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兄弟
“我的出身是不太好的。”芮老先生開門見山。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出身”一詞有兩個解釋：其中一個是“指個人早期的經歷或由家庭經濟情況所決定的身份”，另一個是“舊時指做官的最初資歷”。
“出身”是個歷史性概念。這個問題曾經長期困擾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兒童，都在“階級路線“的名義下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在諸如參加政治組織、就業、參軍，尤其是在升學問題上，人們因為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對于不少人而言，他們的歷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罰的根源，而且還禍及三代，兒子孫子們也要終生承受其罪孽的負擔。
芮沐先生190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南翔鎮，祖籍浙江吳興。在接受筆者采訪時（2004年7月17日上午），剛剛過完九十六歲的生日，臉上還殘留著高齡老人連日來活動量過大的疲憊。
如果除去本文的中心“學生時代”，芮沐的執教生涯早在1938年執教重慶中央大學法律系就開始。以1949年劃界的話，芮沐先生的學術青春是在舊中國度過的，應該算是一個“舊法人員”了。而對于舊法人員，在新中國成立后必須要有一個改造的過程。
在改造中不可能不提及“出身”，難怪老先生開門見山。
“為什么不太好啊？”筆者問。
“我的父母都是商人。過去都是大家庭嘛，我的父親排行第三，他的父親和他的兩個哥哥主要是販賣江西的紙張（到上海去），因此呢，稍微接觸一些文化。盡管跟文化有點關系，但實際上這就是商人。父親他們兄弟三個，從浙江吳興轉到上海的南翔鎮，再從南翔鎮到上海市。……因此我父輩本身是販賣紙張，——過去的生產的紙是在江西，從江西再販賣到大城市。所以說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他們是資產階級。通過剝削江西一帶的造紙的一些小農民。”芮沐說。
“過去造紙很艱苦的，要用一些化學品，當然我不清楚了。反正他們就是從江西一帶的造紙小手工業者手里販到大城市，這個就是資產階級，我的出身就是這樣。”
芮沐按照父系的脈絡，將自己的出身劃分到資產階級類別。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資產階級無異于是反動派、是人民群眾對立面的代名詞。這種出身在建國后是要付出很大政治代價的，未知芮沐先生如何躲過此劫？
“那么您能否講講您母親的情況？”筆者問。
芮老耳朵有點背。略微沉思后，芮老說：
“中國過去舊社會對婦女不太重視，她的情況我記不太清。恐怕我的母親是海寧人，我記不太清了……不過大抵也是資產階級。我的父親是從浙江吳興烏鎮來的，我本人出生在南翔，——上海旁邊的一個小鎮。”
芮沐先生還介紹了他的兄妹：
“兄妹八個，七個兄弟，只有一個妹妹，最小的，現在還在上海。我大哥出生時便畸胸，氣管不健全，由于肺病很早就去世了，在我留學法國期間。”
“我二哥嘛，也是個病人，他到上海一個學校的運動場去踢足球，被菲律賓人拿著粗棒子一棒子打殘廢了。我的二哥比較迷信，從此以后呢，他就認為自己活不長了，他就覺得自己一定會死于非命。在街上看到別人打架，他喜歡調和……”
“這說明他的人緣不錯嘛？”筆者插言。
“我二哥為人很斯文，喜歡調和。結果在我上大學的時候，被菲律賓人的拳棍打殘，下頜打爛了。過去上海是很亂的。”
關于他的二哥被菲律賓人打殘打死一事，由于芮沐年事已高，語焉不詳。大體據他回憶，是在上海街頭看到別人打群架，因此過去居中調和，后莫名其妙被打，故意乎過失乎均在所不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件事對于芮沐上大學后選擇學習法律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此是后話，暫且不表。
需要贅言的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經是租界遍地。史料記載上海自古為海邊漁村，春秋為吳國地，戰國時為楚國春申君封地，宋設鎮，始稱上海。
上海于1927年設市，那年芮沐剛好19歲，剛剛中學畢業。人文學者李天綱在最近出版的《人文上海》一書中指出，“檢查上海人的意識，其中有來自江南和全國的小市民意識、士大夫意識和農民意識，也有從上海租界里學來的西方市民意識”。芮沐的身上理應有這種氣質——
“我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里，”芮沐習慣性地重復這句話，“父母年輕，不知道小孩子應該怎么照管，大哥肺病，二哥家里沒人管他，他自己去跑，被人打死了，盡管與他沒有關系，——人家打架他去調解，誰打死他都不知道。”
如同他的父親在父輩中排行老三一樣，芮沐在家里也是排行老三。
“那么輪到我是第三個。我小時候出生在南翔，祖籍在浙江吳興，父母都在上海做生意，家里沒人管，保姆老是抱著。小孩子他要活動的吧，因此就老哭。一哭就更是抱著，越抱呢就越哭。一直到了五歲，這么大的小孩還抱著，不舒服啊，老哭。哭也沒辦法，父母年輕也不知道怎么對付，保姆也不知道怎么辦。后來母親就讓保姆送到我父親那里去。這樣子我就進城了，五歲就進城了。”
這就是芮沐“農村包圍城市”的過程。
按照生理學常識，五歲應該是一個多少有點記憶的年齡，但這種記憶肯定不會再清楚點。這樣的話，上海邊鎮南翔給他留下的印象應該不多，關于這一點芮老沒有多說。
農村包圍城市
“我一進城就呆在紙行。（那里）都是男的，沒人管，就在紙行里樓上樓下地隨便竄。到了冬天，那時候上海很冷，手都凍爛了，我的父親就用牙刷來刷手指。都凍爛了還要用牙刷來刷，多痛啊,”芮沐回憶此似乎還有余悸，并因此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父親不會管小孩。這樣我到了五歲，該怎么辦呢？只好往學校送了。于是我就到了浦東小學。那時身體不好，父母也顧不上管我，家里只能每天讓保姆送馬奶到學校給我當早餐。”
筆者困惑：“馬奶？”
“那時也沒牛奶，只有馬奶。家里每天送馬奶送到學校。小學就住校，那么小的孩子只能住校，也沒人管，對不對？后來母親也到了上海，叫保姆每天從家里送馬奶。”
“您那時候愛學習嗎？”筆者問，以筆者的年齡和經歷，懂得上小學時愛學習或者學習好是頗為受寵的。
“那時候太小了，很多事情都記不清楚了……”芮沐說。
“小學念了幾年啊？”
“可能有四五年。”他告訴筆者，他上小學就住宿了，他上得是上海浦東小學。
筆者探問：“很小就住宿了，那很不容易啊。”
“那當然不容易。”，芮老說，“那時上海已經是開放社會了，所以才有可能保姆給我送馬奶。那時也沒有幼兒園什么東西，所以很小就上學，因為放在家里沒人管。”
“浦東小學一方面離家比較近，一方面是城市里本地的學校，不是租界里的學校，那時上海已經有租界了。”
“您在學校學習用不用功？”
“小學嘛，哪兒知道什么用功不用功。就是花點錢讓人家管。那時上海城南唯一有住宿的小學，所以父母管不了，就往學校里面送了。”
對于一位九十多歲的老翁來說，回憶小時候的經歷的確要費很多精神。
芮老深深地陷在沙發里，據他的愛人講芮老那么大的年齡，身體應當還算可以，沒什么大毛病。
“他身體非常好，醫生說他是自然衰老，器官都沒有問題。他年輕的時候就喜歡運動，踢足球、游泳、騎馬都玩得很好，還會擊劍，他還是足球隊的隊長。”芮老夫人說。
但即便這樣北大醫院也專門給他們配了醫生，每周都要過來幾次。筆者在芮老書架上的醒目位置，看到兩張便箋，上面記的是北大校醫院院長的聯系方式。
中學時代
“小學畢業以后，我就直接進的教會學校。我住在城南，是法租界，中學是在英租界上的，楊樹浦，一個教會學校。”
“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已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比較好一點的學校都是外國教會學校。我讀的中學叫馬克密林中學，在那里呆了不久，中學里的一個同學，比我年齡大，要轉到法國的教會學校，就到了圣房記。我從小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長大，你們根本想象不到。”芮沐說。
近代中國的教會教育在民國初年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變法維新之后，西式教育逐漸獲得士大夫階層的認可。1900年，清政府宣布外國人在內地設立學堂“亦毋庸立案”，為教會辦學提供了便利，在20世紀初期的興辦新學熱潮中，教會學校受到了廣泛歡迎，進入告訴發展階段。1879年美國圣公會在上海創辦的圣約翰大學事最早的教會大學，在20世紀上半頁，中國共有14所教會大學，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伴著教會教育的發展，教會中學也發展迅速：基督教中學1914年為184所，1922年達291所。全國基督教所屬學校的學生，1912年為13.89萬人，1916年為18.46萬人，1920年達24.5萬人。1920～1921年度，天主教所屬的學校的學生為14.43萬人。
芮沐即是這幾十萬中學生之一。
芮老的愛人告訴筆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上學，一般外國人都看不起中國學生的，好在芮沐從小功課就好，老師都喜歡。
“上中學的時候還住校嘛？”筆者問。
“也是住宿的，……”芮老話音未落，他愛人插了一句，“外國人辦的學校全都住宿的”。
芮沐接著說，“英國教會學校馬克密林離家太遠，后來轉到圣房記，是法租界的，法國兄弟會辦的。馬克密林是基督教，圣房記是天主教。”
必要指出的是，這里說的兄弟會，并不是類似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地下會黨組織，而是宗教組織內部的一種機體。
“那您上中學時的課程是怎么設置的？”筆者問。
“都是文的，沒有理科。在馬克密林上學時，每個禮拜天所有的學生都要去參加教會活動，唱贊美詩。”芮沐說。
他愛人插言，“每個租界的教育不同，在英租界就講英國的文化，法租界就講法國的文化”
芮沐說，“中國學生那時除了周末做禮拜外，接受的宗教的教育也不是很多是吧……”
芮老夫人介紹，那時的上海中國沒有自己的學校，要不英國學校，要不就是法國學校。
“那個時候家里只是希望他念得好一點，就送進外國學校去，只是后來我們才知道那叫教會學校。”她說。
“我十三歲小學畢業，嗯，和現在差不多，也是6年制。”芮沐告訴筆者。
“那您中學畢業時應該是19歲了？”
“沒有那么大了，那時候我們上學都沒有那么大年紀的。功課好的可以跳班”，芮老夫人糾正了一下，芮沐接著說道，“……總之一句話，一直到19歲中學畢業，前面都是在教會學校。”
按照芮老愛人的說法，中國人都有在實際年齡前面加上“虛歲”的習慣，芮沐中學畢業時應該正好是18歲那年。
芮沐中學畢業那年，正好是1927年。
考入震旦大學
“我只有小學是在中國人自己的學校里上的，中學是在教會學校念的，那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嘛，因此學習基礎比較差，沒有考上復旦大學，那時只有復旦大學是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芮沐說。
李天綱在《人文上海》中是這樣介紹復旦大學的：“1905年由馬相伯創辦的復旦公學，從徐家匯遷到江灣，當時馬相伯利用他和淮軍出身的兩江總督周馥的舊關系，借到吳淞提鎮行轅，即清朝吳淞守軍的指揮部，作為大學校舍。幾十年里，這所學校一直是私立的，隨以文、法、商科出名，但經濟狀況一直不是很好。”
“復旦大學沒能錄取，只有到震旦大學。因為震旦大學講法文……”芮老夫人說。
震旦大學（現址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是中國教徒馬相伯獻出松江泗涇3000畝良田做基金，另外還獻出盧家灣15畝地做校園，由耶穌會士于1909年在這里建立的中國天主教的最高學府。李天綱在《人文上海》中指出，“因為嚴格的訓練，該校畢業生在中國的醫學、法律、工程和文學界能力最強，占據突出地位。
“那您為什么選擇法律？”
“年輕人嘛，總有一點愛國心情，看到中國當時的情形，認為法律能夠救國，”芮沐說，“因為在租界里受人家的法律管制，心中不平，把法律當成一種（解救自己的）工具”。
“那您上大學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和法律有關的案子啊？”
“有啊，有啊，我家里就有這樣的案子啊，我二哥被人家打殘，要和人家打官司啊。可是人家是是菲律賓人，說跑就跑走了，跑到租界里就抓不到他了。因此，我家里找律師來打官司……”
芮老夫人插言，“你要和他打官司，就要用他的法律。”
“中國人受了租界的欺負，要聽租界的話，打官司都要經過租界。中國人的老辦法是找熟人，那不行。”芮沐說，當時學法律是他自己的意愿。
筆者提起了會審公廨。
會審公廨（mixed court）是外國列強侵華期間在中國租界內設立的審判機關，與領事裁判權的擴大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二者的出現是中國司法主權喪失，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標志。
1864年，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提議在租界內成立一個中國法庭，審理除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僑民為被告人以外的一切案件，而凡涉及外國人的案件，外國領事均可派員觀審。同年5月1日，上海道與英美領事館會同英副領事開庭審理租界內的案件，創立了“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五年后，該法庭被正式改組為會審公廨。按照雙方簽訂的《會審章程》，公廨“管理各國租地界內錢債、斗毆、竊盜、詞訟各等案件”，“凡有華民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準其提訊定斷”，“準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仗以下罪名”。
芮老夫人說，“會審公堂實質上就是一個聯合法庭嘛。但也要看國力的強弱的”
“中國當時的學校不重視科學技術，過去的大學實際上都是文科大學，不重視理科，不像現在這樣。”芮沐說，“法律可以救國這是資本主義思想，西方國家的。”
“當時上海沒有共產黨的理論，也沒有馬克思主義，在農村才有毛澤東思想。我從小就生長在租界，很少與外界接觸，所以感到一片茫然，連國家的觀念都沒有。看到外國人用法律產生了感性認識，”芮沐告訴筆者，“法律救國的思想是后來衍生出來的，可不是感性認識。”
芮沐回憶，在震旦大學課程設置是按照法國的做法來做，依靠法國的法律系統，沒有理科，而且看學生都是中國學生，還有一些中國人做教師。
“那些中國老師都很差勁，能講法文就行。”芮沐說。
芮沐甚至記不清在震旦呆了幾年。
“有三年吧……”芮沐說。
“三年啊？三年就大學畢業了？是四年吧？”芮老夫人糾正。
“是四年，這個時間都是和現在一樣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小學六年。”
游學歐洲
“震旦大學畢業就直接去法國留學了嗎？”
“（對普通中國留學生來說），那還是要通過考試的。”芮沐說。
“考試難度大嗎？”
“早就忘了……”芮沐說。他夫人補充到，“他從小功課就好，考試對他來說都不難”。
“我出國沒經過考試，因為我是教會學校的，沒必要經過考試。”
芮老夫人告訴筆者，他是很有語言天賦的，在法國讀碩士期間就學習德語，幾年后到德國留學時已經通曉德文。解放后，蘇聯專家來中國傳授經驗，他又開始自學俄語，可以閱讀俄文原著。他的拉丁文是在上中學和大學時，教會學校里的神父教他的，神父看他聰明就教給他拉丁文、意大利文。可惜的是現在我們國家幾乎所有的小語種都有了就是沒有拉丁文，都荒廢了。
“你到外國去，外國的學校都是敞開大門的，誰都可以去，只要付學費就可以。你得自己念。在法國巴黎大學，歐洲所有國家的學生都可以來啊，他管不了，怎么管啊，只要你考試合格就可以。”芮沐說。
“碩士學位您是研究哪一個方向的？”
“不分科……”
看到筆者給他照相，“你給我照相得給我付錢的”他說，“這是21世紀最大的發明之一，還有手機、電腦。你能夠解釋手機為什么全世界都可以聯系上嗎？”芮沐問筆者。
“聯網怎么聯啊？”
“……”
“你要能回答清楚就可以得一個博士學位了。”芮沐幽默地說。
“那您的碩士論文是研究什么的啊？”筆者追問。
“關于中國文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值得研究……”
“在德國讀博士期間研究什么？”
讀完碩士之后，芮沐認為已經沒必要再留在法國。他認為法國的文化清楚、明確，法國人的腦子也不聰明；相比較之下，德國的文化深邃。
“具體的方向那要自己定啊，根據你的思維水平，興趣愛好……”芮沐告訴筆者當時德國的教育制度。“我的博士論文評價很高，導師給我贊揚了，不評分，分優良”。
1935讀完博士回國。
“我還有個大學沒告訴你呢 ，她開的大學，家庭大學。結婚65年了……”芮沐指著相濡以沫的愛人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