的個人利益、個人擁有的財產，而支撐黨性的客觀因素依次是公共權力、制度界定的公共利益、公共機構掌控的財產。可見，人性、黨性的空間大小及其邊界，很大程度上是被決定的東西，主要取決于實行什么樣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在今日之中國，有些人諱言黨性。這可以理解，但黨性是中國人精神和情感領域的一種主觀存在，誰也沒法否定，相當一部分公民，例如領導黨的黨員和在廣義的黨政機關工作的人員，事實上也很難回避。其實，即使在歐美國家和港澳臺地區，一個人只要進入了某個政治組織或被作為政治組織的成員來要求，他們也有一個人性與黨性的關系問題需要處理，盡管概括這種關系的語言會與本文有所不同。
人性與黨性有聯系也有區別。人的組織體是以個人的存在為前提和基礎的，所以，在“自然”的意義上說，黨性應該源于人性，但又必然對人性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因而將自己與人性在內容上區別開來。但是，在一個個具體的生活領域，人的精神和情感空間和選擇自由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會有一個人性與黨性此消彼長的問題需要解決好。如果黨性與人性的重疊幅度大，固守和發展黨性，對于人性雖然會有壓縮的需求，但壓縮比例不大，較容易被人認可和接受，因而此時的人性與黨性雖有矛盾但不會有尖銳的矛盾。如果黨性與人性的重合度小，固守和發展黨性的必然要求就會使人在很大程度上放棄或犧牲人性，因而較不容易被認可和接受，從而加劇人性與黨性的沖突，保持黨性將變得較為困難。在政黨與國家高度一體化的社會，黨性均體現為國家性。
每一個國家或社會，都有一個如何處理好人性與國家性的關系的問題。在我國當前體制下，國家性是黨性轉化形式，或者說前者是后者的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內容。《論語》記載過一個古代人性與國家性沖突的實例和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2]根據這個故事我們可以說，葉公家鄉的人們的正義觀是置國家性于顧及親情這種人性要求之上的，反映了國家主義精神；而孔子家鄉的人們的正義觀，卻順應了 “親親相隱”的人性要求，反映了置人性于國家性之上的價值標準。當代中國的刑法，也反映了國家性及其后的黨性要求。黨性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應該謀求黨性與人性最大限度的融合。面對黨性或國家性，個人在人性的保存和發展方面有所堅守，是形成和維持民主、法治秩序過程中社會對其成員的一種素質要求。為了每一個人都能最好地發展，人性空間不是不可以放棄一些，但放棄的幅度不能沒有底線。因為，我們最終期待的是人與人形成“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黨性及國家性也應該最大限度包容、尊重和貼近人性。
在我國，1949年10月1日以來的60余年里，前30來年間中國人的精神和情感領域人性能保留的空間是很小的，相應地，黨性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人性基礎的情況下，其體積擴張到了近乎窒息人性的程度。當然，如果將這30來年細分為一些階段，不同階段的情況也不能說完全沒差別。后30來年，黨性從而國家性與人性的同質部分日益增多，前后兩者的緊張關系得到了較顯著的改善，人性與黨性從而國家性的關系也逐步形成了權利與權力關系的外觀。
現今的權利與權力關系模式，實際上是由過去的人性與黨性關系模式轉化而來的。同樣的內容，在現代中國的人治社會表現為人性與黨性關系模式，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進程中則表現為權利與權力關系模式。
二、戀愛及婚姻家庭問題上的人性立場與黨性要求的對立
《執子之手》作者湯翠芳教授對她與吳家麟教授的生活的記述，是從1954年開始的。這一年，湯翠芳以一個年輕文藝女兵的身份從解放軍部隊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本科，當時她是一個共青團員。
當時的湯翠芳同學第一次在人性與黨性的邊界上掙扎是在戀愛問題上。從照片上看得出來，那時湯翠芳同學是很漂亮的。據湯翠芳同學后來說，還在部隊上的時候，就有一位首長追過她，因為她有海外關系吹了。看來那位首長的黨性是比較強的。湯翠芳同學在人大法律系讀書與吳家麟老師相愛后，黨團組織立刻就關心上這件事了。《執子之手》記述了這個“關心”的過程：
“有一天，我們班里的一位黨員（系總支委員），可能是出于對我的關愛，也可能是受那位主任的指使，找我談話說：‘你這個年齡是可以考慮個人問題（即婚戀問題）了。聽人說，你經常到吳老師那里去？’我說：‘去過幾次。’她問：‘你了解他嗎？’我說：‘了解一些。他是單身漢，貧苦出身（當年講出身，貧苦出身的人倍受青睞）。’……她加重語氣說：‘他哪是貧苦出身，他父親是怎樣的人，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她又關切地說：‘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他交往，這很危險呀。’”
“過了幾天，班里團支部有人找我談話，說： ‘……這個人不靠攏組織，思想上不要求進步，這一點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她說：“你是團員，和人交往，要注意影響。’看來團組織也不同意我和他交往。這不明擺著嗎？”
《執子之手》寫道，此時，吳老師告訴湯同學：“我們這邊的團支部也找我談過話了。他們說你有海外關系，要我慎重考慮。又說你身體不好，有心臟病等等。我不怕你有海外關系，更不相信你有心臟病。”停了片刻，湯同學鄭重地問他：“你真的不怕海外關系？”“不怕，真的不怕。”吳老師斬釘截鐵地說。湯同學后來說，這次由于“彼此敞開心扉，兩顆心靠得更近了”。
這是湯翠芳同學、吳家麟老師堅守人性立場與當時的黨性要求發生的第一次碰撞。盡管人性的立場守住了，但他們的內心是有過掙扎的，至少對于湯同學來說，當初系總支委員的那一番談話，就讓她“思考和苦悶了好幾天。睡不沉，吃不香，干什么都沒有勁頭”。吳老師可能對這一套把戲看得比較透，可內心一定也有過困惑或不解——黨團組織兩頭做反面“工作”，欲把一對戀人搞得各奔東西，干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缺德事，何苦來哉，何必來哉！或許，吳老師當時不能理解的是，系總支委員等人的言行，正是體現了階級斗爭為綱時代黨性的要求。
《執子之手》告訴我們，在經歷了不少周折后，湯翠芳同學和吳家麟老師于1956年“五一”這一天喜結良緣。婚后一年中，他們的生活看來幸福而平靜，但可惜好景不長。
就在他們結婚的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了。1956年5月2９日，《人民日報》登了吳家麟講師幫黨整風提意見的發言，要點如下：人民代表大會制比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有無比的優越，但我們在運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有毛病，甚至有嚴重的毛病；黨是人民代表大會制的領導力量，但兩者應有界限，要實現黨的領導，但不能以黨代政；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偏向；應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有些部門沒有作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法制觀念不強，有不遵守法制的現象，應該堅決糾正。吳講師最后提了若干建議，其中包括建議中央領導機關首先在嚴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樣。
看來，吳講師中了“陽謀”！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7月1日該報發表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全國開始大規模反右。那時的規矩，好像是不能對領導黨的任何言行，表達半點異議，吳講師居然說黨的人大制度有形式主義偏向，且不僅要求領導黨守法，還建議其中央領導機關在守法方面率先垂范。這當然應該定右派！
你向黨“進攻”，黨的組織對你當然也不會客氣。《執子之手》記載，那時人大法律系國家法教研室“群情激憤”，開始批判右派分子吳家麟的錯誤言論。黨團方面找到吳講師的妻子湯翠芳同學，與她談了三次話。
第一次是班里團支部負責人找她談話，所談內容大致是：“吳家麟現在被揪出來了。你是團員，應該站穩立場，積極投入到反右派運動中來。這對你是個考驗，希望你經得起黨團組織的考驗。”談話之后，湯同學感到痛苦、惱恨、躊躇、彷徨，情緒一直消沉，但顯然黨性不強，沒去揭發丈夫更多的反動言行。
在這種情況下，黨當然要設法“挽救”她，于是就有了黨團領導與她的第二次談話。談話的內容是：“現在全國人民都積極投入到反右派運動中，你是團員，怎么能消極觀望呢？當前你最主要的問題是要認清吳家麟的反動本質，要與他劃清界限。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決不能動搖。你要與組織上站在一起，揭露吳家麟的反動本質。”湯同學確信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于是，她用了幾天時間，將吳講師歷來的言行像用蓖子蓖頭上的虱子一樣地清理了一遍，仍然沒有找出一點反黨反社會主義東西來。這時湯同學想：“怎么辦？不起來揭發，說我與他劃不清界限；起來揭發吧，我揭發什么呢？我什么也揭發不出來呀。我總不能為了表示‘積極’而去瞎編亂湊吧。不，絕對不能。”于是她選擇了沉默。
顯然，當時的湯同學在黨性面前又失了一城。她的丈夫吳講師真的沒有什么可供其揭發的嗎？非也！吳講師對反右運動肯定有不滿嘛。他不是對湯同學說過，系里對他言論的批判，“完全是一派胡言，胡批亂批”嗎？這就是“對黨中央部署的反右運動的攻擊謾罵”啊！湯同學為什么不揭發？說到底，湯同學選擇沉默，還是因為有人性的堅守，黨性不強。按照黨性的要求，為了配合黨反右，他丈夫既然被黨組織認定為右派，她就一定要相信他丈夫是右派。右派怎么可能沒有右派言論？即使真的沒聽他說過，也可以從他講話的情緒里分析出來呀——他被作為右派批判，情緒總不可能沒有不服氣的成分吧，對黨不服氣與同黨對抗何異！再說，她還可以猜他藏在肚子里沒說出來的“腹誹”嘛。退一步說，她即使無中生有揭發丈夫一些右派言行，那也是“講政治顧大局”，“黨性強”的表現呀。
“組織上”第三次找湯同學談話是在吳講師被定為“極右”之后，目的顯然是勸他們離婚。1957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駁斥吳家麟誣蔑最高權力機關違反法制的謬論》一文。人民大學的高音喇叭傳出“國家法教研室奮力反擊極右分子吳家麟”的報道。在這個背景下，“組織上”又找湯同學談話了：“我們與右派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決不能心慈手軟，姑息養奸。吳家麟已經從一般右派上升為極右分子，前幾天，《人民日報》還發表文章，專門批判他的反動言論。你應該看清他的真面目，與他徹底劃清界限。否則你的團籍能不能保住就成問題了。”正如《執子之手》所言，在那時，“黨籍、團籍是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丟掉團籍，就意味著你這個人政治生命的完結，意味著前程暗淡，意味著將要過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的生活。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現實的問題。何去何從，必須做出抉擇。組織上要我看清吳家麟的真面目，他真面目是什么呢？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而且是大右派、極右分子。這個真面目我看不清楚，因為我不相信他的真面目是這個樣子。組織上要我與他徹底劃清界限，‘徹底劃清界限’是什么概念呢？根據有些報紙的典型報道，那就是‘離婚’。”我在那個時代生活過，據我觀察，那時一個人要么沒入黨入團，如果他/她入黨入團后又被開除黨籍團籍，其實際政治地位就同地富反壞右差不多了，一定是備受歧視。
湯同學當年人性的立場太頑固。她居然不僅沒有與吳講師“徹底劃清界限”，還連續幾天，“不顧黨‘孤立’右派的政策，不顧同學們的輿論，匆匆吃罷晚飯，溜回家中。……生怕一推開房門，在桌子上看見遺書，或者在椅子上、床上、地上見到一具尸體。”只要推開房門，看見吳老師在家，她的心就“立刻寬松了，驚恐化為喜悅。” 歷史上就讀過的學校，我熟悉三個老師，其配偶黨性都比湯同學強，一個是小學女老師，帶著兩個幼小兒女，與丈夫離了，她的兒子在小學三、四年級與我是同班同學；另一個是上大學時的英語老師，他的妻子被迫與他假離婚（法律上是真離婚），帶著三個孩子，他1979年平反后兩人復婚；還有一個就是我讀博士研究生時的導師何先生的前夫人，她當年也是帶著一對小兒女與何先生劃清界限離婚的，聽說她老人家那時態度甚為堅決，表示一心要跟黨走革命的路。
反右時的噩夢，到文革時他們好像又重溫了一遍。1968年，雙雙都被發配到寧夏教書的吳家麟先生、湯翠芳女士，一個被認定反黨，一個被當作特務嫌疑。“組織上”又要有特嫌的湯老師揭發有反黨嫌疑的吳老師的罪行，對湯老師說：“吳家麟又被群專了，又到農場監督勞動去了。他都到了這個地步了，你對他還有什么幻想呢？要跟黨和人民站在一起，揭發他的反黨罪行。否則，后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時的湯老師好像久經考驗了，表示“揭發不出吳老師的‘反黨罪行’”，沒有把“不堪設想”當多大一回事。看來，有了反右“那碗酒”墊底，此后湯老師好像什么酒都能對付了。
從反右到“文革”，原來的湯同學、后來的湯老師堅持抗拒了黨性的強有力拉扯，沒有跨出人性容許的邊界，現在看來似乎很近人情，但其實當年是非常難做到的一件事情，特別是反右時期。在那個時期，他們還沒有子女，要離婚也就是一轉念的事情。當年流行的一種辦事精神是，如果對“組織上”不百依百順，“組織上”就會讓你活得很慘。吳家麟先生被打成極右而沒有活得特別慘，幸虧有湯同學這樣人性立場站得特別穩的妻子。我在勞改農場呆過11年，我見過不少活得特別慘的人。
三、在黨性無限擴張的態勢下伸張人性
《執子之手》記述的事情和作者的心路歷程表明，吳家麟先生和湯翠芳女士一生都是極其尊重黨性的要求并努力實踐黨性的。但在20世紀的50-70年代，政治性、國家性從而在根本上說是黨性的無限擴張，對社會每一個個體的人性的存在空間，一度搞成極其嚴峻的挑戰。
湯翠芳女士在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就是黨性的忠誠領會者與實踐者，甚至有時讓人感到她就是黨性的化身。正如她自己所言，對黨的大政方針，她從來沒有懷疑過，一直認為英明、正確；對社會主義制度，她也沒有看出任何缺陷，一直認為無比優越。我甚至想到，中國人民大學就是因為連綿不絕地有一些她這樣的男士女士才成其為人民大學。不過，即使她是人民大學的學生，她也是一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一個人，她作為人的天性不僅始終沒能泯滅，而且事實上始終比黨性在那個時代能夠容忍的內容更多一些，因而兩者的沖突實際上是非常激烈的，只是湯同學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
看看湯同學在人大法律系快畢業時是怎樣“向黨交心”的吧。那時，她是近乎被當作右派的重點交心對象。黨支部成員對她重點“幫助”：找她們談話，鼓勵她痛下決心，挖出“黑心”，深刻檢討，嚴肅批評，向黨靠攏，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她在交心中重點交待反右以來與丈夫劃不清界限的表現和“錯誤”認識，承認自己在反右中喪失共青團員應有的立場，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培養，表示今后要與吳家麟劃清界限，走“又紅又專”的道路。交心以后，她還按要求與全年級同學一起，敲鑼打鼓去黨總支向黨報“喜”，“組織上”還讓她那種“交心”交得徹底，勇于“深挖”、“狠批”自己的同學走在隊伍的前面，以資鼓勵。
我想，湯同學當時之所以交心交得徹底，對自己批得“深”，是想通過竭力認同和實踐黨性，來為自己的人性掙得一點存身的空間，卻不意又中了“陽謀”！笑話，小小年紀，你怎么玩得過“組織上”！這就難怪“組織上”說，你既然自己交心，承認“在反右斗爭中，與極右分子吳家麟劃不清界限，喪失共青團員的立場”，那好吧，給你“開除團籍”的處分！不僅如此，厚厚的一摞“交心”材料，還得裝在她的檔案里，她走到哪里，“交心”材料就跟到哪里。湯同學后來好像后悔了，提出了“交心，交心，‘幫助’乎？陷阱乎”這樣的疑問，可是已經晚了。其實，湯同學不交心也是要被開除團籍的，甚至受更嚴厲的處罰。湯同學當時如果將人性空間多出讓一些給黨性，高調揭發吳講師并與他離婚，給“組織上”樹立一個孤立右派的榜樣，團籍才不會被開除，至于“發配”到西北，我估計即使離婚也仍然難以幸免。關鍵的是，按黨性的要求，她必須與右派分子吳家麟離婚；只要不離婚，在黨性的體現者看來，她說什么都是假的，劃清界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的把戲！
湯翠芳同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寧夏機械工業局，后來又到了寧夏大學附中做語文老師。吳家麟講師1961年右派帽子摘了后也去了寧夏，在寧夏大學教形式邏輯。
在新的地域和新的條件下，他們也是努力認同和實踐黨性的。這點在湯翠芳老師對待掏糞工作的態度上有典型表現。有段時間，“組織上”讓湯老師不上課了，去農場掏糞，勞動鍛煉，具體事情是先把廁所糞槽里的糞便推到糞池里，把廁所打掃、沖洗干凈，再到糞池邊用大糞勺將糞一勺一勺地舀到糞罐里，裝滿了，蓋好蓋子，然后趕著毛驢送到農場，把糞倒出來，和上泥土，堆成一堆，讓其發酵漚肥。開始時，她掏糞回來，覺得渾身都是臭味，洗也洗不掉，飯也吃不下去，連喝水都想吐。此時，她一度想到大學畢業，響應黨號召，奔赴邊疆，卻當了掏糞工，感到命運對她不公平。但難得的是，她馬上又想，“這也許就是知識分子需要改造的地方”；“這種想法要不得，這就證明自己的思想沒有改造好。”好，這就是湯老師認同和實踐黨性的閃光表現！但她的天性是不愿意放棄她擅長的腦力勞動去干掏糞工的，這點從他們終于回到學校講臺時的愉悅情緒、“謝天謝地”心情看得出來。
與此同時，吳家麟老師也下放農場勞動，“幾個月的折騰，他又黑又瘦，穿著落滿塵土的舊衣服，戴一頂破草帽，穿一雙破鞋，儼然又成了老農民”，但他“覺得思想上收獲很大”。更妙的是，吳老師此時還開導湯老師，勸慰她安于掏糞，“要注意思想改造，要向農工學習，決不能怕臟、怕苦、怕累。” 顯然，吳老師在認同和實踐黨性方面思想上也有了光輝的表現！《執子之手》沒有描寫他們夫婦這樣一種狀況得到改變時的心情和感受。但我相信每一個讀者心里都有答案。只要他們的心情是隨著工作和生活狀況的改善而改善的，就說明他們的天性始終在不自覺地反抗著來自另一方面的壓力。
還有，對于湯老師來說，“組織上”都已經懷疑她是特務了，她對“組織上”依然一往情深！那時她內心的呼聲是：“黨啊，我是熱愛你的，我對你是忠誠的，我多次寫過入黨申請書，很想有朝一日能投入你的懷抱。”當今我們社會就缺湯老師這樣的對黨性近乎無條件認同并且努力去實踐的人。但是，她這種無限忠誠的心底呼喚難道同時不是一種基于希望得到信任、希望有所發展的天性發出的哀怨？哀怨也是一種掙扎和反抗。
從《執子之手》的記述中，我們能夠讀到的更多的是吳家麟先生和湯翠芳女士在人性存在空間極其狹小的那個年代竭盡所能維護和擴展人性內容的情節。他們能夠排除世俗考慮和政治因素的阻礙走到一起不容易。他們組成的家庭在反右運動時期更是遭受了狂風暴雨的吹打，他們面對冷眼、白眼和勢利眼，不知心頭涌起過多少辛酸和屈辱的淚。他們能夠不離不棄廝守在一起，生兒育女，艱難生活過來，本身就是滿含人性光輝的生命長歌。
要生存是人的天性，要發展也是人的天性。《執子之手》也講述了吳家麟先生和湯翠芳女士在改革開放前30年中艱難求知識求發展的故事。其中特別令讀者印象深刻的是，吳家麟先生在文革中利用紅衛兵要他負責編輯毛澤東思想學習材料的機會夜以繼日地收集、整理、編排毛澤東的報告，談話、讀書筆記、日記、信件、提綱、摘錄、紀要、按語、命令、公告、布告、指示、決定、決議、祝詞、訓詞、開幕詞、閉幕詞、對聯、碑文、通訊、評論以及各種電文，編成了四個冊子。以致編了一年多后他居然能夠宣稱：“這段時間雖然忙點、累點，但收獲很大，基本弄清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脈絡。”
吳家麟先生在解除群專以后，被安排在政史系資料室當資料員，但他“本性難移”，一有空閑就繼續研究他的新專業——沒有階級性的邏輯學。他收集、整理邏輯的事例、案例，把以往講邏輯時寫的幾百張卡片逐張加以篩選、整理和歸類，還不斷做新的卡片。“每當他對一個問題有新的或深入的領悟或找到一個典型而生動的事例時，他就會眉飛色舞地對我說：‘今天沒有虛度光陰，又有收獲了’。” 改革開放后，吳先生短期內出版了幾本書，有《故事里的邏輯》、《破案、審案與邏輯》，還有《法律邏輯學》。這些成果無疑是從文革期間就開始積累的。
在那個年代，湯翠芳老師也一樣努力謀求自己的發展。在寧夏，她沒有法律工作可做，改行教語文。她去北京探親期間到教育學院如饑似渴學習語文教學經驗的事情或許可以看成她求發展的典型寫照。她在《執子之手》中回憶了當時的情形：“在語文學科的展室里，展出的優秀教案幾乎囊括了中學各個年級的重點課文。看到這些優秀教案，我興奮不已，像一只饑餓的羊進入肥美的草原一樣，拼命地‘啃’呀，‘吃’啊。……限于條件，我只好手抄。我選擇我曾經教過和下學期將要教的優秀教案先看，先抄。每天抄一兩份教案，帶回招待所。下午，一邊帶孩子，一邊整理、消化教案。我像牛吃草一樣，上午先把教案‘吃’下去，下午再慢慢反芻，越反芻越覺得自己的差距之大。”
這是一種精神，湯老師以這種干一行愛一行的精神在寧夏工作，與吳先生一起奉獻了數十年無愧無悔的人生。
四、努力推動人性與黨性的統一
人首先要有人性。人性是第一位的，黨性應該是人性的進一步發展。記得我讀過一篇文章，上面記載，周恩來在晚年與外國友人談話，外國友人問道：在你看來，你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還是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周恩來的回答是，自己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然后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本來是一個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問題，之所以被作為問題提出來，我想，主要是因為那個時代黨性從而國家性與人性沖突太慘烈，前者與后者的關系，已經被放置在類似中國封建社會“存天理”與“滅人欲”那樣對立的方位。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任何人，他/她首先是人類的一員，是這個人自己，然后才是某個政治組織的成員。所以，人性毫無疑問是他/她的首要屬性，然后才是諸如黨性之類的政治屬性。一方面，黨性等政治屬性應該以人性為基礎，它的存在和發展不僅不應該以人性的減損和泯滅為代價，而且應該是促進人性發展的一種方式或路徑；另一方面，任何政治組織都應該尊重其成員或其治下的個人作為人所具有的天性。
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生活領域，我們社會對人的政治性、國家性（在社會現實狀況下歸根結底是黨性）的要求，曾經嚴重脫離人性基礎，這種情況在“反右”，“文革”中達到了近乎無以復加的程度。然而物極必反，1976年，按官方的說法是1978年，黨性、國家性脫離人性基礎的發展趨勢得到了遏止，此后，黨性，以及它的外部表現形式國家性、政治性開始逐步向人性的基點回歸。
黨性及其外部表現形式向人性的基點回歸，就是在人性的基點上將黨性與人性統一起來的過程。這種統一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其豐富表現的社會生活現實。黨性與人性以人性為基點獲得統一的外在表現通常是：國家和掌握公權力的當局沒有通過體制性安排向個人提出明顯違背普通人倫理親情、道德風俗和生存發展利益的要求，個人能在不損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條件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目標與公共機關的活動和存在目的得以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相互為用。
結束“文革”、實行改革開放，是現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吳家麟先生和他夫人湯翠芳女士人生和命運的轉折點。新的歷史條件既為他們擴展人性也為他們貢獻于黨性和幫助改善黨性提供了基本條件。這首先是政治環境的改變，其集中表現是執政黨和國家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確立了以現代化建設為國家的根本任務。其次是吳家麟先生和湯翠芳女士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改變：都徹底擺脫了右派和右派家屬的政治緊箍咒，成為教授乃至名教授，吳家麟先生還先后擔任寧夏大學副校長、校長。
通俗地說，他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要是既有利于發揮他們才智，同時又是對執政黨和國家有利的，就都屬于推動他們個人的天性與黨性的統一和發展的情形。從《執子之手》的記述看，這方面的事情是很多的，突出的有以下幾件。
第一件值得記述的事是吳家麟教授以不同形式參與了1982年憲法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貢獻了自己的才智。吳家麟教授在修憲委員會辦公室召開的小型的修憲座談會上曾經做長篇發言坦陳己見。當年修憲辦公室整理記錄在檔的吳教授發言，不僅在當時對修憲有參考價值，即使按今天的標準看，也有理論學術意義。這些意見的原則性部分包括：“民主化是修憲不可缺少的指導思想。憲政就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們要通過民主化達到安定團結”；“對外國的東西既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要一概抹煞。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上層建筑要分析，并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可以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主權’等口號，資產階級做不到，我們要做到。另一些資產階級憲法中的東西，也可以研究，如分權問題，集權過多總是不好，哪怕是集中到人大”；“憲法不是政治裝飾品，對它的實施，監督要有保證，要有能夠落實的規定”；“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無法盼法，大家還覺得有希望；有法不依，連盼頭都沒有了。”
吳家麟教授對憲法的修改還提出了若干具體意見，涉及的內容包括序言的長短，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國家性質，國家機構，國家結構，國家元首，兩院制，代表人數，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根本法與普通法律的關系等等。此外，吳教授還多次用文章的形式，發表修憲意見。如，呼吁盡快解決憲法監督問題。
第二件值得記述的事是吳家麟先生在新時期的學術成就。早在１９５４年，吳家麟先生就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論著《憲法基本知識講話》，創了印行90萬冊的記錄。“文革”中吳先生只能教沒有所謂階級性的邏輯學課程，但也寫出了《故事里的邏輯》一書。后來他可以做與法律有關的教學和研究了，又出版了《破案審案與邏輯》。
改革開放以后，吳家麟教授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法學》、《法學》等報刊雜志上發表了不少那時頗受人們關注論文、文章，力倡民主與法治。后來，這些作品大都收集在《吳家麟自選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我學習了《吳家麟自選集》后認為，該書 “是全面反映新時期中國憲法學20年抗爭與奮斗、追求與探索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很值得中青年憲法學工作者一讀。”[4]
吳家麟教授還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第一、第二版的編委和憲法學篇的主編。這是一項有價值和影響力的工作，也是一項成就。
第三件值得記述的事是傾心育才。吳家麟教授對普法十分投入，他進行法學“布道”，足跡遍及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他對教材編寫也下心力。吳教授主編的《憲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2月首版）是改革開放后我國高等學校第一本普遍采用的憲法學教材，影響非常深遠。他主編的《法律邏輯學》影響也很大。吳家麟、湯翠芳教授還合作出版了《說理文概論》和《與中學生趣談邏輯》。
五、法學家人性與黨性統一的最高境界是挺身護法仗義執言
法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本質上是實踐的。法學教授從事法學教育，身教重于言傳。
我們處在一個公權力特別強大，公民基本權利保障還不夠充分的社會和國家，在這樣的社會和國家，法學家的學問和人格特別容易發生分裂：一個法理學教授整天講公平正義人權，卻可以面對不公不義的現象熟視無睹，對人權遭踐踏不置一詞；一個憲法教授民主法治憲政不離口，卻同時認同甚至擁戴專制暴政、認同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違憲違法剝奪，對違憲保持沉默；一個刑法教授寫起來著述等身、講起來口若懸河，但對舉世關注的冤獄保持緘默，不敢對枉法追訴、踐踏人權的非法公權力行為說半個不字。
我們社會普遍認為，法律是人民的意志與執政黨的主張統一，其中，憲法是人民的根本意志與執政黨的最重要的主張統一。這就是說，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權威是人性與黨性的共同要求。面對踐踏法律的行為挺身護法、面對顛覆公平正義的做法仗義執言，必然要不同程度地承擔犧牲個人安全、自由和利益的風險。冒犧牲個人安全、自由和利益的風險表現出來的人性和黨性，是最高境界的人性和黨性。
法學家人性與黨性的最高境界是挺身護法，仗義執言。吳家麟先生1957年在《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導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發言，就表現了挺身維護憲法的精神。當時他批評了執政黨“在運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有毛病，甚至有嚴重的毛病。領導干部在對制度的運用中存在不少的問題”；認為“不能以黨代政。以黨代政就牽涉到政治制度問題”；“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沒有按規定召開，開得也不及時。……沒有真正起權力機關的作用”；“有些部門沒有作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法制觀念也不強，甚至還有不遵守法制的現象。”為此，他要求“加強對國家機關人員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領導機關首先在嚴格遵守法制方面作出榜樣”。
自然，吳家麟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受到多年勞動“改造”的懲罰。湯翠芳女士對吳先生的言行實際上是理解認同的，不僅“分享”了“組織上”和公權力對吳先生的懲罰，自己也受到了單獨的懲罰。
吳家麟雖然做到寧夏大學校長的位置，但他在可能的時候仍然注重通過做兼職律師來體察社會，他代理的案子基本上都具有維護法制、仗義執言的性質，其中不少是免費的。在這些案件中，有四件影響較大：第一件是支持工會抵制“假洋鬼子”侵占、維護廣大工友切身利益的寧夏自治區總工會訴匯龍物業發展有限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第二件是吳教授義憤填膺，認為被告“欺人太甚”，因而義務代理的“銀川市時新服裝廠訴銀川市經濟委員會行政侵權案”，這是一起行政訴訟官司；第三件是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一個醫療責任案；第四件是一個重大殺人搶劫案。其中吳教授代理的后面兩個案件值得多花點筆墨評說。
上述吳教授代理的第三個案件，就是當年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黃德金、龐淑媛訴寧夏長慶采油三廠職工醫院醫療責任案”。這是吳教授出于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庸醫不負責任的憤恨而接手的一個醫療糾紛案，辦理此案前后耗時5年。他教學科研很忙，接這么一個案子的原因，僅僅是由于對下面這樣一種情況看不過眼：“一個少女，因為一個小小的闌尾手術就慘死在醫院里，院方本當引咎自責，主動承擔起責任，給死者家屬一個公道的說法，在經濟上給予補償，可是醫方卻企圖掩蓋事實真相，逃避應負的責任。這件事我能不管嗎？何況我的學生上門來求我，我能拒絕嗎？” 在這幾個案子中，吳家麟教授都有效地維護了被代理人的利益，伸張了正義。
或許，最能展現吳家麟教授挺身護法仗義執言的法學家品格的，是它代理的第四個案子，即“程鵬、邵小旦、余大偉殺人搶劫案”。在該案審判過程中，吳教授擔任被告之一余大偉的辯護律師，為維護罪罰相當原則與控方進行了不屈不饒的抗爭。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事情。從后來查明的情況看，這個案子的真實情況大致如下：余大偉與程鵬、邵小旦是同事，有一次余大偉就為了要回3000元抵押金跟程鵬外出，不意程鵬、邵小旦在這個過程中持獵槍殺死一人。后查明，程鵬此前還曾單獨殺害多人。于是公安機關將余大偉作為陳鵬、邵小旦殺人大案的共犯予以逮捕。當時據說公安部門是治安形勢的需要，積極介入輿論宣傳，將余大偉描繪為陳、邵二犯的共謀。其時，多家報刊按公安部門的誤導性說法，宣稱余大偉與另外兩名犯罪嫌疑人一起，目無法紀、膽大妄為、肆意殺人、搶劫、惡慣滿盈，罪該萬死。
家人問吳教授：“看來這個案件已成鐵案，你這個細胳膊扭得過公、檢部門的大腿？”意思是讓他不接這個案子。
吳教授氣憤地回答：“這是一起典型的先判后審的案子，他們這樣做是違法的。我倒要看看是法大，還是權大？”
家人又問：“你考慮過沒有？如今是過渡時期，在許多地方仍然是權大于法。如果你的辯護不被法官采納，你的名聲將會怎么樣？”
吳教授回答：“名聲事小，護法事大。余大偉和程鵬、邵小旦不一樣，怎么能硬把三個人捆在一起，‘罪罰相當，刑責自負’的原則到哪里去了？”
有朋友知道吳教授擔任余大偉的辯護律師，好心勸他：“你這個大人物何必為一個小人物擔那么大的風險？”
吳教授答道：“我不是大人物。人命關天，生命對于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大人物的命貴重，小人物的命同樣貴重。該殺的當然要殺；不該殺的，不能枉殺。我擔任余大偉的辯護律師，不僅僅是為了幫助他，更重要的是要捍衛‘罪罰相當，罪責自負’的刑法原則，維護法律的尊嚴。”吳教授毅然接了在當時“從重從快”的大案，擔任被告人余大偉的辯護律師。
我國的刑事大案，審判前的報道、宣傳往往都是被警方操控的，難免形成未審先判的局面，余大偉卷進的這個大案也不例外。所以，當庭審進入辯論階段，吳教授上臺為余大偉辯護時，因舉了與報上宣傳不同的一些事實和應該從輕的情節，聽眾不斷起哄。因為他們早已先入為主，認為他們三個是一伙了，全是死有余辜的惡魔，律師不應該為他們辯護。在庭審中，吳教授為余大偉辯護的主要論點是：第一，被告余大偉雖然參與了劫車殺人案，但情節顯著輕微，他沒有殺人，是脅從犯，應“比照從犯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雖然吳教授的辯護意見于法有據，證據充分，但有關法院還是按“既定方針”判決。1995年8月23日，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刑事判決書。判決書中對余大偉的判決是：被告人余大偉犯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吳教授看了判決書，氣憤地說：“這簡直是拿法律當兒戲。明明沒有殺人，硬說犯了殺人罪；明明夠不上搶劫，硬說犯了搶劫罪。”
當天下午，吳教授寫好上訴狀送到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遞送完上訴狀，就準備動身去北京向最高院反映情況。高院院長也支持上最高院反映情況，認為不這樣做可能就來不及阻止這起錯案了。經過到最高院反映情況，案件有了轉機。寧夏高院鄒院長說：“高法（即最高人民法院）指示，要我們進一步弄清事實，刀下留人。前兩天我們開了審委會，大家的意見是判無期（即無期徒刑）。你是知道的，公安是老大，他們只認定原先的事實，堅持要判死刑。上面的指示要執行，公安又不能得罪，難哪！”可見，警方指揮或主導檢察院、法院辦案，是中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傳統“特色”，盡管這種特色明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和精神。令人難免擔憂的是，這類“特色”在今日之中國似乎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著。
由于吳家麟教授挺身護法仗義執言，上下奔走，寧夏高院終于改判余大偉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是一份各方向公安妥協的判決書。吳教授不滿意這個判決，認為法院認定的事實有誤，量刑過重，但好在被告沒有被冤殺，人頭保住了。余大偉家屬為了表示對吳教授的感謝，給他送來了2000元酬金。吳教授沒有收，而是勸她用這筆錢買架縫紉機，在家里一邊看孩子，一邊收點縫紉活度日。
吳教授的上述義舉，都得到了夫人的理解和支持。
六、一點感想
吳家麟教授和夫人湯翠芳教授婚姻珠聯璧合，事業夫唱婦隨，分享同一價值觀，一起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于今他們兒孫滿堂，在祖籍福建安度晚年，生活平靜幸福。好人終獲好報。
在吳家麟教授八十大壽的時候，我曾從四個方面概括他的學術思想的特點，其中首要的特點，就是他所持“平民立場，人道立場，人性立場”。我今天依然堅持這樣的評價。我之所以特別看重平民、人道、人性這些價值， 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特別缺乏這些東西。在民主法治健全的社會，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部長、省長等等一干高官，通常是從平民身份通過競爭性選舉上去的，任期屆滿或下次競選失敗，他們得返回平民階層，至少在法律地位上是如此。因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平民價值通常不太缺乏。而一個高官只要不能永遠占據官位，只要他/她來自平民并且按制度在十分有限的任期終結后不能不重返平民社會，他/她就絕對不可能完全丟掉平民本色。有平民本色就會有人性和人道，沒有平民本色就會失去人道和人性。所以，民主與人性、人道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國外有政治家提倡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對于傳統社會主義來說，確實不失為對癥下藥開的處方。
吳家麟、湯翠芳教授，其中至少是吳家麟教授，屬于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開創的民主科學新風氣下和在與專制特務政治的斗爭氛圍中已經形成了獨立人格和價值觀的知識分子。[5]這批人很難真正被“改造”為屈從人治獨裁思想文化的認同者。自秦漢開始，我國的文人學者都是在封建專制的政治氛圍下、在以獨尊儒術、下跪和磕頭為本質特征的政治文化環境下成長的。他們有自己的節操觀，但他們節操觀中的最高境界不過是以忠君為前提的“死諫”（即所謂“武死戰，文死諫”），與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基礎的公平正義觀念毫不沾邊。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之后，我國有幸形成了一個有別于傳統封建文人的新型知識分子階層，這個階層的成員，主要是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后若干年里由中國自己的大學和當時先進國家的大學培養的一批畢業生。這個新型知識分子階層中的許多人，1949年后雖然受到“反右”、“文革”的殘酷打擊，但康復過后依然能夠保持并繼續展現有別于傳統文人的一些優良本色，仍然敢于挺身護法、仗義執言、甚至為民請命。這對于他們來說很自然，但也非常不容易。有些人說，現在只有老先生敢講幾句真話，因為他們退休了、無所謂了！這是對社會政治現象的自然主義解釋，實際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年壯氣盛都不敢說幾句實事求是的真話，七老八十反而能行了？生活中沒有這種邏輯！
我們還應該看到，“反右”、“文革”雖沒能完全“改造”吳教授那一代人，但是以這些運動和事件為主要標志的總體政治文化氛圍，卻“塑造”了不只一代“新新”知識分子，這些“新新”知識分子在人格和價值觀方面，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繼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之后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基因，但恐怕更大程度上表現出的是向中國傳統文人學士臣民意識的回歸。如果說我們 “新新”一代知識分子與傳統文人學士階層有區別，那就是我們有與外部世界接觸多、電腦用得熟、接受新知識快、對個人權利敏感等特點，同時又往往有愛財愛虛名、媚上媚權、邀功邀寵、官癮大、骨頭特別軟等缺點。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不以 “死諫”為美德的，通常也沒有舍身護法、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的氣概或勇氣。可見，歷史上“反右”、“文革”之類運動對我們新一代的負面影響遠遠重于吳教授那一代，因為，他們那一代是在人格和價值觀形成后遭遇這些運動的，作為后輩的我們卻是在這些運動中出生并在這類運動造成的政治文化環境下形成人格和價值觀的。雖然，影響我們人格和價值觀的因素很多，但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看來是首要因素。
吳家麟教授曾經是他們那一代法學家中有學問、有節操、有良知和思想解放的有代表性人士之一，遺憾的是，他現因年事已高且疾病纏身已失去了寫作和在社會上發聲的能力，不能再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鼓與呼了。倘若不是如此，倘若他仍然健康，我確信，在這個社會轉型的時期，他一定能夠發出體現時代潮流的強音。我甚至相信，如果吳家麟教授身體健康，他一定會愿意以律師的身份到今天的重慶法院出庭為李莊做有力的辯護。
時代在發展，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黨性日益取得了國家性的外觀，這是形式上不同于從前的地方。但對于學者來說，如何盡可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人性與國家性統一的要求，如何在人性與國家性經常形成的夾縫中自處，依然是今后大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和挑戰。為恰當應對這些挑戰，閑暇時讀一讀湯翠芳教授的《執子之手》或許會有所增益。
2011年4月6日于上海
[1] 湯翠芳著：《執子之手》，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涉及的吳家麟、湯翠芳教授的歷史資料和未逐一注明出處的直接引語，都源自該書。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
[4]童之偉：《關于治憲法學的幾點思考》，《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
[5] 吳家麟1947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