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1994年的春天，我與黎國智教授到上海參加中國行為法學會的第四屆年會。在會上，黎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德意教授。同時我也被告知，這個北京大學教授，曾經出任民政部婚姻司的官員，作過全國的大月老。對于她，我實在是敬畏有加。會議中學術與非學術的交談，加深了我對王老師的了解，也深切感受到她對晚輩的慈愛。
她的先生就是北京大學的劉升平教授。對于王老師，我們那是初識；對于劉老師來說，則是相識很久了。因為劉老師是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的會長，我們每次參加法理學會的會議，總能見到他，并聆聽他的教導。劉老師以他的學識、寬厚、謙和給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加之，他與我的導師盧云教授、黎國智教授具有良好的友誼，這也是我特別敬重他的原因。
1995年我要破格晉升教授職務了，給我著作寫鑒定的就是劉老師。我猜想，劉老師對于我著作的鼓勵性的肯定和褒獎一定是專家組破格評定我教授職務的重要根據之一。
大約是從1996年底開始，我被選為法理學研究會的副會長。由于有著對于劉老師的敬重、感激和工作上的關系，每次到北京如有閑暇，我都會設法去拜望他們。每次，我們總能很愉快地交流。從學術到家庭都廣泛交談。相見和交往多了，感情也就愈加深厚。
每次，我到他們那里，他們總會像對待遠方歸來的孩子一樣，熱情地接待我。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在他們家學會了吃哈密瓜。
我敢說，此前二三十年的總量都沒有吃過那么多的哈密瓜。以前沒有吃的，都被這一次給補上了。也就是從此，我才理解了哈密瓜是如此美味，而不再拒絕。直到現在，每當我吃起哈密瓜，或者與朋友談起哈密瓜，我就會想起王老師、劉老師。
后來，劉老師中風了，導致了行動困難和語言障礙，他不能再參加法理學學術會議了，甚至不再擔任法理學會的會長職務了。但于王老師，每年的行為法學年會上也都能與她見面。從此，我更是一到北京，有時間就去看看他們。我至今還記得他們見到我時的那份喜悅、熱情。
2003年，組織調動我到北京工作了，本想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們相見。
劉老師在病中，畢竟我們還能相見。王老師呢，我們沒有訣別，但是卻永遠地無法相見了。我無法確信人有沒有靈魂，但是我心中一直默念著：王老師，您在天國還好嗎？
——2006年2月4日草于從重慶返北京的飛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