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浙江寧波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1983年至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曾擔任七屆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等職,1985年至今任中國經(jīng)濟法研究會副會長,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
□本報記者 蔣安杰
江平口述、陳夏紅整理的江平自傳《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日前由法律出版社隆重推出,并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舉行了首發(fā)式。
江平現(xiàn)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是我國著名法學家、法律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作為一名學者,江平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每每在重要關頭為私權吶喊,被稱為中國“法學界的良心”、“時代的法學教師”,其標志性名言“只向真理低頭”,已成為其人生的真實寫照。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更將其尊稱為“永遠的校長”。
江平在這本近四十萬字的口述自傳中,采取了直敘的筆法,詳細地回憶了自己八十年人生經(jīng)歷中的沉浮與枯榮,直面歷史進程中的傷痛與是非,是一部近年來法學界難得的口述自傳佳作。該書分為“似水流年、廿載逆境、我的教與學、大立法時代、為法治吶喊”五卷,將江平先生一生中所有的磨難與堅守、坎坷與奮斗、榮耀與屈辱,一一呈現(xiàn)。
法律出版社社長黃閩在致詞中談到,江平先生一直是深受學界敬重的具有崇高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已年屆八旬,仍然以極大的熱情匡扶著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問題,并以一個學者的良知向社會公眾表達他對國家法治進程的呼喚,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期待。他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每每在重要關頭為弱者發(fā)聲,為公民權益吶喊,被尊為“中國法學界的良心”,只向真理低頭已成為他人生的真實寫照。可以說江平先生代表著中國法學的一種擔當,維護公平正義的精神,他不僅在法學界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力甚至超出了法學界之外。
江老師的三點品質(zhì)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教授指出了“老校長”江平先生身上最值得學習的三點品質(zhì):一是睿智,江平先生對我國法治建設和法學教育的遠見卓識常常超出我們許多法律界和法學界的人；二是寬廣的胸懷。盡管江平先生一生非常曲折、坎坷,受盡了許許多多不應該受到的磨難和不公平的對待,但他始終向著光明；三是言行。中國政法大學有一種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頭的勇氣和骨氣。而江平先生的言行對這種精神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江平先生永遠是法大的一面旗幟,他講的“法治天下”,“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影響著許許多多的法大人。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申衛(wèi)星教授是江平老師的學生,對老師的個人經(jīng)歷也有很多了解,甚至曾經(jīng)在江平老師家里看到江老師小時候穿著到“現(xiàn)在還很時髦的背帶褲”的照片,也知道江老師原來叫江偉璉……但他閱讀了《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這本書之后才發(fā)現(xiàn),他對江平老師的了解還遠遠不夠。因此,他十分感慨地說到江老師是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書。
他說,江老師在法律界和法學界影響是很大的,很多人在學習和模仿江老師。江老師的名字是可以復制的,但他的人生經(jīng)歷是任何人都無法復制的。江老師研究的主要是民法,他在用自己的言行來詮釋著民法的價值、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精神。
江老師的兩個心愿
江平老師在發(fā)言中談到了自己的兩個心愿,一是設立一個獎學金,一是給自己出一本回憶錄。
第一個心愿在十年前就實現(xiàn)了。江平老師說,“在當時設立獎學金有點破天荒的意味,或者說有一點顧慮。因為以自己的名字設立獎學金,而且人還活著,可能有點太張揚、有點太突出自己。但是十年后來看的話,我覺得是不后悔的。因為現(xiàn)在我們法學界很多人也搞起了這個獎學金,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有意義的。”
另一個心愿是江平老師在七十歲時許下的,就是在八十歲的時候出一本回憶錄。江平老師深有感觸地談到,“這比我的獎學金要困難得多。因為獎學金是錢的問題,還好說,物質(zhì)上的問題總體上是好解決的。經(jīng)過兩次的籌款,獎學金到了兩百多萬。但要寫回憶錄這個心愿是比較困難的。一個是因為法學界還沒有一個活著的人來寫自傳,另外呢,自己也沒有多少事跡。嚴格說來,我一輩子都是在學校工作。從留蘇畢業(yè)之后,就到了北京政法學院,除了文革期間,遣散的時候,我下放到了延慶,而那段更沒有什么好敘述的。而且我本身也不像有些人參加了一些領導工作或者說上層背景,我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背景,有時候覺得真的沒有什么好寫的。所以我在序言中說,我拿起筆來寫了半天寫不下去了,或者說寫了幾萬字,或者有將近十萬字左右,我覺得沒勁了。幸虧教研室和學院給予鼓勵,最后找來夏紅來錄音和整理,給了我很大的勇氣,所以我最后還是把它寫完了。到現(xiàn)在我也沒有覺得這本書有什么很轟動的效應,因為所記載的事情不是什么很引人入勝的。大家關心我的,一個是留蘇的一段時間,這個可能有點兒新鮮感；再有一個是想看看我這個“右派”是怎么劃的。這部分我還寫得比較詳細,也把自己的內(nèi)心感受都寫出來了。其他的,復校之后,立法的一些問題是有些新的,但并不十分突出。寫完這本書之后,我感覺肩上的重擔放下來了,也可以說,這一輩子我該交待的都交待完了。我也沒有其它的宏偉的寫作計劃,我對得起歷史了,對歷史有了一個交待。在這一點上來說,應該是一個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