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晉藩 1930年生，遼寧省沈陽市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原院長。1983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中國法制史博士生導師，1988年被評為國家重點學科法制史學帶頭人，1991年享受國家特殊貢獻津貼。最高人民檢察院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家協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律史學會專業顧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原成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名譽會長。
采訪張晉藩先生的那天是端午節，下午兩點半，晉藩先生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忙著處理各種事務。記者剛走進門，先生馬上起身，迎上前來，熱情地與記者握手。
晉藩先生身著淺色襯衫，看起來風度翩翩、瀟灑自如，舉手投足之間，無不展露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熏陶出的儒雅風度。晉藩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法制史專家，一直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50多年來，他以淵博的專業學識、嚴謹的治學風格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飲譽學界。他曾稱自己“七十歲的年齡、五十歲的心臟、四十歲的腦筋”，此言果然不差，言談之間，晉藩先生精神充沛，思維敏捷，記憶力甚佳。
晉藩先生在他所鐘愛的法制史領域內，擷取歷史經驗和規律，為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實施依法治國方略服務。出生于1930年的晉藩先生，本身也正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能夠基本形成，這其中有多少曲折，多少辛酸，走到這一步真不容易啊。”提起中國的法律體系，晉藩先生的目光變得深邃而悠遠。穿越歷史的云月，先生向記者緩緩講述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故事。
西學引導下構建起來的中國近代法律體系
“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我們還是應該提一下中國近代法律體系形成的歷史。”
晉藩先生說，晚清時期，在西方法治學說的引導下，開始仿大陸法系構建中國近代法律體系。修律大臣沈家本根據“法與時轉”、“治與時宜”的進化歷史觀，論證了修律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闡述了“務期中外通行”的修律宗旨。在翻譯西法與考察調研的同時，初步建立了以大陸法系為淵源的近代法律體系。經過沈家本等人的努力，晚清修律與大陸法系接軌，建立起以《憲法大綱》為核心，內含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近代法律體系，這是中國傳統法律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基礎上，所發生的歷史性的變化。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采取以法典為綱、以相關法規為目，將法典及相關法規匯編成《六法全書》，最終完成了近代化的法律體系———六法體系的建構，實現了法律形式上的現代化。六法體系為六個部門法即憲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或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以基本法典和相關的單行法為主干，并附以司法院的判例、解釋例。在六法體系中，基本法典具有相對穩定性，是法律統一適用的基礎單行法。司法解釋則以其靈活性和針對性強的特點，更有效地發揮基本法典的作用，以實現國家的政策需要。
這樣，制定法與判例、司法解釋相聯通，構成了一個具有互補功能的法律體系。“但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本質決定了它雖然建構了中國歷史上現代化的法律體系，卻不可能實現憲政與法治。”晉藩先生說。
充滿曲折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始構筑之路
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宣布“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下，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應該廢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為依據，而應該以人民的新的法律為依據。”這個指示劃清了新舊法律的界限，明確了新中國司法工作中適用法律所依據的原則，闡明了法制建設的理論基礎和取向。晉藩先生說，那時候有一種說法，叫“繼承六法，等于人口里安一個狼牙”。
1950年，晉藩先生到人民大學讀研究生，1952年做教員。在他的經歷和記憶里面，新中國成立以后一段時間，立法出現了一個高潮。1950年以后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法、鎮壓反革命條例等，特別是1954年制定第一部憲法的時候，可以說當時是立法的高潮。“1954年憲法制定以后，大家感到中國法治時代的到來，人們很自覺地遵守1954年憲法，認為這是衡量一個人政治覺悟的重要尺度。”晉藩先生說。
盡管這些立法尚不完備，而且帶有某種過渡性，還構不成體系，但以1954年憲法為核心，為新中國的法律體系建造了構架，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也營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圍。
然而，“文革”來了，1954年憲法所確定的一些正確的法律原則被批判了。1958年以后，法制改革大躍進也和整個社會的經濟大躍進一樣沖昏了人們的頭腦。晉藩先生說，那個時候，很多課程在法律院校都被取消了。
“在1958年的時候流行一種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受法律限制。”晉藩先生說，這個理論的導向就是無法無天，可以說是給無法無天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既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受法律限制，那么任何行為都可以假定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而把法律踢開到一邊去了。在那個時代，人們的權利很少受到法律的保障，而法律也都不存在了，公檢法也都被打亂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就是法了。教學大檢查，檢查資產階級法律觀點，“依法治國”就是最典型的資產階級觀點。作為立法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壓縮機構，精簡人員。1957年10月至“文革”前只制定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戶口管理條例、農業稅條例、商標管理條例等。在近10年的時間里只進行了如此少量的立法，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法制建設已經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了。
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鄧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戰略任務，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建設方針。從此，中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了涉及面廣泛的立法。
“雖然在很短時間內立了很多法，但是并不草率。”晉藩先生說，從1991年開始，全國人大再次加快了立法的步伐，其中僅1991年至199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就審議通過了109部法律，國務院制定了171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立法2300多件。
晉藩先生說，我們實際上用二十年的時間就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這樣，以憲法為核心，以民事、經濟、刑事、軍事、科技、教育、環保、社會保障等各方面基本法律為支柱的法律體系就大體建立起來了。可以說，實現有法可依的過程也就是逐漸建立法律體系的過程。
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要建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沒有問題，但我們到底需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法律體系，在認識上是有個發展過程的。”晉藩先生說。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在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講，我們要努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晉藩先生說，之所以這樣提，是由當時的大環境決定的。那個年代，“市場經濟”是個新東西，大家都想去實踐一把，大學生下了課去倒賣牛仔褲，教授出去擺地攤，連流行語都是“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晉藩先生說，我們國家的大政方針就是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如火如荼地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所以法律方面當然也要符合這個整體形勢，因此我們主要是在進行經濟方面的立法，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了“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變成黨的治國方略。晉藩先生說，1958年批判教學觀點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學生來檢查教師的講稿，檢查修正主義觀點，檢查資產階級觀點，“依法治國”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觀點，是要給予批判的，而今天變成了國家治國的方略了，這中間有多么驚人的變化，我們當時又是激動又是高興啊！這個變化說明什么呢？這說明歷史的潮流不可抗拒，這說明我們領導人的眼光和魄力，這說明黨中央在治國的思想上發生了變化。
在這一總的方針指導下，我們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正說明我們國家對法律的認識再也不是工具主義的了！可見，我們要建一個什么樣的法律體系，從來都不是孤立思考的，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治國理念來決定的。
如何體現中國特色需要進一步思考
1998年初，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維澄召集組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研究建立這一法律體系的現實基礎和今后的立法任務。
晉藩先生是專題研究小組成員之一。他回憶說：“當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中國特色’的討論還是尚有余地的。”
“我們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怎樣體現中國特色呢？黨的領導？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當然這些都是，可是還不夠。我們應該進一步挖掘，要從我們法律的性格來考慮這個問題。”晉藩先生說，要體現中國特色，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能脫離中國國情，中國的傳統法有很多是值得汲取的。
“我們的中華法文化是世界文化苑中的奇葩，它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相沿數千年而未中斷，很長一段歷史都是世界其他國家立法的模版，不僅為中華民族不同時期的發展進步提供了法文化的支持，而且也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法文化寶藏，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東西丟了。”晉藩先生說。
移植外國先進的法律促使本國法制發展，是世界各國法制近代化的共同規律，也是中國于20世紀初期改制修律，建立近代化法律體系的基本模式。但是注重吸收代表人類法制發展趨勢的法制文明成果的同時，也要根據本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體現中華民族的特點，設計符合中國需要的法律體系。晉藩先生說，只有這樣，我們所建立的法律體系才可能既是先進的，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概括起來，就是要“兼取中西，走中華民族自己的路”。晉藩先生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定是本土化的。我們要把中華法制文明傳統中跨越時空的民主性因素加以科學地總結，融入到現實的相關立法中去，務使歷史的與現實的結合，民族的與世界的結合。
到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并將于2010最終形成。晉藩先生對此很樂觀，他相信，這個目標肯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