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沐老先生百歲誕辰漸漸臨近，40多年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諄諄教誨時時在我腦中縈繞，為他寫點什么的想法愈來愈濃。其實，北大吳志攀教授和邵景春教授曾多次跟我提及，希望我能寫點東西，以紀念老先生對法學界及我國改革開放所做的貢獻。但一是因為工作繁忙難以脫身，二來芮沐老師對我的影響與教誨之深，總覺一紙文字實難表述恰切，故遲遲不能下筆。
今日我決定不再拖延，雖拙筆一支，然敬意無限。
芮沐老先生是我的恩師，是我的益友，曾給我莫大的支持與幫助，在我法學思想的形成以及為人處事的態度上，有著無可替代的深刻影響。
我于1965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后留校任教，于1981年赴美學習，1983年歸國后不久即離開北大，投奔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這些小成績，主要得益于北大的老學者們對我的教育和栽培，尤其是魏振瀛教授、羅豪才教授、朱啟超教授、由嶸教授等等。但是不可否認，在我的人生中對我起關鍵推動作用或可以稱為我人生轉折點的指路人的就是芮老先生。
初次識得芮沐先生是41年前，也即1965年的秋季。那時我剛剛高中畢業考入北大法律系，當我懷著年輕、好奇的心在那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大校園里徜徉時，宣傳欄的幾幅照片深深吸引了我。照片上是我從末見過的美男子，端莊而有棱角的臉龐，身穿整潔的西裝，在金發碧眼的人群中講著什么，聽眾們認真地傾聽，眼中是顯而易見的敬羨。這就是芮沐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健康、英俊、智慧的完美結合帶給我強烈的視覺沖擊。趕緊轉身問學長，照片上的中國人是誰��？學長說，這是芮沐教授啊，正是你們法律系副主任。從此芮沐這個名字深深地烙在我心里。
盡管我一直在打聽，可大學一年級直到文革前，我都無緣見到芮先生。真正見到芮老是在文革中，那時他已經60歲了，看上去好象只有40歲，身著中山裝在校園里勞動，但依然能從他的身上感受到飽學之士的睿智和從容。
真正感悟到芮先生的才智，則是在文革的混亂與動蕩已然過去，而我也已畢業留校之后。那時北大東門旁邊有個露天游泳池，我經常去游泳。芮先生也常去那兒，而且技術特別嫻熟，就像一條在水里自由活動的大魚。這時，我就能找到機會和他攀談，于是漸漸熟識了。閑談中得知他也是上海人，又恰與我母親同歲，不覺中彼此的距離又近了好多。他多次向我強調身體的重要性，在德國讀博士時他還是那個大學的足球運動員。芮沐先生對我學術思想和人生觀的影響從此拉開了序幕。
正在其時（約1976年），北京市委發了文件，要求全市公民學習英語，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們整個學院的中青年老師都為此振奮，努力學習。我一直學的是俄語，在文革中也都荒廢了。那時我們的英語教師奇少，大家都只能跟著廣播學。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很幸運地遇到了廣播電臺以外的兩位良師，一個是芮沐老師，另一位就是王選院士。 芮沐先生懂德、法、俄、英四種語言，但他多次提到，他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語。他經常要我在他面前朗讀英語，他則認真地傾聽，不厭其煩地為我糾正。還提醒我說，英語是交流工具，語速可以慢，但一定要讓人聽懂。他說，要想真正說好口語就一定要有書面英語的基礎，要我戒驕戒躁，耐心積累。我慢慢靜下心來，按照芮沐先生的話來做，果然英語漸漸有起色了。
1978年后，改革開放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沉寂了十年之久的各種社會思潮開始驚濤駭浪般拍打中國大陸這片沉睡的土地。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們敏感地嗅到了中國將要發生巨大變革的氣息。當時各種思潮撲面而來，使人應接不睱，北大當然是首當其沖。1945-1947年芮沐先生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做過訪問學者，在這兩年期間他獨特的性格魅力使他周圍聚集了一群美國朋友，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學者，并在芮先生回國后的數十年中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這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愛德華教授、哈佛大學的吉米.科爾、陳海華博士等等，他介紹他們來北大法律系講學。芮沐先生那時十分活躍，熱情高漲，在東西方文化思想融合的潮流中如魚得水，與其古稀的年齡形成強烈的對比。與此同時他也盡力為我創造條件，讓我有機會與外國學者接觸，交流思想、同時也提高我的英語口語。那時我國還沒有研究生制度，我也尚未成為他的研究生。恰是這段生活使我對國際經濟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1979年我考上了研究生，最終選擇了芮沐先生做我的導師，正式師從芮老先生。那是他是北大國際經濟法領域的學科帶頭人，也是我國國際經濟法的奠基人。當時我國法學界普遍認為國際經濟法僅是調整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法律，而將其劃歸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國際公法教科書中的一章。而芮老先生對此則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國際經濟法是獨立于國際公法的一個學科，其內容不僅包括以上通說中的見解，還包括調整跨國商業組織及商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法律。這就使得國際經濟法可以直接服務于企業和商人，更接近現實，更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如今他的見解早已為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和發展所證實。
芮沐先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學術先鋒，他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在我做研究生期間，芮先生一方面鼓勵我多寫學術文章，參與到改革開放的學術大討論中去;另一方面積極地給我們后輩創造條件，參與社會實踐。在他的幫助下，我到中國外資管理委員會法律部實習，從而有機會參與起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討論，以及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樣板合同、樣板章程的起草等一系列立法工作。這讓我第一次觸摸到在中國政治的龐大肢體中，改革開放有力的脈動。
1981年芮老動用自己的各種社會關系，送我和張力行去美國深造。出國的各種繁雜手續及名目繁多的費用都是芮老一手操辦的。他對我們說，一定要到國外去，提高英語水平、了解美國社會、建立社會關系，更要學到國際經濟法專業的精華，然后回國建立發展我們新型的國際經濟法學科，他希望我們早去早回。我們帶著導師對我們的殷切的期望去了美國，并按時回國，沒有片刻的遲疑。一回校，我就開了兩門課，公司法和國際投資法，深受學生的歡迎。
然而，正當我們對新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滿懷憧憬的時候，我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對外經貿大學任教。在我離開北大的時候，芮老無限感慨地對我說，世界很大，樹挪死，人挪活，在別的地方也許能更好地發揮你的能力，但一定不要放棄國際經濟法的專業方向。并要求我為他的學生再上二年的課。他說，希望我能與他在對外經貿大學的另一位年長的學生－－馮大同先生一起把國際經濟法這面旗幟樹起來，并加強與北大大本營的交流與合作。來貿大后，我繼續為北大的學生講課，芮沐老先生也多次來貿大指導我們國際經濟法專業的建立和發展。
今天我終于可以說，我沒有辜負芮老先生對我的期望。從北大到貿大，我從芮老手里接過國際經濟法的火種，按照他當年指點的方向，在貿大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在貿大法學院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在馮大同先生、沈達明先生奮斗的基礎上，樹立起了國際經濟法的旗幟。2002年，我校的國際經濟法專業被評為全國重點學科；中國法學會國際經濟法學研究會秘書處也設在我校，而我本人也被推任為首屆國際經濟法學研究會的會長；2006年，我榮獲教育部高等院校“國家級教學名師”獎�？梢赃@么說，如果沒有芮老先生的指導就沒有我在學術上的發展，至少，不可能如此迅速而有成效的發展。我依然記得芮老在繁忙工作的間隙翻看我的碩士論文，記得他騎著車子一次次地來到我住的平房或集體宿舍討論問題……
芮沐老先生是改革開放的學術先鋒，是我國國際經濟法專業的奠基人，是我永遠的導師，是位真正的名師，成功的名師！
謹以拙文一篇敬賀芮沐先生百歲華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