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從蘭州大學到廈門大學再到中國政法大學、去國外進修、在澳門工作、赴青海掛職，輾轉學途，萬里游歷，生性喜歡遠游的米健，一路走來，風光盡收，碩果累累，平凡的人生也因此變得豐富多彩。
往事并不如煙
也許，50年代出生的人注定要被一段艱苦的歲月打磨，但他們對理想的追求從來都是單純而執著。
1975年4月，18歲的米健帶著理想主義情懷，來到甘肅省武威縣插隊落戶。他挑水磨爛過肩膀，赤腳趟過冰河，因斷糧餓過肚子，喝過人畜共飲的池水，但他懂得了什么是困難，懂得了如何從容面對人生的苦難。
在那一代人中，米健是幸運的。1977年12月，米健參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于第二年春天如愿走進蘭州大學學習歷史。那時，喜歡古典文學的米健一心想當個作家。“我覺得歷史可以為寫作提供更加廣闊深厚的知識和思想背景。”學習的過程中，米健對希臘羅馬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進而又發現了羅馬法這個全新的知識天地。米健開始自學法律。“我近乎單純的夢想是將來做一名律師，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和為民請命替天行道的法律俠客。”當時的羅馬法就像一個引子，將米健帶進了法學的殿堂。1981年米健考取了廈門大學法律系羅馬法專業的研究生。
那是一段自由自在學習和享受生活的美好時光。廈門大學美麗的校園，銀色的海灘，藍藍海水和陣陣海濤，米健至今記憶猶新。“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如父輩待我的導師李景禧和胡大展先生，使我不僅學到了如何為學，還學到了如何為人。”1983年，通過導師胡大展的安排，米健和另外兩個同學來到北京，分別在張晉藩、張希波和曾憲義老師家中學習中國法律史，在林榕年老師家中學習外國法制史。這種類似讀私塾的學習方式，讓米健更是終生獲益。
1984年，結束了廈門大學的學習生活，米健走進中國政法大學，和著名法學家江平一起為本科生講授羅馬法，繼續著他的羅馬法情結。很快，1987年，米健和江平教授合作撰寫的《羅馬法基礎》一書，就以其獨到的研究方法和豐富的內容在法學界產生影響。米健開始在年輕學者中嶄露頭角。事實上，羅馬法只是米健向更廣闊的法學領域拓展的一道橋梁，這樣小的一方天地無法讓他滿足。
腳踏中西文化
在現代中國文壇，米健最推崇魯迅和林語堂。“魯迅的深刻犀利和民族責任感，林語堂的超逸灑脫和人格獨立都令我佩服。在治學上，魯迅的‘拿來主義’和林語堂的‘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一直被我奉為治學的最高境界。”
在米健看來，一個好的學者不僅要有人文關懷，更要有人際境界。所謂人文關懷就是對社會、對民生的責任感，所謂人際境界就是要有超越民族國家，放眼人類社會的胸懷。二十多年的法律之旅，米健始終在追尋一種大氣且通達的學術胸懷。無論是在國內教學研究，還是出國進修或在境外工作，他都有意識地在東西方文化的廣闊視野下，追求縱橫東西，通達古今的治學境界。
1988年，米健遠赴德國進修，開始了他與西方先進法律文化的第一次最親密的接觸。1991年10月，米健前往澳門，以中國法律專家的身份直接參與澳門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十幾年來，他又先后多次到德國、瑞士、意大利和日本等國家以及港澳地區進行學術訪問和講學，吸納古今，博采眾長，一步一步向著自己的目標靠近。所以，不難理解，為什么米健的學術研究會涉及羅馬法、比較法學、德國法、澳門法、民商法和司法制度等眾多領域。他提出的侵權行為歸責原則兩元制的觀點，“民事法律行為”命題的謬誤及有關法律行為理論的誤解，都曾在學術界產生影響。如今，米健早已成為比較法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所論證的從比較法到共同法的必然性正逐步被更多的人認同。
不能否認，德國法對當代中國法的表現模式和發展走向起了決定性影響，兩次赴德國研習法律的米健因此又增添了一份使命感，要讓中國法學界更多地了解德國和西方法律制度。于是，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資助下，由米健領銜主持的系統翻譯德國法學名著的浩大工程開始了。自1998年以來，這套“當代德國法學名著”叢書已經翻譯出版了15本，其中包括德國民法總論、歐洲合同法、行政法學總論，這些法學專著堪稱當代德國乃至歐洲法律界公認的法學經典，被學界譽為近些年來翻譯質量最高、規模最龐大、選題最精深的翻譯叢書。謝懷栻等翻譯的《德國民法通論》更是不同凡響。
在澳門，米健的具體工作是協助其民法典的中文翻譯。米健不僅參加了《葡萄牙民法典》及其他諸多法律的中文翻譯工作，還負責組織策劃編寫了澳門歷史上第一部中文法律著作《澳門法律》。與此同時，米健和他的同事共同翻譯出版了德國比較法學名著《比較法總論》和英文的《比較法律傳統》。離開澳門后，米健又推出了有關澳門民商法律制度的專著《澳門民商法》以及內容更為廣泛的論文集《澳門法制與大陸法系》，至今仍是大陸和澳
門有關澳門法律制度的代表性著作。“澳門三年中我做了一些值得自己回味的、對個人人生和澳門社會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那段時期，米健迎來了學術上的又一座高峰。
“我花費了許多精力研究外國法律，但從來都是盡量使之能夠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用之于中國的法學與實踐。”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思索，2001年9月，米健參加了支援西部“博士服務團”，遠赴青海，擔任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一年的法官生涯，讓米健感觸最深的是，理論不應該僅僅是對理想的勾畫，而是能夠用于實際、改變實際，使實際逐步接近理想的思想方法。這種全新的體驗讓米健的學術研究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
人生就是選擇
“幾十年中，我不斷面臨選擇，不斷作出選擇，它們都影響到我的人生發展。每次選擇都意味著一次新的人生拼搏。”
1990年，米健接到澳門政府的邀請，沒有想象的欣喜，相反卻陷入了深思。時值澳門回歸前夕，參與澳門法律本地化，無疑是參加一項歷史性的工作。但當時他已經報考了江平老師的第一批博士生，還要協助江老師進行“外國法律文庫”的翻譯項目，去澳門就意味著與博士終生無緣。當他向江老師征求意見時，江老師非常支持他接受邀請，江老師說，去澳門的機會只有一次。江老師這種寬容大度的胸懷，令米健至今心存感激。“我在學術發展上最大的遺憾就是不得不放棄已經考完的攻讀博士的機會。”
1995年，米健又不得不面對去留澳門的問題。選擇留下，就是選擇了非常舒適的生活，但在當時由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和北京的治學環境無法相提并論。選擇離開，就意味著要放棄豐厚的薪水，放棄地處澳門高尚住宅區的居所，同時還必須作好思想準備去接受政法大學的筒子樓和低得多的薪水待遇。無疑，米健必須在學術與金錢之間作出選擇。在猶豫了幾個月的時間后，他最終選擇了離去，在學術與金錢之間，選擇了學術。金錢的誘惑已經無法將他打動，“這也是我在當前物欲橫流的社會氛圍內，能夠平心靜氣讀書治學的原因所在。”
去青海高院掛職也是米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選擇。2001年夏天，兩個選擇擺在他的面前，是應邀去澳門某大學做副校長，還是去西北青海掛職。選擇前者，可以重返澳門做些事情，而且收入很高；選擇后者，去邊遠貧窮地區，收入還會降低。“但我還是選擇去了青海，盡管家人或旁人有不同看法，但我自己認為這是符合我人生信念的選擇。”
的確，就像米健所說的，“每次選擇都意味著一次新的人生拼搏”，1996年，米健從澳門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不久，在學校支持下成立了澳門研究中心。該中心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前做了一系列非常有意義的工作。1997年，米健又一次到德國進行專題研究，“當代德國法學名著”叢書得以醞釀、誕生。1999年，中國政法大學建立了德國法研究中心，2002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德法學院，米健挑起院長的重任，全身心投入。
2004年10月，由中德法學院主辦的《法律全球化與共同法發現》大型國際研討會在北京隆重召開，研討會會聚了來自中國、德國、日本以及臺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眾多一流的法學專家。這場中西方法律文化碰撞與交流的盛會，正是對米健多年來孜孜以求的治學境界的最好注釋，也是他希望在更廣闊的法學天地中縱橫馳騁所付出的努力。