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迎來了建院60周年。繼北大77級校友何勤華、何山在本報連續刊載“北大77級的回憶”、“老照片的回憶”,西政校友張衛平連續刊載“西政——印象79”之后,本報推出“口述歷史”欄目,由人大法學院的一批法學界老前輩、中青年法學家、青年學者為讀者獻上精品文章,敬請關注。
楊大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婚姻家庭法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是我國著名的民法學家、親屬法學界的一代名師。
□楊大文
從部隊走進人大校園
1949年11月貴陽解放的時候,我在清華中學讀高中二年級。當時部隊要招收青年入伍,我那時16歲,和班上的其他同學一起加入二野五兵團分校。1952年,我在成都華西醫科大學學習數理化,適逢人大派了招生組到部隊來調干招生,關懷教授也是招生組的成員。我們200人中有100人被招入了中國人民大學,于是我這樣就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
我到法律系學習的時候,人民大學的教學已經逐步走向正規化。當時學習前蘇聯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完備的高峰階段。那個時候的教學特點非常突出。首先,別的學校不開的課程,我們都開。比如我們第一堂,也是學時很多的課,就是聯共黨史,要學從十月革命前社會民主工黨成立開始一直到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的斗爭等等蘇聯共產黨的歷史。
其次,業務課(專業課)學習前蘇聯也是很突出的。我們的所有課程要學三遍,比如說國家法(憲法),我們要學資產階級國家法、蘇維埃國家法和中國國家法,民法也是一樣的,蘇維埃民法的課時要比中國民法多得多,當時中國民法只講幾十個小時,蘇維埃民法要講180至200小時。另外,就是強調學俄語,差不多和現在青年學英語一樣,是必修課,當時是前蘇聯的專家用俄語給我們上課,現在回想起上課的情景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我上學的時候,集體活動比較多,要搞學生互助組,一幫一、一對一。比如說,我是中學文化程度,相對解放區來的老干部同學文化水平高一些,就要幫助他們,比如補筆記,看他們什么地方沒有記下來等等,也是很有意思的。當時學生“會課”很多,大家經常發個馬扎圍在一起開會討論。那個時候,我們要學四十多門課,很多課現在不開,比如我們學犯罪對策,不僅學技術工作還學策略工作,還學法醫學、司法精神病學、司法會計學。我覺得這些課程應用性是很強的,這些課不要求你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但在工作中很實用。
1956年,我畢業留校到了民法組。那個時候,民法組分蘇維埃民法組和中國民法組。這兩個組自己的活動很多,民法大組的活動相對少一點。當時我們教研室主任是陳鐵辛,關懷教授是副主任兼支部書記。我當時在蘇維埃民法組,我們開課時數要比中國民法組多幾倍。我剛畢業就跟著唐世儒老師當助教主持討論課。這也是蘇聯的教學方法,一般是在剛畢業的助教主持下,學生一起就某個問題進行發言討論。剛到教研室的時候,我覺得民法教研室彼此之間人際關系很好,大家很團結,很少互相猜疑、打小報告。說一個事實,我們民法教研室的教師一個右派都沒有劃,我們非常注重保護教師和干部。
在“左”傾風潮中選擇婚姻法
談到如何開始研究婚姻家庭法,我覺得我是在“左”占主導地位時鉆了個空子,“趁虛而出”。為什么這樣講呢?剛畢業的時候,我也是講民法和財產法的,我們教研室編的單章教材和政法大學編的教材是當時中國僅有的民法教材。反“右”以后,課就越來越難講了,在1959年達到了高潮。當時人大普遍開展反修教學檢查,檢查教師的教學內容,不但檢查你的論文還檢查講稿,主要發動學生來檢查。我和佟柔就被包給了一個班的學生,佟柔挨批挨得不輕,我也被安上了一頂帽子。但是,婚姻家庭法部分總體來講批得不是很厲害,一個是因為學生有興趣聽,另一個也是因為它上不了那么高的綱。其他課程批得就非常厲害了,比如批民法就是搞資產階級那一套,刑法講的犯罪構成也被否定掉了。
婚姻家庭法這部分按照我們原來的課程設計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是一樣的,婚姻法的內容是民法教材的一編,后來單拿出來開一門課,講七八十個小時。將婚姻家庭法單獨開課,是我們教研室率先做的,不久以后有些學校也跟著我們做。所以說這門課不是按照專業計劃開的,而是我們教研室自己開的。有意思的是,恢復法學教育后,婚姻法這門課就當然地被保留了下來,這也算是我們教研室對新中國法學教育的貢獻吧。“文革”結束,復校以后,由于分工的關系,教研室就讓我多搞一點婚姻家庭法,所以我的主要精力也就放在婚姻家庭法上了。
我與婚姻法的不解之緣
1963年,我們教研室就出了一本鉛印的《婚姻家庭制度講義》,這是全國最早的一本婚姻家庭法教材。“文革”期間,我們被分配到北大,當時各校講婚姻法沒有教材,我主編了一本《婚姻法概論》,適應了很多學校開婚姻家庭法的這門課的迫切需要。回到人大后,第一本全國統編教材也是我們教研室編的,像《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律卷》有關婚姻家庭法的很多條目都是我寫的。所以對于法學教育的恢復和發展,我們教研室不僅在民法、勞動法上有重要的貢獻,像佟柔編的民法教材,關懷編的勞動法教材,而且我們在婚姻家庭法上也有很大貢獻,后來有了五年規劃的國家教材,“七五”、“九五”和“十一五”規劃高校法學教材婚姻法教材都是我們主編的。
另外,像法制建設、立法等方面,我們教研室也是作了很多貢獻的,我本人也有些實際工作經歷。1980年婚姻法,我是起草組成員和主筆人。上世紀末,修改婚姻法,我也參與了。像這樣的工作,我們做的還是很多的。比如《婚姻法》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經常找我們論證、合作,最近還要找我們去論證即將出臺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三)》。我們教研室在民法、勞動法、婚姻家庭法的地位是當之無愧的。
雖然我們教研室的婚姻家庭法在全國公認是占主導地位的,這是沒有爭議的,但將來怎么樣不好說。我們應該要考慮到學科建設的后續發展問題。現在很多年輕老師,知識更新、更廣博,但還是要更好地發揮團隊的作用,像我們老民法教研室很多成果都是合作的,單干有單干的好處,但必要的時候還是要合作。所以要真正繼承和發揚我們好的傳統,使學科建設一直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