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來，陸續讀到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董開軍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王利明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梁慧星學部委員為祝賀王家福教授80大壽而寫的文章，感到十分親切，也忍不住回憶起自己與王家福老師打交道的一些片段。
我于1993年4月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畢業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那時王老師是所長。到所不久，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我的導師曹子丹教授與他是留蘇同學，就我來所一事給他寫過信，然后說了些鼓勵的話，包括要學好外語，以便所里要派年輕人出國時自己的外語不拖后腿。那次見面時間很短，感覺他很忙，但對于一個剛到所里的年輕人來說，還是很難忘。2009年，曹子丹老師80大壽時，曾搞過一個小規模的祝壽會，我和王家福老師都參加了這個活動。家福老師深情回憶了他與曹老師留學蘇聯的友誼，其中特別提到有一段時間他失眠嚴重，于是曹老師陪他出去玩了幾天，結果回來后失眠也好了。
接下來在所里的一次會上，王老師把我和另一位同年進所的民法室的青年學者一起向與會者作了介紹。那次會議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王老師提到自己作為所長，與老所長張友漁比起來，對國家決策的影響要小很多。幾年后，當王老師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委員，并先后兩次進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講法制課，還參與黨代會報告的起草，特別是為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作出巨大貢獻時，我常常想起王老師的這次講話，有一種“形勢比人強”的感覺。
那時，我們幾個年輕人住在法學所院子里的西小樓，所里專門請了一個廚師為我們幾個人做飯。記得有一次，我在宿舍窗戶朝外望時，正看到王老師在院子里向幾位外賓介紹所里的建筑。他們邊談邊走，當走到我的窗戶下面時，只聽見王老師問旁邊一位法學所的行政后勤負責人:那幾個小孩的吃飯問題怎么解決?當他從對方那里得到明確的答復后，放心地點了點頭。我當時感到一股暖流流過，趕忙悄悄地從窗戶邊走開。
后來在法學所的各種會議上，經常能聽到王老師的講話。記得有一次他講到在參與起草黨的十五大報告時，向中央領導同志解釋用“法治”比“法制”好，后來他的這一建議被江澤民同志采納。會后正好有一家雜志向我約稿，于是我就以他介紹的這個內幕為引子，寫了一篇《一字之改，意義重大———從江總書記改“法制”為“法治”談起》。文章發表后，被《文摘報》等多家報紙轉摘。事后，我還送給王老師一份報紙。還有一次，他講到學術研究要獨立思考，有所創新，引用張友漁老所長對他說過的一句話:“不準抄書，就是抄毛主席的書也不給稿費。”
王家福老師沒有官架子，總是給人一副樂呵呵的樣子。那時司機班在我們西小樓有一個休息室，我們常去他們那里看電視，久而久之，與幾位司機師傅也熟了。他們會經常跟我們講一些王老師的逸聞趣事，比如有一次，所里晚上要宴請外賓，司機如約到人民大會堂門口去接他，但久等不見，于是只好進去找他，卻發現他正在那里準備吃盒飯，遂問:您是否忘了今晚請外賓的事?他陡然記起，連忙拿起脫下的西服和領帶，邊走邊系，結果情急之中把扣子系到了錯誤的扣眼里……當他們善意而逼真地模仿王老師的動作時，我相信他們其實是在夸贊王老師的寬厚仁慈。
我平生最易對厚道的人產生好感，所以對王老師這樣有大名、居高位卻從不擺架子的長者敬仰之情日增乃情理之中。一次，在北京飯店會議用餐時(自助餐)，我正好排在他的后面，遂鼓起勇氣對他說:“王老師，您在我們年輕人眼中，真的是德高望重。”他趕忙客氣地說“哪里哪里”。而我，此話說出口后，也感覺松了口氣，因為終于把要表達的意思當面向他表達出來了。
王老師的專業是民商法，他曾擔任全國民法學會的會長。對他在這個領域里到底有多深的造詣，我因隔行如隔山，一直有點好奇。某日，在梁慧星老師的一本書中，發現他提到自己的導師王家福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是如何得民法風氣之先的，遂找梁老師求證。梁肯定地說，在當時，家福老師的思想是民法學界最開明者之一。這次細讀梁慧星老師為祝賀王家福老師80大壽而寫的文章，進一步了解了一些事情的內幕和細節，始知王老師當年在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室主任這個位置上為推動民法學科的發展、推動《民法通則》的頒布所作的歷史性貢獻。
王老師為人低調。有好幾次場合，他和另外幾位老師一起參加活動，大家都希望他能講幾句話，但他總是委婉謝絕，讓別的老師上去講。但他又很熱情。今年春節，我給師友們群發了一則恭賀新春的短信，沒想到很快收到王老師的回信:“祝仁文全家新春愉快!”這成為我整個春節期間收到的最驚喜和最珍貴的短信之一。
王老師的言行總是與人為善，他多次強調人要有感恩之心、報答之情。同樣一件事，別人可能會有所怨言，在他那里卻充滿善意，如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圍繞民法和經濟法的地位問題曾產生過一場論戰，我看到過有的學者回憶這場論戰的文字，至今意氣難平，但作為當時這場論戰的主要組織者和參加者，家福老師卻說，那種友好、平等、理性的交流和探索，增進了學者間的合作與團結。
雖然王老師的口才不是那種演說家的口才，但他的每次發言我還是很愛聽，因為他的發言有內容、有思想，又很真誠，而且一般比較簡短。記得2002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政法大學50周年校慶時，王老師作為校友代表發言(他1952年隨北大法律系合并到北京政法學院，參與了后者的建校工作)，我當時還有點替他擔心，因為在他之前發言的是教師代表江平老師。江老師的演講是法學界有名的，自然效果沒得說。但有點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天王老師的發言也很有激情和文采，我雖然沒有聽江老師發言時的那種激動，卻不知不覺間被他感動得眼角濕潤。
說到王家福和江平這兩位當代著名的法學家，我還感動于他們彼此之間的惺惺相惜。2005年前后，法學所聘江平教授擔任榮譽研究員。在儀式的最后，家福老師應邀致辭，他說，江平教授才華出眾，精力過人，道德文章皆為人敬佩，我們要特別學習他的以下三顆心:一是報效祖國的堅貞的心，二是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敢的心，三是充滿愛的仁愛的心。娓娓道來中，深感王老師對江老師的了解和友誼非同一般。而江先生也動情地回憶起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當他還在延慶一所中學教書時，王老師先后數次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往返于城里和延慶，想把他調到法學所來，后來因為北京政法學院復辦，他要回那邊去才沒有來成法學所，不過對王老師的感激之情卻永生難忘。
王家福老師是一個入世的人，但又是一個有原則的人。有一次，一家律師事務所想通過我邀請他參加一個疑難案件的專家論證，我打電話問他是否愿意參加，他說可以。但后來開會的時間與他的行程沖突，他參加不了。邀請方想事后請他補簽個名，王老師不會不知道那是有報酬的。但他拒絕了，理由是自己沒看材料，沒參與討論。
從所長位置上退下來后，家福老師仍然擔任著社科院的學部委員和法學所的終身研究員。每年的研究生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他的出席和致辭似乎已成為法學所一道亮麗的風景，也成為我隱約期盼著的一次學習的機會。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的畢業典禮上，王老師再次語重心長地叮囑那些即將走上社會的莘莘學子，要襟懷遠大，既要有團隊精神，又不能在原則面前退讓。
十多年來，我個人的成長也得益于王家福老師的多次鼓勵。記得有一次，李步云老師組織一個公法中心的會，輪到我發言時，李老師介紹道，這是一位目前在國內比較活躍的青年學者。此時，王老師插了句話:不只是在國內，在國際上也很活躍。還有一次，法學所聘任大會述職，我按要求匯報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事后在院子里遇到王老師，他說:聽了你的述職，很感動，那么多成果!寥寥數語，盡顯一個法學大家對晚輩的關心。
如今的家福老師，雖然已經八十高齡，但依舊忙碌和活躍在社會上、書齋里。去年底，他榮膺全國十大法治人物，對他的頒獎詞中提到:“他用50年時間做了兩件事: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想;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這當然是把王老師的豐富人生作了高度濃縮，不過，這兩件事確實帶有標簽性。毫無疑問，在中國的法治進程中，歷史不會忘記王家福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