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話 中，把讀書叫做“念書”。在徽州人的觀念中，男孩念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也是一生中必須做的事情。徽州的民諺說：“男孩不念書，不如養頭豬”。今年是我到人大法學院（當年稱“人大法律系”）念書三十周年的日子，前幾天是學校規定的七九級返校日，我的許多當年的同學紛紛從祖國各地返回學校（我雖在人大教書，但也在返校校友隊伍之列）。這個日子不由地勾起我回想起當年來人大法學院念書的彼情彼景。
一、填志愿
記得當年是先考試，待成績發榜之后再填報志愿。某日，正在田間勞動，忽見有人匆匆來報：“你的成績已經出來了，明朝趕緊到學校去看看，好象考得不錯！”村里離學校相距十華里。次日，吃罷早飯，即刻步行趕往學校。
找到班主任，初見自己的成績時，少有驚訝，未料到自己在有兩科發揮得不甚理想的狀況下還考得不錯。班主任說，須即刻填報志愿。說到填報志愿，于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填報志愿基本上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學校，二是專業。當然，最困惑的是填報什么學校。
一是父母對于此類事情可以說“一竅不通”，不能提供任何幫助。我母親是文盲，對于高考及填報志愿可謂一無所知。我父親在外工作，通常不在家中，即便在家，也所知甚少。在當年的農村，父母并不在乎你上什么學校，而只在乎你是否能夠離開農村，成為城里人，端上鐵飯碗，脫離農村這一“苦海”。不似今天之父母，為子女上什么大學而絞盡腦汁、而費心勞神。
二是學校里的老師我基本上不認識，即基本上沒有可信賴的老師可供咨詢。在高中階段，我念過三所學校。第一所中學為社辦中學，這所中學在我就讀了一年多以后即告倒閉；后費盡周折轉入第二所中學就讀，就在我在第二所中學就讀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時，縣教育局決定按照“舉國體制”迎接高考。于是，在全縣范圍內對應屆畢業生進行考試，將最優秀的學生選拔到一所已經空置的稱為“五七大學”的校舍學習，并同時集中全縣最優秀的教師給這些學生上課，這些學生的學籍仍保留在原中學。我的學籍便保留在第二個中學，但人卻在“五七大學”學習。我們的同學經常打趣說，我們在念大學之前已經念過一個大學了。高考成績下發到第二個中學，填報志愿亦由第二個中學負責，故對這里的老師較為陌生。
三是當年的大學剛剛開始恢復招生，基本上沒有宣傳，可以說我不認識、不了解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
當我正在為填報哪所大學愁苦時，一位老師模樣的人經過我的身旁，對我說：“你應該填報中國人民大學”。我急問：“為什么要填報這所大學？”他說，我的舅舅就是這所大學畢業的，在這所大學的學生畢業以后都能當干部。于是乎，為了畢業以后能夠當干部，為了能夠光宗耀祖，我便好不猶豫地把第一志愿的學校填寫為中國人民大學。誠如史際春教授所云：“一個人結婚是必然的，但與誰結婚是偶然的。”在我取得一個較好的分數后，上大學是必然的，但上什么大學卻是偶然的。換言之，若不是那位老師模樣的人在我填報志愿時，偶然在我身旁經過，我可能就與人大失之交臂了。
在當年的家鄉徽州，我身邊的人無人知曉“中國人民大學”這所今天在中國鼎鼎大名的大學。在我經過耐心等待，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后，有人問我，聽說你考上大學了，考上的是哪所大學？我答，中國人民大學。又問，是什么大學？我又答，中國人民大學。又問，中國的哪所大學不是中國人民的大學，你到底考上的是哪所大學？我還答，中國人民大學，它就叫中國人民大學。
在決定填報中國人民大學以后，緊接著是填報專業。這個問題相對比較容易一些，因為我當年的口才極差，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口才，可以說平時基本上不說話。因此，什么專業不需要說話，我就填報什么專業。在人大當年在安徽招生的專業中，我填報了法律和統計。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學法律是那些自小就能說會道的人的專利。而我當年并沒有這樣認為，我當年念法律的志向是當法官，在當時的我看來，法官只需要會講三句話就夠了：原告你說，被告你說，最后我來判決。我當年的認識，與念法律以后所看到的“慎言的法官，雄辯的律師”一句形成暗合，心中啞然失笑。在念完法律以后，我并未去當法官，而是當了一名真正需要口才的教師。當年不怎么說話的我，竟然每次被曾憲義老院長介紹給他人時都說，他能把死的說成活的。此時，我都不禁在心中感嘆，都是北京的大環境使然。
二、來人大
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說估計9月開學，具體何時開學待定。整個9月份一直都處在一種焦慮的等待之中，而眼見到其他考取大學的同學都紛紛啟程去往該去的學校，心中更是萬分焦急。周圍的人每次遇到我時，都問怎么還不去上大學？我無言以答，同時也加重了焦急的心情。心里有時也想，是不是被學校騙了？會不會今后當不成干部了？三十年前的9月過的是那樣的漫長。
終于，在9月底盼到學校的正式入學通知，說10月5日開學。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因為沒有人坐火車到過北京，徽州也沒有直接通往北京的火車，因此，誰也不知道到北京需要幾天時間。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楊文海也考取人大（他上檔案系，我們雖都在“五七大學”念書，但學籍不在一個中學，填報志愿時相互并不知曉），我們就在一起商量幾號出發，決定還是早早出發為好，以免錯過了學校報到時間，大學不要我們了，以后也就都當不成干部了（楊同學現為中央戲劇學院的黨委副書記，已經當上大干部了）。
我叔叔在縣里當干部，到過北京，但他是坐飛機來的，見過一些世面，正好他有事情要到蕪湖，我們決定坐他單位的車一起先到蕪湖。我和楊同學都沒有見過火車，只聽說火車跑的比汽車快。1號傍晚，我和楊同學各自坐自行車到縣城我叔叔處集合。傍晚出發的原因是，我們坐的是大貨車，司機、我叔叔、我、楊同學四個人都擠坐在駕駛室里屬于超載，為了躲避警察，只能如此。
早晨大概5點鐘左右，我們到了蕪湖火車站。下車后，我叔叔說，從這里坐火車就可以到北京，我還有事情要辦就先走了，你們一路平安吧。我和楊同學站在火車站前的廣場上頓時四眼茫茫：我們不知道怎么買票，也不知道怎么托運行李。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好一人著看行李、一人去買票，再去辦理托運手續。約8點，我們坐上火車。一個小時左右，到了南京，列車員讓我們下車，說已經到了，這趟火車不到北京只到南京。我們下車又到南京站詢問去北京的火車的時間，回答說要到晚上才有。南京在我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大城市，雖有時間，我們或是因為囊中羞澀，或是因為膽小，實在不敢去看看南京城和著名的南京長江大橋，只是在站前廣場，一邊交換著吃家里的餅、一邊熬著時間。
終于熬到9點多鐘，候車室里開始騷動起來。輪到我們剪票時，列車員說，你們的票不能上車，需要去加快。原來我們買的是慢車票。但當時對于什么是“加快”，到哪里去加快，我們卻是一無所知。頓時，我們倆人急得滿頭大汗。
在火車上，兩顆忐忑不安的心慢慢安靜下來，因為終于可以到我們日夜向往的北京了。就在我們準備睡上一大覺時，坐在我們對面的人非常關心地問，你們去哪里？我們說去北京。又問，去北京干什么？又答，去北京上大學。又問，什么大學？又答，中國人民大學。問者又說，讓我看看你們的入學通知書。我們小心翼翼地拿出入學通知書遞過去。問者看后驚訝地說，你們從北京火車站坐103路到動物園，而北京有好幾個動物園，通知書上沒有寫明到哪個動物園，你們怎么辦？問者自稱是某工廠的采購員，來過北京無數次。聽了他的話以后，我們本已平靜的心又再次被懸提了起來。我在心里不禁暗罵學校，怎么也不寫明是哪個動物園。
因為我們早到了一天，在北京站前并未見到學校接新生的親人，便只好按照入學通知書上所說的路線來學校。先坐103路無軌電車到動物園，再從動物園坐332路到人民大學。在332路車上，因為怕坐過站，一路上全神貫注地聽售票員報站，每到一站也特意看一下站牌。在真的到人民大學時，售票員用非常標準而純正的北京話說“人民大學到了”，可是，我們倆人誰都沒有聽清楚她說的是人民大學站到了，仍然站在車上不動。待汽車剛剛啟動，我們才看見站牌上寫著本站就是人民大學，但為時已晚，只好到黃莊站下車步行到人大。剛到北京的第一天，我便領教了純正北京話發音的含糊不清。
三、開學
那時人大招收的學生還少得可憐，我們這一年級才500多人，法律系也就一個班級，共招收35人，其中還有一半是北京本地學生，不似今天這般紅火。因此，學校各院系也沒有象今天這樣擺攤似的一字排開以接待新生，學校的財務部門也不用收費，可能是因為我們被定位為未來的“社會精英”，那時也不用給學校交付任何費用，一切都被國家“包”起來了。
次日，我便到法律系辦公室報到。進門時，見到班主任，便叫“老師好！”坐在班主任身旁還有一位模樣、年齡均似老師的人，班主任介紹道，這是海燕。我便又叫“老師好！”他很愉快地答應著，并說你好！再一日，正式開學，見到他和我一起都坐在教室里，原來他也是我的同班同學，而并非老師。舉目一望，班級里象他這般年紀的同學還有不少。同學一段時間后方知，這些“老”同學，社會經歷都非常復雜、豐富，有的當過兵、有的在機關工作過、有的在工廠工作過、有的當過教師、有純粹的農民、有的插過隊，等等，可以說干過什么職業的人都有，簡直就是一個小社會，象我等應屆畢業生似乎只占到三分之一。這批“老”同學，由于社會經驗豐富，且一部分同學已經是中共黨員，因此，黨支部當然是他們的，班干部當然是他們的，優秀學生當然是他們的，好成績當然是他們的，入黨當然是他們的，初期團支部也是他們的，甚至班級也是他們的。當年我曾經感嘆，我們這些應屆生真的是“生不逢時”啊！或許是他們覺得我們這些“小”同學知識甚少的緣故，雙方之間的交流并不多見。當然，我們這些“小”同學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知識。
在我入學的第二天，比我高一年級的洪道德（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從新生名單上看到我也是歙縣老鄉，便到我宿舍來看我，并送我一套四卷本的《列寧選集》。這套選集至今我仍珍藏在家，準備退休時再送還給洪學兄。
剛入學時，二炮司令部仍駐扎在我校。校大門口，一邊是學校的保安，一邊是二炮的哨兵，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初入學時，對此感到頗為怪異：大學就是與中學不同，大學有軍人保衛學生！因二炮占據了部分校舍，學生只能在露天吃飯，大風起時，飯里一層塵土；學校只有一間較小的閱覽室，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占座位。一天，班主任正在進行新生動員，正說到學校的光榮歷史時，進來一位經過文化大革命“大風大浪”鍛煉過的高一年級的“老”同學，將班主任從講臺上推到一邊，然后高聲激動地說，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我們怎么能夠學習？走，游行去！就這樣，我到大學以后，還未及正式上一節課，就跟隨大家一起去天安門罷課去了。
回想三十前，我之所以能夠到人大法學院念書，一是要感念鄧小平因胸懷憂國憂民的民族大義而盡可能早地作出了恢復大學招生的決策，二是要感念“文化大革命”對城市教育的沖擊和破壞，才使得我們這些農家子女獲得了上人大法學院這樣的名牌大學的機會。對于后者，是看到因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近年來農家子女上名牌大學的數量急劇下降，或即便考上名牌大學而因交不起高額的學費遭遇被退學的命運，慶幸自己早出生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